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血洗四川是真的吗?

张献忠确实在四川境内制造过大规模屠杀事件,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在屠杀人数上,存在争议。明末清初四川境内人口的锐减的原因是由天灾、人祸共同因素作用下造成的。天灾(瘟疫、饥荒、虎患);人祸(张献忠、姚黄等农民武装势力、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共同肆虐。)并不是张献忠一人之过!

一、张献忠其人

张献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忠,号敬轩,外号黄虎,陕西定边县人,明末农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是大西开国也是唯一的皇帝。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被流矢击中而死。

张献忠一生中一共两次入川,第一次是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这一次入川是形势所迫,万不得已,被明朝军队撵进四川的。张献忠也没有在四川停留太长时间,缓了一口气,又出川而去了。第二次是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关于张献忠是否血洗四川的争论,就是在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后,到1647年1月张献忠身死后这段时间内的。

二、张献忠血洗四川的史料出处

1、《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记载:“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

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

2、《客滇述》记载:“贼兵之樵采者,尽入城中,拆毁房屋以为薪。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如是半载。八月,献忠毁成都城,焚蜀王宫殿,并焚未尽之民房。凡石柱亭栏,皆毁之;大不能毁者,更聚薪烧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张仪所筑,汉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贯以铁絙,壮丽甲天下。宫殿之盛,亦不减京师。至是,尽为瓦砾矣。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

3、《蜀乱》记载:“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75万,新军23万六千,家口32万。”

4、《后鉴录》记载:“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

5、《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

正方观点看完后,咱们对各个史料挨个进行分析:

1、先说《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断代史。既然是清代官方修订的,不可避免的有为清朝统治者“贴金”,“擦腚”的嫌疑,后文我们会讲到清军入川时也有不光彩的史实,《明史》中对张献忠屠川一事的水分有多大,很难说。

2、《客滇述》是明朝遗民记载南明史事的第一手资料,尤详于张献忠和流寇的事迹。《客滇述》的作者顾山贞可能是南明的云南地方官员,该书内容大概取自明末的塘报,也就是军队的情报,在《客滇述》中作者不仅记述了张献忠等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残暴罪行,清军入川时的暴行同样有记述,由于出土的张献忠圣谕碑的内容与《客滇述》的记载完全一致,所以该书的可信度极高。

3、《蜀乱》或《蜀警录》,又名《欧阳遗书》,纪张献忠事颇详。至今犹有刻本行世。欧阳直本人曾经被抓进张献忠骁骑营内,后又被抓进摇黄部(也是明末农民起义军),辗转营中二年后逃脱。《蜀乱》中所记述的史实有一定的可信度。

4、清代《后鉴录》为清初毛奇龄编著。毛奇龄于康熙年间入明史馆参加编修明史,利用所见材料写成《后鉴录》。书中记载了明代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事迹,大抵不出《明史》范围,这本史书因为成书与《明史》关系颇深,所以在记述张献忠等农民起义一事上的不排除有粉饰当朝统治阶级之嫌,而且这种嫌疑还非常大!

5、《圣教入川记》是欧洲天主教著作,作者是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主要记叙天主教在四川的活动。其中包括明朝末年天主教传人四川的最初情形、清初四川地区教徒的概况、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天主教同道教的矛盾、同时也记载了明末张献忠制造四川大屠杀的详细经过。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是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的。由于他们都是张献忠制造四川大屠杀的目击证人。

因此他们所撰写的《圣教入川记》也应该说最具有权威性。国内长期不知此书,直到1917年上海教会的法国传教士古洛东(Gourdon)才把它翻译成中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利、安两名传教士的口述。他们在张献忠称帝那年经人推荐,被张封为天学国师,直到张献忠被清军射死都在张献忠身边。

利类思,本名布格略(buglio)。安文思,本名嘉庇厄尔玛加尔纳。(cabrielmagallaens)。需要说明的是《圣教入川记》在对张献忠与满清政权二者的态度上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说刻意贬低张,褒扬满清的嫌疑,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三、张献忠屠杀的次数与人数探究

根据以上史料记载,我们现在可知的张献忠大规模屠杀纪录,主要有四次,三次大屠杀,一次小规模屠杀。

一是1645年农历十一月血洗成都居民;二是1646年农历二月遣四路人马向成都东西南北州县“ 除城尽剿”,只要不在城内的不分男女老幼都杀光,要想活命就得入城,或迁入已经空出来的成都;三是1646年农历六月将迁入成都的百姓一网打尽,再次血洗成都。还有一次小规模屠杀,即1645年农历十二月在大慈寺(另说青羊宫)屠杀全省来应试的士子。

在关于张献忠一共屠杀了多少人的这个问题上,争议很大!《明史》称“草杀”共计“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后鉴录》也说“合计六万万有奇”,其他如《小腆纪年》、《寄园寄所寄》、《蜀记》、《续编绥寇纪略 》、《锦里新编》及各地方志等书,也大体沿用仅“草杀”大西军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

一般来说,万万的意思就是亿了,张献忠杀6亿多四川人,这显然夸张到极致了!鉴于满清文字狱的不光彩记录,不少人就认为《后鉴录》是满清用来栽赃张献忠的,屠杀四川六万万人就是明证。

在《张献忠剿四川真相》一书中,作者郑光路分析,六万万其实是60万,涉及到古代“合文”计数,如《资治通鉴》有“佛事饭僧万万人”。古代还有“衍文”计数,也跟现在不一样,这个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自行查证一番。

豆浆自身是采用的60万这个数字的,

张献忠第一次在成都“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这个卫籍军不是指纯军队人数98万,在明代卫籍就是军籍的意思,也就是军队的家属,在这98万人中到底有多少是军队家属,又有多少是成都城内的平民,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关于98万这个数字,还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但是豆浆还是决定采用这个数字,没办法没有其它数据可采纳了!)

