“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来龙去脉:严正拒绝“诱惑”

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

文 |魏建功

本文原发于《文艺报》1956年第19期

一九二二年秋季开始,我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在这一学年,我选修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史课程。在听讲以前,心里早已向往鲁迅先生。那时候我们不断地读过先生许多言论著作,主要的像《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晨报副刊》上陆续发表的《阿Q正传》。这些言论著作对青年的教育启发很大,感染力很强。他对旧社会的事物分析刻画,显豁而透辟,把形形色色的真相揭露得无可隐饰,字字句句打在青年人的心坎上,引得我们严肃振奋的心情焕发起来。鲁迅先生指引着我们,正如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一想起先生来,就感到真是他肩住黑暗的闸门,放我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来的,今日也真正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了!这是我终身的怀念。

小说史课程到这一学年,鲁迅先生在北大已经是第三度讲授。这时候先生的讲稿《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写定,第一次排印本就是我们这一年的讲义。现在记起,这年刚上课第一章讲义还是用油印印的。序言第二段说明编写的缘起: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重点是我加的——功)

先生自己恐怕说话别人听不懂,所以编这部讲义,讲课的时候并不是“照本宣科”。先生讲课多半就了讲义上的论点加以发挥补充。例如我还记得的,讲第二章《神话与传说》的末了的第二例“紫姑神”,他就提到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问题。总之,先生讲课的精神跟写杂感的风格是一致的。我们那时候听先生讲课,实在是在听先生对社会说话。先生的教学是最典范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他为着自己的理想,整个精神贯注在教育青年的事业上,我们就幸福地当面受到他伟大思想的教育。

鲁迅先生讲话是有高度艺术的。他自己说“不善言谈”,其实并不。只要跟先生听过课或谈过话的朋友,我想会有同感。先生对很多青年讲演或对个别青年谈话,都令人感觉十分亲切。大家常说,鲁迅先生讲话能使一座皆笑而自己依然镇静。这是语言艺术的效果,当然小说史课堂上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先生说的是普通话,是带有浓厚绍兴方音音色的口头语。他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吐字,是那么安详,是那么苍劲。我把读先生的文章——现代汉语典范的书面语所感觉到的那样锋利,那样坚韧,联贯到一起,真有说不出的一种愉快。

小说史上课时间排在星期二上午第三、四堂,教室在沙滩红楼西北角上,四楼或三楼记不清了,每逢星期二上午第二堂还没有下,就有赶来听小说史的人等在教室外面走廊里。赶来听课的朋友像在新潮社工作的李荣第(小峰),在歌谣研究会工作的常惠(维钧)和在宣武门外晨报馆编副刊的孙福源(伏园),他们多半坐在最后面。我因为是本系选课的便利,坐号牌上正式有名,取得一个最好的坐次:第一排第三号。虽然每星期翘盼着听讲小说史略,倒不担心没有座位,这坐次还是鲁迅先生认识我的标志。

那时候大学里上课,不由教师点名,注册组的工作人员按照坐号来查堂。师生之间如有直接往来,才可以认识。鲁迅先生对我倒是从坐号跟人对照起来认识的,这就要谈起一段故事。

打开鲁迅先生的日记第十二册第二页看,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四日星期日记里有一句:“夜风,寄伏园稿一篇斥魏建功。”这篇稿子就是《看了魏建功君的以后的几句声明》按照先生收集杂文的时序,这篇文章该收在《热风》或《集外集》里,但是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唐弢同志编《鲁迅全集补遗》才收录了。唐弢同志的《编后记》说:“我看这两篇是先生故意删去的,理由是‘暂时的误解’。……”他引先生的《集外集序言》里自己说明收集文章时的态度的话,有这样几句:

