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李可染先生:海内外拍卖有史以来作品过亿元最多的画家

《长征》

文︱胡桂林

李可染先生去世,到今年正好三十年整了。他的大名和成就,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李可染先生的遗篇巨制,在拍卖场上连创佳绩,价格扶摇直上九万里,他是“海内外拍卖有史以来作品过亿元最多的画家”。在一切向钱看的浮华尘世里,这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引来众多看客的热捧。人往风微,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李可染先生不但没有“人走茶凉”,反而更热闹,“身后名”更大了。

从众从俗,也先从拍卖说起,资料来自网上:“2010年李可染的《长征》拍出1.0752亿元人民币,创下当时中国近现代书画新纪录。2012春拍李可染的《韶山》拍出1.24亿元,又新了纪录,之后不到一个月,创作于1964年的《万山红遍》,拍出2.9亿元,再次刷新记录。”“李可染1976年作的巨幅力作《井冈山》成交价高达1.265亿元,李可染1964年创作的《万山红遍》镜心,再次以高达1.84亿元成交。”啰里啰嗦,列举了这么多金钱数字,是不是也有“望海心”了呢?那倒不是,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那些买家、卖家的财富故事,绝非升斗小民所能想象,且不去管它。

《韶山》

《井冈山》

可以注意到,李可染先生这些过亿元的拍品,都创作于改革开放前,全部为红色经典题材。内容主要表现领袖故居、领袖诗意,颂扬革命圣地,讴歌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也是其他老艺术家,如傅抱石等,在新社会常画的题材。所谓“皇图永固,帝道遐昌”。这些红色经典作品,不但学术界评价高,在拍卖市场上也抢手热门,创造了炫目的财富神话。反观同一时期的文学家,和美术家的境遇完全不同。如巴金、曹禺、老舍等人,鼎革后也经过思想改造,以饱满的热情创作讴歌颂扬之作,在改革开放后却遭人诟病,连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提,很快就被人遗忘。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也是如今文坛寂寞、画坛火热的原因之一吧。

李可染先生出生在1907年,是江苏徐州人。原名李永顺,一个很平凡的名字,但是他有与生俱来的、不平凡的绘画天赋。他的小学图画老师认为他“其质可染”,所以给他改名李可染,可说是慧眼独具。李可染的家庭背景既不是书香门第,更非钟鸣鼎食之族,“双亲均不识字,父亲是贫农,逃荒到徐州改做厨师,母亲是城市贫民”。这样的家庭出身,按照过去的阶级斗争分类法,算是“阶级成分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家庭出身,生活压力大,社会地位低,家庭教育差,为求生计,迫切需要孩子长大后来分担家庭负担。许多各方面表现有天赋的孩子,往往就被生活扼杀了,一生碌碌无为。

然而李可染是幸运的,他虽然出身贫困,父母不但送他去读书,还包容他喜欢画画的天性。要知道,在普通人的眼里,画画是不务正业,是浪费钱的事,按常理是被严厉禁止的。可是他的父母却没有这样做,他的人生“第一任老师”是通情达理的,这是他日后成为“画坛一代宗师”的非常重要的起点。李可染童年求学时候,在“学堂上写字画画,塾师宠爱,不加阻止”,任由孩子的天性自由发挥,没有强迫打压,也没有应试教育,教育环境也是宽松的。十三岁时,李可染遇到了不摆名士架子的画家钱食芝,他的绘画天赋就这样被激发了出来,从此走上了艺术人生之路。

李可染先生无疑是画坛的天才人物,他自己并不承认,说:“我不依靠什么天才,我是困而知之,我是一个苦学派。”这是他的谦逊之德。苦学流汗,“废画三千”,也都是走向成功所必备的。他的启蒙老师钱食芝曾夸他“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应该不是溢美之词。考杭州国立艺专研究部时,从没画过西画的他,求教于一同前来报考的张眺,临阵磨枪,竟以优秀成绩考中,给他辅导的张眺却名落孙山。不能不说这是他的天赋起的作用吧。

时代的力量改变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抗日战争让他离开了家乡,他用画笔投身到全民抗战中。曾见过他画的抗战宣传画,和爬上梯子画壁画的图片。抗战后期,李可染在重庆担任国立艺专中国画讲师,埋首“有君堂”,“是时钻研传统,游心疏简淡雅”,他这时期的画追求隐逸情调,人物画都是高人逸士,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抗战胜利后,他青春作伴未还乡,应徐悲鸿之约,来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从此,北京成为李可染先生的第二个故乡。

在北平期间,他拜师齐白石,相随老人十年,成为白石老人晚年最得意的学生。那个时期,李可染的山水人物,还是以疏简淡雅为尚,以放逸恣肆为真,很受白石老人的激赏,他曾夸赞李可染的画:“若使青藤老人为之,恐无此超逸也。”当年,李可染先生年方不惑,在高手如林的画坛尚无大名,白石老人却预言:“中国画后代高出上古者,在乾嘉间,向后高手无多。至同光间,仅有赵撝叔。再后只有吴缶庐者。缶庐去后约二十余年,画手如鳞,继缶庐者有李可染。”白石老人看到的,是李可染作品里的清气、逸气、灵气和率真之气,这种天纵之才,苦学是学不来的。所以,白石老人说“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之书画可横行矣”, 可惜他未及见李可染先生后来横行天下的“山河壮帝居”的红色山水画。