明末四川总人口为600多万,姑且按照有史可载的这两个数字第一次98万,第二次草杀60万,(第三次屠戮成都城内百姓,及诱杀士子的数据都没有计算)158万的总数足以将张献忠钉在反人类的柱子上了!

四、张献忠疯狂滥杀的原因

按说作为一个新生政权的统治者,张献忠没有必要大肆屠戮百姓的,那么张献忠为什么要如此灭绝人性呢?

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在统治疆域内,与民众的离心离德。在1640年至1644年张献忠刚刚建立大西政权时,张献忠麾下军队的军纪是比较严明的,(1630年张献忠举兵起义,与明朝官军打了大小无数仗)从多方面的史料中,也能看出来,当时的张献忠起义军,还是受到当地民众欢迎的,张军每到一地,杀宗室子弟、杀官、杀乡绅(地主),免赋,开粮仓,也正是因为这些有益的举措,张献忠才能在明末与官军缠斗十余年!但是一切情况都在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后,发生了变化。

农民起义军由流寇式作战,变为根据地式发展,然而张献忠等人显然不具备组织生产,恢复农桑的能力,还是一味地抢掠,这样掠夺式的执政方式,随着时间的积累,让张献忠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原本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张军与自己境内的百姓们的矛盾日益激化(张军就是抢,民众又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生产,粮食越来越少,怎么办?一个杀,一个不想被杀!)

一方面是周围形势的极度恶化。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没有统一过四川全境,相反,明末清初的四川境内,堪称一锅乱粥。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这还只是清军一方面针对张献忠势力的举措。

还有其它势力对张献忠不怀好意:姚黄等农民武装势力、残明军队、地方土豪。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张献忠残暴的统治,终于是将四川境内所有的阶级都得罪个遍,内部不稳,群狼环伺。这种时局下,逼迫张献忠痛下杀手,以求稳定疆域内的统治,防止民众揭竿而起,与其它势力里应外合。

五、明末清初,四川境内人口锐减的原因

1、清军势力:

清军杀人在《客滇述》中也有记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还有康熙曾下令“就地打粮”:“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悞支给。”

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逃生。 清军中吴三桂所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吴三桂的军队在四川干了大量坏事。

如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年逾七十,淫虐无度,虏人妇女,所在地方,劫掠财贿。有不从者,即诬以罪,倾其身。宏妻姜氏,尤嗜贿利,于保宁多畜无赖为义子。凡犯一恶情理难容者,贿投姜门,问刑者即莫敢问。广(广元)、南(南江)、通(通江)、巴(巴中)、太平(万源)诸州,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税及屠者、草履、鸡子,一切诛求。生灵涂炭,怨声满路。

”康熙十五年,“吴三桂遣伪将军何德驻雅,征调烦苛,愁怨之气,酿成瘟疫,上南(即上川南)之人,死亡甚众。”“吴逆诏各州县输纳粮米运永宁军前,……有司昼夜飞催,惨苦万壮(状)。又值云南兵马,久驻保宁地方,人人思归,悉披坚逃反,连路尽遭殃害。”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到了康熙十七年,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

2、南明军:

早在张献忠死前,南明官军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拼命的反扑,残酷屠杀人民。史载,明军“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杀,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顺治四年六月,南明官军王祥部总兵王命占领顺庆,“其始也,每家给免死牌一张,需银若干两。其继也,每牛给牛票一张,需银若干两。未几,而牵其牛,掠其人,掘其粮,焚其室,胥西南之民而兵之。”

顺治六年,南明官军曹勋部驻雅州,“其兵亦不易得食,于是纠合焦英等队外掠西道,内掠雅边,豆、麦、高粱搜括无一粒。遗黎草根、木皮充腹,迨尽,僵尸满路,城乡至显设卖人肉汤锅。”故当时亦有“宁遇恶虎,不遇曹部”之谚。

3、地主武装:

地主武装也是这样,如雅州“黎神武等所为,残忍妄诞,凡有俘获及挟仇相害者,但云从贼,无不手刃之。”

这些地主武装,在其辖区内大肆掠杀人民,如顺治二年十一月,南明监建黎军范文光“驻节雅州”,“分兵劫掠”,以致“雅民剥床见肤,各星散逃去”,“又纵兵掳掠,雅安民遭害甚惨”,所以当时有“宁逢赤眉,不逢文师”之谣。在人民看来,农民起农民军(“赤眉”)比地主武装好。

4、其它农民起义及匪盗势力:

因为无人从事生产,造成粮食的稀缺,为了争抢粮食,一切仁义道德都已经不存在了。有个冯氏家族写了本《冯氏历乱录》,在书里对当地摇黄土军任意肆虐和清军开道杀人都有描写。

清军攻周时缝草便杀据欧阳直的《蜀乱》记载,摇黄军杀人,吃人之事也干不少,在一座庙里,他们抓大头的小孩,将其四肢绑住,用头撞钟,看其被撞得脑浆迸裂以此来取乐,是“更甚于献忠”。张献忠的军队是支有军纪的军队,所干之事都是有目的的,而摇黄土军就是毫无纪律的土匪了。

由此可以看出,张献忠所毒害的主要在川西一带,川南是南明和摇黄的地盘。随着清军入川,他们之间互相争夺,为了地盘和粮食,导致川南“孑遗者百无一二”。

可见从六百万人减少到8万人的真凶是清军(包含吴三桂),南明,张献忠,摇黄土军和各路强盗土匪共同所为,加上灾荒,瘟疫,虎患,人吃人,逃离等天灾人祸,才是导致川人减少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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