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

得益于诸多“教科书”性质的学术著作的推广,诸如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林剑鸣(《秦汉史》)林甘泉(《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等名家名作,均持商鞅变法施行“重农抑商”政策和秦“抑商”之说,几乎成为战国秦汉史研究的主导性观点,

在此基础上,经诸多“通俗说史者”不求甚解的传播,更在大众之中形成了压倒性的“成见”,甚至衍生出诸多文学想象,比如秦对商业的“制度性歧视”。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一个相当基础的问题就是,在《史记》、《商君书》等关于商鞅变法的第一手资料中,根本没有“抑商”之说。

至于秦对商人的“制度性歧视”,又与大商人吕不韦在秦国政坛长期执政,以及秦始皇对乌氏倮、巴寡妇清的非常礼遇等事实产生抵触,更与《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的自秦国开始关中商运的发达景象相矛盾。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的矛盾,学术界一直有秦“重商”的论断,如瞿兑之(《秦汉史纂》)何兹全(《秦汉史略》)翦伯赞(《秦汉史》),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述。

而王子今《秦“抑商”辨疑:从商君时代到始皇帝时代》(刊于《中国史研究》杂志2016年第3期)一文中对该问题的重新讨论,则是当前对秦的“抑商”、“重商”问题辨析的集合之作。

文章梳理了两派学者的观点,并指出需要依据《商君书》文本,对商鞅变法政策设定的出发点予以关注,尤其是“否定事末利”并非“抑商”,其倾向为“限商”而非“抑商”。

另一方面,强调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于关中“富饶”得益于商运的景象,实则始自秦国,而吕不韦、乌氏倮、巴寡妇清在秦国的尊崇,实则与“秦风”相关,也就是说,秦人世风,绝不“歧视商人”,反而“尊富”。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归《商君书》的文本表述,就会发现,在《商君书·去强》中明言: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

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农人、商人、官吏,是国家的三种固定职业,可见,《商君书》一样承认其职责的“不可或缺”,而非要“消灭”其中的一个,而之所以对商人提出限制,则在第二句,即农人少了,商人多了,会导致贵人(官吏+贵族)贫困,商人贫困和农人贫困,等于是”三官“皆贫,国家必然削弱。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静态的社会模型,即将三种职业的人群总额想象为“固定值”,”贵人“的数量相对恒定,而农、商的人数则必然此消彼长,而”贵人“的收入来自于”农人“(或称官吏治下百姓)也即得自基于农民人身义务的”直接税“,”农人“减少,其收入减少,”贵人“的收入自然也就减少,而”商人“数量增加,竞争加剧,也一样会陷入贫困,究其症结,就是”商人“过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模型中存在一个逻辑bug,即农民少了,为什么农民会贫困?

这个问题的解答,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复杂的:

上述模型中的”贫“的概念,基于社会角色的”货币化收入“,由于农民与商人在交易行为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当其农业产出减少时,市场总供给减少,而需求不变,则需求市场价格提升的获利部分,全部被商人”盘剥“,农民反而要面临其他生活需求产品的”提价“,进而被物价”割韭菜“,从而导致贫困。

另一种,则是简单的:

此处的”农“,并非个体的”农户“,而是已经”被偷换概念“的”农人“,通俗地解释,假设单个农户产出为1,100个农户总产出则为100,如果总人数减少到80,则”偷换过概念“的”农人“总产出仅为80,所谓的”贫“,即在于此。

结合上文中”三官“的概括,可以肯定,此处的”农“,只会是第二种简单的解释,这种”整体论“的思维,在先秦诸子的表述中并不少见,简言之,即混淆群体概念与个体概念的区分,把”阶层“、”职业“虚拟人格化。

其实,在当代仍旧有不少人这样思考问题,只不过得益于经济学的发展,我们终于知道,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商品流动的效率提升,一样能够让个体的”农户“收入提升,社会分工的复杂化,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进而让”农人“群体收入提升,即”不贫“。

当然,《商君书》不是这么理解”经济“的,它的着眼点,往往是经验化的人性,比如《商君书·算地》说道:

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

翻译过来就是重用擅长《诗经》、《尚书》的空谈游说之士,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而蔑视本国的君主;重用隐逸的名士,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热衷指斥君主之是非;重用勇士,民众就会争强好胜而无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民众就会轻浮好动且喜欢迁移;商人生活安逸而且坐享暴利,民众就会依附于他们而议论君长。

如果上述五种人被国家重用,田地就会荒芜、军队就会削弱。因为喜欢空谈的人的资本是一张”利口“,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高志“,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