1949年,对中国来说是天翻地覆之年。作家赵树理曾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写过一首诗,从中可以形象感知这个时代。诗曰:“过去谁老大,皇帝老祖宗。如今谁老大,工人众弟兄。时代一改变,根本不相同。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诗很浅显通俗,现在重读,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当年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困惑,尤其是画家,困惑更大。李可染在“有君堂”时期的隐逸闲散,自然是不行了。用现在很时髦的话说,要“与时俱进”,要“转弯子”。李可染先生回忆说:“五十年代,我几次外出写生,背着学生的画具,每天跋山涉水,行程数万里,力求创造有现实生活气息、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新山水画。”李可染先生无疑是成功的,他对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改造,否定了文人画中个人感情的表达,和过分形式主义的表现。所谓“思想一改变,笔墨自不同”,他在六十年代以后,形成了极具时代特色的新山水画风格,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祖国河山立传,从而被理论家称为“李家山水”。

1963年,老舍先生在北戴河疗养,有“北戴河赠四友诗”,发表在当年的《诗刊》上。其中赠李可染的诗,是:“牧童牛背柳风斜,短笛吹红几树花。白石山翁好弟子,善从诗境画农家。”老舍先生和李可染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他们是老朋友了。老舍先生的这首诗,写得确实好,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盛世景象。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分析一篇作品,首先要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好在那个年代去今不远,上点年岁的,或对新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1963年,正是人民公社“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不久,农村凋敝,饥荒蔓延,文献俱在,用不着多说。可见,老舍先生这个时候写的这组诗,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怀友抒情。而李可染先生在此前后,也正在画他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万山红遍》

黄苗子先生说:“可染作画有胆,而做人却十分慎重矜持。”黄先生话说得很委婉,说白了就是胆小怕事,不出风头。托天之福,这样的性格,让李可染先生安然度过了历次运动,就是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时期,和其他人如叶浅予、潘天寿等相比,也只是淋了点毛毛雨,到丹江口干校劳动,不到两年就奉命返京了。批“黑画”的时候,那已经是“文革”后期了,无论规模还是激烈程度,都已是强弩之末。据说李可染先生还是吓得“失语”,所幸很快就过去了。1973年他离开大雅宝胡同,住进钓鱼台旁的南沙沟高级公寓。可见那时的待遇还是很高的。他的老朋友老舍先生就没那么幸运,自觉跳入太平湖,解脱了。

中国画研究院成立于1981年,李可染先生是国务院任命的首任院长。那年他已七十三岁高龄,推想有关方面的人事安排,主要是借重他在画坛中的名望。因为他分量重,能压得住阵。 李可染先生恬淡自守,从不以院长自居,当年好像也没人叫他院长,他在任内,就像传说的古代圣君贤相那样,实行无为而治。因为他年高望重,大家都尊称他“李老”。有时见到他,总是面带笑容,更像一位蔼然可亲的老人。他的司机曾和我讲过一件趣事,一次开车送李可染到北京饭店,参加什么宴请。饭店门口人很多,李先生在前走,他跟在后,李可染一身褪色的旧中山服,人造革旧提包,布衣布鞋,土气。司机是西服革履,洋气,服务生连忙把司机让进门内,李先生则挡在一边。可见他生活俭朴不讲究、行事不张扬的品行。几任院长里,论名望,李可染先生最高,但是,数他最不像“院长”。

黄胄、李可染、夏衍等在藻鉴堂

李可染先生是当代画坛可以和齐白石比肩的另一座高峰,他们虽然所处的时代,走的路不尽相同,同样是名满天下的人物,这些尽人皆知,也就不再多说了。余生也晚,在李可染先生治下,也讨了几年生活。虽非桃花源里人,所见所闻,也是有所感的。这期间,画院发生了许多事件,最著名的是“二黄之争”,轰动画坛,以致惊动高层,上达天听。为此三位副院长黄胄、叶浅予、蔡若虹先后离职,尤其是黄胄先生的凄然离去,令人唏嘘。从此,画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受那次事件的影响,画院一度非常冷落,经费无着落,靠吃黄胄的老本,租房度日。1989年的一天,画院派车去文化部接有关人员,到“师牛堂”谈话,结果大家都知道,谈话中李可染先生“突发心脏病”,画坛一代宗师,就这样走了。具体怎样没打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人生如戏,逝者如斯,三十年了,一切都随风过去了。

有些人因为天分高,资本厚,很容易目空一切,自我膨胀。而李可染先生却不是这样,他曾说:“现在我年近八旬,但我从来不能满意自己的作品,我常想,我若能活到一百岁可能就画好了,但又一想二百岁也不行,只可能比现在好一点。”他刻有图章“七十始知己无知”、“白发学童”,都足证其谦谦君子的美德,他待人宽,律己严,用传统眼光看,更是位躬行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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