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人冯都:中国纪录片创作者需要找到自己的声音

在美国圣丹斯国际电影节,导演周兵、制作人冯都和青年导演张翀一起讨论了关于圣丹斯电影节的制作人孵化项目和中美纪录片创作环境等话题,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圣丹斯国际电影节

圣丹斯电影节即“日舞影展”,专门为独立电影人而设,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独立制片电影节。美国圣丹斯电影展由罗伯特·雷德福于1984年一手创办,由圣丹斯研究所举办,研究所由25个成员组成。圣丹斯电影节每年1月18日-28日在美国犹他州的帕克城举行,为期11天。

经过这些年的积累,这个美国本土的小电影节已成为独立制片业的重要精神支柱,许多好莱坞的新锐导演都视其为执导主流商业大片的跳板。

冯都,居住在美国旧金山和中国北京两地的纪录片制片人、编剧。圣丹斯纪录片创作型制片人2018-2019年研修生。曾获艾美最佳纪录片奖、圣丹斯电影节评委奖和美国新闻最高奖皮博迪奖等。制片作品《南京》在国际30多个电影节上获得提名奖项,担任制片人的独立纪录片《我只认识你》在2015年IDFA电影节获得广州纪录片节三项大奖和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提名。

Q&A

周兵:请谈谈圣丹斯电影节的制片人孵化项目吧。

冯都:这个项目是叫创作型制片人孵化(Creative Producing Program),已经做三年了,每年会有4到5个制片人。现在大家也在讨论这个名字对不对,因为这样就等于是分裂了制片人的职责,制片人本身一大部分内容是创作,而这部分内容其实是比较容易被低估的,但恰巧这部分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计划特别有针对性,希望大家看到制片人在创作上面的价值,还有扶持更多有创作型能力的制片人。

每个人都可以申请,从今年来看,基本上还是一些有经验的制片人。比如有些是跟我差不多同一年龄段已经做了不少制片工作的,可能在事业的发展中有一个转型期,所以圣丹斯提供了这个平台。我们中有一个做现场制片的,他想要跳到总制片人这样的一个转型,还有一个制片人是比较擅长素材调研方面的工作,他对故事的把握就很准确。所以基本上是扶持确定要走制片人道路的人,而不是说又做导演,又做制片人。而且更多还是针对北美地区的,毕竟是一个扶持北美纪录片人的项目。

还有今年圣丹斯非常关注diversity,就是指多元化、多文化,为什么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原来的纪录片行业非常的主体化,全是白人男性的声音,这也反映在了片子元素和观点的单一性,所以现在都在推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身份的人,代表不同的声音。今年圣丹斯注册的有60%不是所谓白人支配的声音,女性(执导)的比例也占40%多。

周兵:我在电影节看了3部有关中国的纪录片,越来越多的华人、年轻创作者也来参加圣丹斯了。

冯都:这是我第二次来圣丹斯,其实关于中国的片子,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每年都有。也不只局限于圣丹斯,总体上来说有才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其中一个变化是,以前进这种电影节有关中国的片子,核心创作团队基本都是外国人,可能在联合制片的层面上有中国人,比如说像American Factory(《美国工厂》)、我2007年制作的《南京》,总制片人或者导演,其实还是白人。现在大家都在关注本土人的声音,做本土人的片子了。比如做美国土著人的题材,就特别需要理解这个文化和历史的人来做,这是整个行业的一个变化。

现在的创作形势比以前要好,像原来亚美的基金会,像我们这种“亚”,他们会觉得我们走的太进去了,但现在讨论的结果是,不应该把门关的那么死。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在外面,连内层都进不去。第一层是外国人,第二层是少数族裔,亚裔,第三层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有三层。我觉得要跨进去也不容易,更不要说第二、三层了。但现在是外面的人有往里进的需求,里面核心产业的人也有往外扩展的愿望。所以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对我们创作者来说有更多的自由。