这些人以四海为家,资本随身携带,一切靠自己,就要依托外势以变现谋生,如果他们挟带强悍的本事归附私门,哪怕像尧、舜这样的上古圣王也难以治理。故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就能建立功业,显名后世。

这段话,其实信息量很大,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出版)一文中指出:

最后两类人即是工与商,法家和儒家同把他们看作社会上的寄生虫。

儒家如何看待”工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是,《商君书》中将”禁止五种人“视作汤武旧制,确实非常有意思,至少从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制度体系来看,这”五种人“确实是被牢固地束缚在”国“的范围内的。

而结合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社会管制思维,相对于战国时代关东盛行的解脱人身束缚的”游士“文化,强调对各行业、各阶层的”强“人身束缚的秦制,确实有明显的”复古“意味。

再深入探究以上的讨论和思维方式,”靠谁吃饭“,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因为”五种人“都是”靠自己吃饭“的,就是国家和制度的隐患,看重他们,就会导致国家和君主的权威削弱,那么,就会导出两个选择:

1,消灭这”五种人“;

2,让这”五种人“靠君主吃饭。

这就涉及到前文中”禁“的概念,是”禁止“还是”控制“?

从《商君书·算地》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

以刑罚“禁邪”,“禁止”的是“邪路”,也就是“游离”、“自由”,“农商官”三个职业的社会职能,根本不可能被禁止,只是要“控制”在君主手中,让他们“固定”在秦制之下,各安其位。

这一点, 祝中熹在《秦史求知录》中早已指出:

细审《商君书》诸篇,有些主张目的在于抑制商贾势力的膨胀……但均未超越危及商业生存的底线。

简言之,商鞅变法从未以“消灭工商”作为目标,对商人群体的“抑制”,与其说是对这个社会角色的“歧视”,毋宁说是对其“体制破坏力”的恐惧,秦制对于商业的约束,更是寻求“管制”和“削弱”的过程。

通俗地说,你必须“被管起来”。

《商君书》中,提出具体的“抑商”措施的,只有《垦令》一篇: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对于这五条,郑良树在《商鞅及其学派》一书中简单总结为:

第一,商人不得卖粮;

第二,提高酒肉价格;

第三,废除旅馆经营;

第四,加重商品销售税;

第五,商家奴仆必须服役。

这之中,第四条的翻译并不准确,关和市,实属两个税种,前者为“过境税”,后者为“市场交易税”,征收的原则不同,结果倒是一样,即交易成本提升,只能在销售价格上转嫁给农民,则使农民对商人不信任。

不过无论如何,《商君书》确实提出了一系列的“抑商”措施,虽然是与对“高爵”、“官吏”和“游士”同列,至少说明曾经有这么回事的理论探讨。

不过,这是不是说明商鞅变法就已经施行了这些政策呢?

答案是否定的。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中有如下记载:

廿五年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棄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婦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來,叚(假)門逆呂(旅),贅壻後父,勿令為戶,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後,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慮贅壻某叟之乃(仍)孫。魏户律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叚(假)门逆旅,赘壻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殽。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魏奔命律

这是两条被秦人沿用的魏国法律,一条是“魏户律”,一条是“魏奔命律”,颁布时间应为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此后被录入秦律沿用,也就意味着秦国律令,此前并没有类似的规定,所以在这之后,照搬了这两条“魏律”,一直沿用到身为秦吏的墓主人死去,一并带入了墓中。

换句话说,相关规定,在商鞅变法(前356年—前338年)到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之间的100年间,在秦律中并不存在,或要“轻”得多。

“魏户律”的条文翻译过来就是,百姓有离开里邑居住郊野的,这也说明魏国的户口管理也是基于“邑”的聚落,“邑”之外即“野”,也就是“脱籍”,而入人孤寡和徼人妇女,意思是男子入居孤寡之家和谋求人家的女性成员,对应的抛弃自己的“本户”而进入他人之户,即“后父”、“赘婿”。这些行为并非国家的旧例。

所以,自今以后,“叚(假)门逆吕(旅)”和“赘婿后父”,都要在户籍上予以惩罚,不允许其单独立户,也不授予田宅, 子孙三代之内禁止入仕,直到三代之后才允许为官,并且还要在其户籍上标明,“故某虑赘婿某叟之仍孙”。

在“魏奔命律”中的条文则对上述“歧视”的理由说得很清楚,翻译过来就是:

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在百姓中带头不耕种劳作,不修治家室的,寡人(魏王)实在看不上,要把他们都杀了,又顾虑他们的宗族兄弟,所以,把他们派到军前,将军不必怜惜他们,杀牛飨士的时候,给他们三分之一的饭吃就够了,不要给他们肉吃,攻城的时候哪里需要就派到哪里,哪怕是填城壕也行。

这两条律文结合在一起看,有巨大的信息含量。

先解释下,“魏户律”中所谓的“仍孙”,乃“七世孙”,见《尔雅·释亲》:

己之子为子,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晜孙,晜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云孙之子为耳孙。

也就是说,上述人群,三代内不得为吏,七代内必须在户籍标明为“赘婿”之后。

由于其余几个身份,也是律文规定的并列主语,也就说,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都是一样的待遇:

1,不许“立户”,不授予田宅,也就是说,“立户”=“授予田宅”;

2,三代不得入仕;

3,七代内要在户籍内表明祖先“特殊身份”。

4,战争动员后,即发“奔命”时,要入军中成为“待遇缩水”、“送死优先”的军人。

学术界对于“赘婿后父”的指代对象,争论不多,“叚(假)门逆吕(旅)”却有着诸多的解释,有解为“商贾、旅馆”的,也有解为“在旅馆借居的游民”,还有解为“里闾外居住的游民”的,各种观点各有依据。

三解个人倾向于简牍整理小组最初的解释,即叚(假)门=商贾之家,逆吕(旅)=私营旅馆。

主要根据是《汉书·爰盎晁错传》的记载:

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

“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这个格式为《汉书》照录的晁错对策原文,具有相当高的可信性,因为晁错对策的时代距离秦朝不远,对策的对象是汉文帝,不谈细节只谈原则也就罢了,如果关于秦朝制度的细节描述不实,就属于典型的自讨苦吃。

也就是说,秦朝发“谪”,第一顺位的是“有罪吏”,紧跟着就是“赘婿”和“贾人”,之后是本人“曾经有‘市籍’者”,再往后是父母、祖父母曾有“市籍”者。这当然是秦国和秦朝对“商人”施行身份歧视的证据,但如果只认识到这一步, 这书就白看了。

“赘婿”和“贾人”作为没有违法的“良民”,在法律地位上只比“犯法吏”高一点,两者的同列,也就意味着,叚(假)门=贾门=贾人的可能性极大,再结合《商君书·垦令》中的说法,“废逆旅”、“商贾少”是同等概念下的“好事”,也在侧面印证“叚(假)门逆吕(旅)”并称的合理性。

而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就是《商君书》中很多议论性的篇目可能确实代表着商鞅的思想和目标,却不代表商鞅变法的实际内容,也就是说,“说”和“做”是两码事儿。

当然,像《境内》这种制度性描述,而非《垦令》中“如果这样做,则‘草必垦’”的句式,则更具现实意义。

所以,“魏户律”和“魏奔命律”的条文,至少告诉我们,在商鞅变法后的100年间,秦国对贾人的管理,并没有达到如上的严苛,更没有达到《商君书·垦令》中期望的“完美形态”。

但是在秦昭襄王五十五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睡虎地秦墓墓主死去),上述律文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法律,通行于秦国、秦朝,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着“秦制”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而是不断吸收关东六国“管理创新手段”的动态体制。

要理解秦汉的“商业”地位,就必须搞清楚几个概念,包括“商贾”、“贾人”、“市”、“市籍”,前文中,我们浅尝辄止地谈及了秦律自“魏户律”、“魏奔命律”中可能继承了对“贾人”、“逆旅”的身份歧视,而这种“歧视”并非始自商鞅变法,而是“东风西渐”的结果。

那么, 在商鞅变法前后,秦国的商业发展是一个什么状态?

相关的资料有限,描述的景象,却与我们基于《商君书》的议论而想象出的“抑商”景象大不相同。

秦献公七年(前378年),“初行为市”。

这个“市”的初设,不是说秦国之前没有商品经济,而是说“东方意义”上的由政府管理、控制下的市场,不存在,所以才要初设。

秦献公十年(前375年),“为户籍相伍”。

又是一个初创,在此之前,秦国并没有施行“什伍”编户的户籍制度,等到这位在魏国流亡多年的落魄公子回国后,才终于从关东国家学到了这一套。

而“编户齐民”恰恰是由“封建国家”向“吏治国家”迈进的重要里程碑,即国家管理制度的变革,所以何炳棣先生才提出了“秦献公改革强秦”的观点。

“市”的设立,发挥的作用类似,即将整个国家的商业交易行为纳入控制范围,核心点即在于“控制”。

正如《韩非子·奸劫弑臣》中所描述的: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核心问题即“君废法、臣服私”,也就是主弱臣强,而秦献公终结了秦国长期的内乱之后,开始与“臣”争权,整个进程,一直延续到了商鞅变法的时代,才算基本完成任务。

