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坛经》的经历曲折

2009年的一天,和同事一起对馆藏文物再次进行清点摸底,打开了书画库馆藏的册叶装普通古籍:敦煌本《坛经》奇迹般再现了。

原来,旅顺博物馆早年整理库藏时,由于装帧形制不同,将这件缝缋装的《坛经》与其他卷轴装的敦煌佛经分开,它与册叶装的普通古籍在一起,静静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局调拨旅顺博物馆藏敦煌遗书,它因藏处不同而留了下来。渐渐地,人们误以为它已经佚失。

《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南宗创始人惠能的传法记录,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被尊崇为“经”的佛教典籍,全名为《南宗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坛经》形成于唐代中期,后世广泛流行。

敦煌遗书中共存有五个《坛经》写本,其中较早引起学者注意的是英国图书馆藏S.5475号,此件为册叶装,首尾完整;其二是国家图书馆藏BD04548号,抄写于《无量寿宗要经》背面;其三为国家图书馆藏BD08958残片;其四为敦煌市博物馆藏077号,也是一个首尾完整的抄本。而最早发现且经历最为曲折的,为旅顺博物馆藏本。

1900年敦煌遗书被发现后,逐渐引起世人关注。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俄国奥登堡考察队等纷纷涌入,掠走大批珍贵文物文献。旅顺博物馆本《坛经》,就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掠获品之一。

1911年10月5日,大谷探险队队员吉川小一郎到达敦煌。次年1月26日,另一队员橘瑞超也到达敦煌。他们在敦煌停留到2月7日,两人一同离开,带走了500多号敦煌遗书。这些文献运回日本后,大谷光瑞组织人员在他的别墅二乐庄进行编号、登记、分类、拍照等整理工作。

1915年,因西本愿寺内部矛盾,大谷光瑞辞去法主职位,大谷收集品也开始分散。1916年大谷光瑞移居旅顺,将大部分藏品带到了旅顺博物馆的前身——“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51年,中国政府从苏联手中接收旅顺博物馆,博物馆组织人员清点整理馆藏大谷收集品,发现有些敦煌遗书找不到了。缺失的敦煌遗书中,就有此件《坛经》,人们都认为该件遗书已经亡佚。

离开敦煌学界视野半个多世纪的敦煌本《坛经》重现于世,迅速引起敦煌学、佛教史研究者的极大关注。2010年6月12日,此书收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6947),可以说是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最有价值的古籍之一。旅顺博物馆迅速组织专家进行整理,于2011年出版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一书,刊布了全部图版,并作了详细校录。

旅博本《坛经》共有52页,105折;前部抄写《坛经》,后部抄写《大辨邪正经》。从校勘价值上说,旅博本《坛经》与此前学界倚重的敦博本相比,文字更优,弥补了许多缺失,是五个敦煌本《坛经》中文字脱漏讹误最少的文本。

旅博本《坛经》书末有“显德五年乙未岁”纪年题记,显德是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的年号,这一纪年清楚表明此书抄写于958年。旅博本《坛经》保留了完整的缝缋装装帧形式,经文中有朱笔画的间隔符号和断句标点,对于研究写本时期的中国书籍史,也有重要的标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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