圣丹斯在全美国来说,是一个标杆、旗帜性的组织,它不光是一个投钱的机构,也是把整个产业凝聚在一起的核心机构,它面对创作者,也直接面对产业。圣丹斯不光是开放在有不同的声音,而且是开放我们对整个社会的思考,通过影片去做一些在社会层面上弥补性的讨论。它是一个凝聚点,也是一个标杆。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奥斯卡其实是对这个产业敏感性比较差的最后的一道坎,但你看今奥斯卡年提名的那几部纪录片,都是少数族裔,还有亚裔,没有白人导演,这很不容易。包括近几年奥斯卡,一年就要延展几百个成员进来,这也是他们在努力变得更多元化的一个方向。

而且不只局限于这个层面的讨论,这些反过来跟纪录片的制作和核心价值都是相关的,因为在做纪录片时,我们一直强调导演本身的观点,要有自身的想法,但如果说没有一个包容性的环境的话,很难真的去推动这个产业,而且也会影响创作的自由度。

这个行业本身就需要很多资源去帮持,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包容的环境,容许大家自由探索,那纪录片这个产业肯定不能往前发展,这对当下社会是很大的一个损失,纪录片是有它的责任和力量在里面的。

反过来我也在想,怎样把国内纪录片产业也变得更包容,这不仅是靠站在产业角度的那些人要去思考的问题,作为创作者来说,我们的态度也需要变得更开放,相互扶持、相互包容。

周兵:您对年轻的中国制片人和导演有什么建议吗?

冯都: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去了解国际的运行方式,我们中国也是在一个不同的时期,有自己的市场在慢慢发展。而我看到的普遍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市场还不够成熟,整个产业的资源还没有到一个成型的机会,所以对于年轻的创作者来说,他们是很没有安全感的。不知道怎么去发展他们的事业,没有方向,又觉得要去证明一些东西,在这样的态度下,是很难去寻找自己真正的声音在哪里,而这恰恰是核心。所以要有充分的自信去找到自己的声音,那才是价值。

整个产业的发展,是需要一个群体的自信去推动的,需要大家互相的扶持。当然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不是说我今天开始做纪录片,我就有自己的声音了。要允许创作者有这样的环境去发展、探索他的内求,而这个发展的过程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去支持的。

这个“自己的声音”就是指,你自己创作的原点、创作的语言和对创作的看法,是对你来说是是真正触动你的事。一些优秀的创作者已经有很成熟的想法了,但这些年轻人才刚刚起步,我们有有断层的情况,这个是合理的,但要有一个包容的环境,而不是打击他,那他可能永远都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了。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我觉得这条道路是重要的。

关于圣丹斯的创作扶持计划,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很多时候在国内制片人要带很多顶帽子,要对导演负责,导演有他自己想要的诉求,同时还要保证这个片子的成功,这两者之间有时候是会打架的。跟我合作的大部分导演都还比较年轻,可能他的很多诉求是要你给他答案,所以对一个制片人来说,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最难的一件事其实不是筹款,而是处理和导演之间的关系。

所以圣丹斯意识到是这是制片人普遍遇到的问题,所以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这对我来说是一剂定心丸,我可以看前进的方向,在拍摄和制作的过程中,也会有不清楚的地方,这个项目是在推动你思考,让你变得更清晰,这是一个过程。有这样一个创作的环境跟制片人碰撞,在我觉得是必要的。

张翀:您最看重导演的哪些能力呢?

冯都:刚开始做制片的时候,我会觉得某个题材或者故事很好,就会接。现在我越来越觉得题材和故事是第二步的,首先会看这个导演能不能合作,不仅是他的创作能力,还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否能沟通、契合。还有其他层面上是否能合作,甚至能不能把他当做我的朋友,是否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对片子、对创作和对艺术的理解上,是不是有共通性,当然可以有差异,但这是否可以沟通,一起找到共同点,这些都是基础。

其实国内很多导演,对制片人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晰,可能觉得只是需要一个人帮忙处理事务,这种我可能就不会接了,因为他的期望跟我想要达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我很注重导演为什么想要做这个片子,能否激发我对这个片子的认同。因为许多事情需要跟导演一起去解决,制片有时候也是一个情感方面的康复,有时候,导演可能不缺创作上的灵感,而是缺一个人拍他肩膀支持他走下去的人。

张翀:您怎么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纪录片导演,其实生存下来还是挺难的,而且做一个片子周期又长,怎样去平衡这一点呢?