这之中,对于商业利益的争夺,正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非一般人所理解的,秦国商业过于落后,恰恰相反, 秦国一直存在着区域商业中心。

见《史记·货殖列传》:

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卻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秦文公、秦德公的国都雍城,地处要冲,恰能沟通陇西和巴蜀的特产,因而“多贾”,也就是商人众多。

秦献公迁都栎阳,北通戎狄、东通三晋,所以也有很多“大贾”,也就是大商人。

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定都咸阳,后被汉朝继承为首都,长安及诸陵县属于四方辐辏之地,交通枢纽,地方小而人口多,所以,当地百姓更积极参与末业的经营。

这段记载中,特别强调了雍城、栎阳“多贾”、“多大贾”,时间均在商鞅变法之前,而商鞅变法之后,吕不韦、乌氏倮、巴寡妇清的存在就不多说了,只看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说:

必秦国之所生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後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

珠玉、美人、良马、金锡、丹青、首饰、绢缯、锦绣,全部来自于秦国之外,其来源自然只能是通商交流,从结果上看,至少在秦始皇刚刚拿下吕不韦的时代,秦国的商业交流仍然异常活跃。

过往的讨论,往往将商鞅变法和吕不韦下台作为秦国前后两个“商业繁荣时代”的断限节点

即自秦文公至商鞅变法之间,秦国的商业活跃,之后施行了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依据是《商君书》的相关言论),沉重打击了商业和商人。

直到大商人吕不韦执政,又开始了放宽政策(依据是《吕氏春秋》的相关言论),秦国的商业和商人再次活跃。

等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贾人”南征,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重农抑商”时期。

借此解释《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与其“重农抑商”论断的矛盾,而这是典型的“削足适履”

因为商鞅变法的举措,根本不存在什么“转折点”,见《史记·商君列传》对其改革措施的记载: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这些政策之中,与商贾有关的,仅有两处:

1,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2,平斗桶权衡丈尺。

后者统一度量衡,一定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分歧在于前者的断句究竟是对商业有利还是有害。

过往常为“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也就是说,“事末利者”与“怠而贫者”是并列关系,然而,“事末利”应该与前句“僇力本业”的作用相同,属于行为描述,而非指代人群的名词主语。

即“事末利及怠”+“而贫者”,翻译过来就是,因从事“末业”以及因“怠惰”而致贫的人。

对此,《史记·索隐》的注释是:

怠者,懈也。周礼谓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盖其法特重於古也。

也就是说,《周礼》中对于“怠而贫者”本身就有收入官奴婢的规定,也就是说,对于“贫民”,因为你穷,官府就有天然的“权力”把你全家都贬为官奴。

而所谓的“怠惰”,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逻辑参见《韩非子·显学》:

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

翻译过来就是,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却受穷的人,要么是奢侈,要么就是懒惰,“事末利”自然是“求侈”,而怠、惰本来就是一回事。

总结一下,你可以“事末利”,但是你不能穷。

事实上,秦律中明确有对“贫民收孥”的条款,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可(何)谓人貉?谓人貉者,其子入养主之谓也。不入养主,当收;虽不养主而入量(粮)者,不收,畀其主。

人貉,其实就是贫穷的“非人”,他的儿子没有资格继续做自由民,必须去给人做奴隶奉养主人,否则会被没为官奴隶;不去奉养主人而能给国家纳粮,可以不没为官奴隶,只将其交给主人。(于振波,《简牍与秦汉社会》,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P19~20。)

“贫穷”是一种可量化的状态,“事末利”是一种职业、一种行为,除非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彻底消灭整个私营商业,全部由官营包办,但是这个推导,又与秦代简牍的实际案例抵触(见下文)。

那么,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把存量的所有“职业贾人”(事末利者)全部收孥抓捕,此后,秦国再无“职业贾人”;另一种是自始至终就没有过“收孥事末利者”的时代。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影响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社会,处于一种“全民经商”、“万众发财”的“求利”躁动之中。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和放马滩秦简中,保存了一种特殊的文书,名为《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流行于当时社会中下层的一种用于推择时日、预测吉凶的日常生产、生活手册,其功用,通俗地说,类似于今天的“黄历”。