也有故意删掉的:……或者因为本不过开些玩笑,或是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

这的确是“暂时的误解”。误解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北京大学二十四周年纪念(那年起初误算作二十五周年,后来发现错误,将错就错叫作“二十五周年成立纪念”),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纪念会,纪念会上由北大戏剧实验社社员演出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写了一篇《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鲁迅先生译载在伏园编的《晨报副刊》上。爱罗先珂先生文章里针对了我们话剧里男扮女装来演出的事实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参加在同学们组织的实验剧社里,就写了一篇辩解的文章,题作《不敢盲从》。由于我年少好胜,意气用事,想不通爱罗先珂怎么能看见我们做猴子学优伶,同时燕京女校同学以女扮男又不见怪,我把辩解的真实话弄成尖刻失态的言语,对爱罗先珂进行了人身攻击,对一个残疾诗人失去应有的同情,先生因而写了这篇斥责我的稿。跟鲁迅先生文章同时发表的有许多短篇点滴的意见,是伏园们写的,他们给我都有很大的帮助。

鲁迅先生对我严厉地申斥说:

临末,我单为了魏君的这篇文章,现在又特地负责的声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我当时觉得先生所讲的正是爱罗先珂文中这样说过的:“中国的年青的男女学生们,难道并没有力量敢将唾沫吐在那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弄脏了戏剧的真艺术的老年和少年们的脸上,而自走正当的道路么?”便自己以为不是这种少年而不再争论。那时写文章只是对爱罗先珂,连带说到先生,毫无怨怼先生的意思,但是我竟未能向先生诉说,我想只有抱着一向对先生私淑的心怀和悦服虔诚的听讲的态度来回答先生。我的文章一月十三日发表,先生的文章十四日发表,十六日、二十三日、三十日一直下去,每星期二的小说史课,我堂堂不缺席。这样经过了好久,伏园曾经告诉我过鲁迅先生就从我虔诚地听讲感到往事是“暂时的误解”,并且鲁迅先生经过伏园们指点小说史教室里我的坐次,大约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下半月就认识了我的面貌。我跟先生见面,作为及门升堂的学生要在较后了。

唐弢同志的《鲁迅全集补遗》的《编后记》是切合事实的:“这在当时是轰动古城的论争,魏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他们后来很接近。”我对先生一直是抱着私淑的心怀和虔诚地学习的态度,回忆先生给我们的光和热,所有跟他接触的青年都感受得到。先生《自嘲》诗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特别体会深刻,正是由于我们很接近,因而很了解他的这种精神的缘故。也不记得何时何地我跟先生开始谈话的,一开始往还就是我拉着先生支援我的工作,答应到我办的黎明中学去教课。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里,我们有几个人发起开办了黎明中学,那时的新学书院(英帝国主义分子办的)的同学们大部分转过来了。这个中学一开办就有四百多学生,高初中年级俱全,校址设在北京西城丰盛胡同。我负责办教务,就请鲁迅先生担任高中的课,讲小说。我请鲁迅先生担任课是很匆促的,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晚上首次进见,先生邀了伏园一起去,九月七日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再去了一次。当我提出请求,先生没有游移,满口应允,九月十日就到黎明中学上课(见日记十三)。总计这时期先生担任教课的学校共有北大、女师大和中国大学三个高等学校,又加黎明中学,以外还有一个大中公学,每周讲授的时间就得十小时,交通又不方便,一出门就是半天,事实上十小时等于五个半天。一个星期几乎去了一半,这些光阴都是鲁迅先生为了广大的青年花费的。不但讲授,还照常写作、翻译、替青年审校稿子和编辑报刊如《莽原》《国民新报副刊》之类,往往夜以继日地工作。正在同时,这年八月里先生因北京女师大事件被章士钊非法免职,先生跟“正人君子”们进行坚决斗争,更费了许多心血。尤其令人感动的,现在细按一九二五到二六年先生的日记了解了先生的健康情况,先生为青年累病了!他一面严重地病着,一面严肃地工作,当时人不知鬼不觉绝口不提一个“病”字。二十八日我去见他,记得跟伏园我们三人谈话内容大半谈的这个问题,先生说要对章士钊进行行政诉讼,那时北洋军阀政府下面被免职的“属僚”对骑在头上的作威作福的“上司”不可能进行这种诉讼的,但是鲁迅先生做到了,三十一日日记记着:

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控章士钊。

谁知九月一日起,到次年一月五日日记不断记“赴山本医院诊”,四个多月凡二十三次,恰恰在这一阶段,我就把黎明中学讲课的事烦劳先生加重了负担!固然黎明中学在先生热情支持之下,对大部分脱离英帝国主义分子奴化教育的青年是起过很大的鼓舞作用的。我在不久之后离开黎明中学,先生也就辞职了(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记)先生每星期四下午到黎明中学上课,我们一定见面一次,并看不出来他是在病中,可是我看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先生给母亲的信里一段话:“男 发热躺了七八天……,大约是疲劳之故,和在北京与章士钊闹的时候病的一样的。”一对照日记才恍然明白先生病情之严重。

从前读到《热风》末了,看见《身热头疼之际》的附记,总以为是先生的一种讽刺,因为《热风》出版的时候正是女师大复校斗争激烈的时候,就穿插联系来领会先生的战斗精神了。现在想来,先生的坚韧顽强,疾病痛苦,虽不能堪,只记下一笔而绝口不言,固然可以赞叹;尤其令人感动的,身热头痛的时候,竟还照常写作,并且谨严地做着编纂工作。《热风》就这样在先生跟反动势力和缠扰的病痛做内外交错的坚决斗争里编订的。

大约是先生将要离开广州回到上海的时候,刘半农先生托静农从北京去信征求同意,想给先生进行接受“诺贝尔奖金”的活动。他复静农: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吧。(一九二七,九,二十五,《影印书简》页七)

刘半农托付静农这件事我还在场,这一件事情的发动是由于瑞典人斯文赫定的关系。斯文赫定名义上是个瑞典地理学家,实际上是在我国大西北做侦探工作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学者”。他曾经在蒙古新疆一带单独地进行过若干次的旅行,就在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当儿,他又通过瑞典公使向北京政府交涉,要做飞渡蒙古新疆沙漠地区的“科学考察旅行”,那时国内正是大革命前夕,北京政府是保护不了本国主权的。斯文赫定的要求被留在北京的大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文化人士听到了,就像当时政府表示了意见:要做科学考察旅行必须有中国学者参加,否则不能允许他的要求,这样就成立了一个“西北科学考察团”,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是对斯文赫定谈判的负责中心,担任该职务工作的就是刘半农教授。这个团的组织情形不需要细说,只要读斯文赫定自著的《长征记》就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改变态度接纳中国学者参加的了。这斯文赫定是用阴谋手段的老手,拿瑞典诺贝尔奖金的华冕来取悦中国学者是一份现成的人情,刘半农向先生动议就是斯文赫定给他谈后的事。这一段经过回想起来,鲁迅先生的回信不仅仅表示自己的谦虚,实在还严正而又坚决的拒绝了帝国主义阴谋分子斯文赫定的“诱惑”。我们并没有更多地知道鲁迅先生这时候对刘半农是怎么看法,但从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先生写的悼念《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看,先生是“爱二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所谓“近几年”,我想谈“诺贝尔奖金”的时候,恐怕已经渐在开始了,商谈接受奖金的时候有人提梁启超,而半农是愿意推荐鲁迅先生,先生信里提到梁启超,当是静农叙明动议经过,先生从而答复的。由此可见半农对先生,这时候还很好。但是先生说,半农居“要津”以后,他就不满意了。管西北科学考察团虽非要津,可能是所谓“履霜坚冰至”吧。先生悼文最后这样说了:

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从这一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鲁迅先生的为人,看出他对朋友的深挚的爱护,和当朋友(如刘半农)走向倒退时,他的深深的惋惜和愤怒。从这里也可以映照出鲁迅先生高大的人格和品行。

我们已经到了宽阔光明的今天,为了创造更美满的明天,还得赓续着先生的方向,继承先生的精神,努力前进。

本期编辑 | 丛子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