冯都:大家都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反思这个行业对我来说魅力在哪?我觉得没有一个行业有这样的环境让你发展,比如说我作为制片人,要面对的是投资方、导演、电视台、其他合作者,有很多人,这就像把你放在一个放大镜上,既看到不足,也能看到前进的地方,要保持一个诚实的态度去创作。

还有包括对于问题的思考,有没有探究的兴趣或者说能力。虽然纪录片是讲故事层面的东西,可能这个故事没有人听过,但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是不是有必要把相关的片子和书,都看一看,了解现在社会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有哪些是大家没有思考到的。作为一个创作者,如何用电影的方式去弥补这一这方面,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用电影的语言去讲这个问题,要把它讲透了。

我们之前对这方面没有去思考,觉得纪录片是一个说明文,没有人觉得这个其实是需要去做的功课,所以在这个必要性上有缺失。还有另一种情况是想得太多,反而没有办法通过影像去呈现,有些片子完全看得出导演是想的层次太多,没落到故事上,比较混乱,没有视觉语言和能力来理清表达的逻辑。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东方文化、教育环境各种方面原因造成的,所以又回到原来说的,一个产业怎样去扶持,如何找到自己的声音,这些其实都是相通的。

看这届圣丹斯的美国纪录片竞赛单元的片子,影像语言还是比较单一的,还是那种营销方式,相比而言,世界竞赛单元就丰富一些。当然美国本土现在也在内省的过程当中,很多纪录片是以采访为主,可以预见到这个故事要讲什么,再落实到文案,包括trailer,都比较容易讲得清,投资方也较容易了解这部片子,也容易拿得到钱。

像我们国内的导演就比较喜欢做Cinéma vérité(真实电影)这方面,我觉得这是更有力量的东西,但恰恰是这类片子很难拿到资金,因为你需要拍更长的时间才能够知道你的故事到底在哪里,因为你的故事要依据在素材之上,而素材是要通过长时间观察积累的。所以导致很多导演全是自己掏钱,到片子快做完了,可能才有钱进来。

这是产业的问题,美国纪录片制片人联合会刚刚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creditism作为一个考量,什么样的人去拿监制,什么样的人该拿联合制片,这些全部都规范清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对创作者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帮助。现在不光是纪录片产业,包括奥斯卡、圣丹斯,credit community已经把第一步做了,第二步做的可能是叫what for community,就是规范这个片子做完谁应该先给钱,第三步就是改变投资方对片子的认识和理解。

张翀:我看到一个现象,成熟的创作者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信誉和体系,他们会越来越容易拿到钱,对年轻创作者的破冰尝试,您有什么建议呢?

冯都: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双向的,不应该只是针对年轻的创作者,而更多的是针对投资方,他们更愿意选择成熟的导演,觉得这是个安全的选择,片子也更容易成功。其实他们可以尝试承担风险,给年轻的创作者机会,这也是现在整个产业所面临的问题。作为创作者来说,第一部片子肯定是难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但是不要抱怨,你的态度很重要,态度决定结果。

相对来说美国的创作环境比中国还是要好很多,因为还有很多的孵化计划,有一个叫莱斯利·戴的华裔导演,最近做的一部关于中国人到美国生孩子的片子,他

去了很多个工作坊,所以对一个导演来说能有这些机会,肯定是有利的。这个“孵化”能帮助他对接资源、对接环境,就像有人在告诉我,这条路该怎么走,有一个方向。

我知道像周浩老师现在就在带着大家一起品片子,这种事在美国其实挺多的,像圣丹斯、很多独立的第三方基金会来做这事,但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第三方。比如在观影会之后的讨论会,就像是我们创作者小范围的讨论、碰撞,这也行,或者说在微信上开微课,反正总得要有个开头。我觉得中国还缺乏一个产业联合的组织,我们可以通过组织的层面去看国内纪录片产业的缺失,系统的去观察,针对这些不足来做工作。

张翀(一山),80后青年导演、旅行者,毕业于USC南加州大学影视人类学专业Visual Anthropology,并获得MVA硕士学位,曾Gap Year游学30几个国家。正在筹拍自己的第一部实验旅行纪录长片《漂 Floating In India》,探索“神圣”与“世俗”,“虚构”与“纪录”的边界。个人公号:来去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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