一个非常颠覆常识的事实是,这本“黄历”中的记载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往想象的图景,那就是秦国的商品货币关系相当活跃,根本不是什么“万籁俱寂”的图景。(见施伟青《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在《日书》中商品多称为“货”、“材”、“资货”:

结,是胃(谓)利以出货,不可以入。

房,……出入货及祠,吉。

[轸],……可入货。

货门,……入货吉

亢,……可入货。

氐,……出入[货],吉。

阴日,……入材,大吉。

作阴之日,利以入(纳)室,必入资货。

除了以上为例的大量关于财产出入的记录之外,《日书》还有专章详细记载买卖奴隶、猪、狗、牛、马、羊、鸡的吉日和忌日,还有买蚕、卖蚕的吉日。

也就是说,在秦人的世界里,“买卖”、“贾市”是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比如:

须女,祠、贾市 、取(娶)妻,吉。

卯(昴),……贾市,吉。

市良日,戊寅、戊辰 、戊申戍,利初市,吉。

斗,利祠及行贾、贾市,吉。

至于更直白的,则是获得“金钱”,比如:

金钱良日。

凡人有恶梦,觉而择(释)之,西北乡(向),择(释)发而驷(呬,音xi),祝曰:`纟皋(皋),敢告(尔)宛奇,某有恶梦,老来之,宛奇强饮食,赐某大(富),不钱则布,不(茧)则絮。

以上的记载,很清晰地展示了秦人的价值观,绝非提着人头满世界乱砍或是只知道低头躬耕的“愚戆”之人,反而是对金钱、财富无比渴求的“趋利之民”,甚至于做了噩梦后,祝祷的“吉利话”都是给我“财富”,要么就是钱,要么就是布,要么就是蚕茧,要么就是绵絮。

更有趣的精神世界,在《生子》篇,对于后人的期待中,也有所展现:

戊戍生子,好田野、邑屋。

庚寅生子,……男好衣佩而贵。

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剑。

按照“利出一孔”的理解,秦人应该都“好”爵位,“好”田宅,“好”贵,而非“好”富,可在《日书》中,却复杂得多,还有“好女子”、“好家室”以及“好乐”等等,还有更详细的对未来的预测:

辛巳生子,吉而富。

乙未生子,有疾,少孤,后富。

丙午生子,耆(嗜)酉(酒)而疾,后富。

宇多于西南之西,富。

宇多于东南,富。

井当户牖间,富。

这里的预测依据很多,有生孩子的时间,有盖房子的户型,乃至于井的位置,都指向了一个期望,就是“富”,而《日书》中其他的记载也说明,在秦人的意识里,富和贵,并不是一回事:

云门,其主必富三渫(世),八岁更,利毋(无)爵者。

凡宇最邦之高,贵贫。

前一个说到的是一家子可以富“三代”,还要利于无爵者,也就意味着秦国哪怕无爵也能富过三代,有点反商鞅的意思,而贵贫,是说身份高贵却贫穷,也让所谓的爵赏相称,成了笑话了。

恰恰是这样的秦国制度,才能与秦简中比比皆是的以金、钱“罚赀”、“赎刑”的律条相匹配,正是社会生活的商业化、货币化程度极高,才能让秦国治下的百姓和官府,有足够的货币财富来“润滑”整个以金钱计价的行政管理体系。

这方面的律条和讨论,在前文中三解已经提及过多次,此处就不再赘述,回归到秦国商业的问题上,一条对于秦国“贾人”来源的关键记载,也在《日书》之中:

庚寅生子,女为贾。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庚寅日生孩子,如果是女孩,就会做“贾人”,也就意味着秦国的“贾人”并非职业家族世袭,而是编户良民的子女也能做的,这样,上文中《日书》中提到的“行贾”、“贾市”也就无比清晰。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编户民都可以从事“贾人”的活动,而不存在一个特殊的“贾人”阶层,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市籍”。

这个事实,《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中记录的两个案例足可作为旁证:

一个被整理者命名为《芮盗卖公列地案》;

一个被命名为《识劫(左女右冤)案》。

这两份卷宗都非常长,案情也比较复杂,就不全文引述了,《芮盗卖公列地案》的大概情况是:

“芮”(人名,爵位:公卒)将其与“材”(人名,爵位:大夫)非法占有市场中的棺列,私自卖与“方”(人名,爵位:士伍),后因反悔而发生官司。

《识劫(左女右冤,下文以冤代)案》的大概情况是:

“冤”(人名,女性)是“沛”(人名,爵位:大夫)之免妾,生四子后,沛向乡人宣称“冤”是其后妻,却没有办户籍变更手续,在“沛”死后,“冤”之子继承户主和爵位,由“冤”做监护人并替儿子申报了财产,缴纳赀税。

不想,“沛”曾借出68300钱和布肆、舍客室各1处,“冤”不知情,申报时漏报,“识”(人名,爵位:公士)敲诈“冤”必须把布肆、舍客室给他,否则便揭发她,“冤”就范转交后,又告发“识”敲诈。

这两个案件中,“冤”的亡夫“沛”为大夫爵,“材”也为大夫爵,“沛”生前拥有布肆和舍客室,也就是布店1间和旅店1间,并曾赠予“识”20亩稻田和牛马,而“材”则与“芮”共盖“棺列”也就是棺材铺,同时,“材”和“芮”的妻子都已经领受了“棺列”,也就是说,“材”家庭名下有一个棺材铺。

“沛”和“材”均为户主,且有大夫爵位,可以肯定是编户民,却在“市”中拥有店铺做买卖。

此外,这两个案例中还透露出一系列的信息:

1,市场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以可以任意征用剥夺“市列”的土地,而“材”申请商铺土地的时候,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为“受”,类似于编户民的“受田”,这个“受”还有资格限制,“隶臣”也即男奴不得拥有;

2,“受”列之后,不得重复受同一行当的“列地”,而且是以家庭为单位,不允许重复授予,但“冤”家可以拥有两个店铺,说明不同行业可以同时授予;

3,“受”列之后,商铺用地可以转赠,也可以转卖,只是价格要由政府部门“市曹”给出市场参考价;

4,政府对市列规划有明确的规定,会画出不同区域供不同行业集中管理。

也就是说,“市”是由政府集中管理、规划的“商业区”,整齐划一地排列行业店铺,而对应的所有者,却不是“有市籍”的贾人,推而广之,秦国的“市”的经营交易,从来不是“贾人”垄断的地盘。

不仅如此,在秦简所见的商业交易法规和司法案例中,很难找到“贾人”、“市籍”的蛛丝马迹,结合上文的事实可知,最大的可能就是,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根本没有“市籍”,也没有专职的“贾人”阶层,秦人都可以“行贾”和“贾市”。

真正搅乱我们认知的是,大量存在“贾人”和“市籍”的记载的是西汉时代的史料,所以有不少研究者想当然地依据“汉承秦制”,想象回溯秦代、秦国也是一样的制度。

过往,学界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秦汉“市籍”是覆盖所有“商人”群体的户籍类型,比如朱绍侯和陆建伟都认为是针对“所有”商人,“市籍”代表着在“市”中的交易资格,没有“市籍”的人也就没有交易的资格,甚至推而广之,认为商人的“市籍”与平民的“户籍”一样,是集中居住、集中管理的依据。

即“事末利者”=“有市籍者”。

然而,无论是上文中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收录的发生在秦王政十八年的《识劫(左女右冤)案,还是《史记·平准书》的记载都明显与此结论相抵牾:

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

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

《汉书·武帝纪》“初算缗钱”条下也有注释提及:

臣瓒曰:《茂陵书》:诸贾人末作贳贷,置居邑储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

翻译大义是,在“算缗令”施行之前,“贾人”是要缴纳“缗钱”的,所以沿袭不变,只是其他从事“商业活动”的“诸贾人”,具体来说,就是含几类人,“末作”是手工生产商,“贳贷”是借贷钱财取息的金融商人,“卖买”就是流通中间商,而“居邑稽诸物”则是囤积商品的批发商,所谓“居邑”则是编户齐民才居住在“邑里”中,“市井之人”则专指“市籍”家庭。

以上这些人以及因商获利的人,哪怕没有“市籍”,也要向官府申报货物资财,缴纳相应的“缗钱”。

《平准书》后面又强调了“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不得“籍名田”,也就是不得按律授予占有田宅,既然贾人中存在“有市籍者”,也就意味着存在“无市籍者”,而“算缗令”只是规定了“商业行为”需要缴纳缗钱,却并未强制其转入“市籍”,也就意味着,这种“田宅歧视”仍旧只针对汉帝国从事商业行为的群体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综合起来讨论,也就意味着,在汉武帝“算缗令”下之前,从事商业行为的有两个群体:

1,“贾人”有市籍者;

2,“贾人”无市籍者;

梳理一下文字,结论是:

1+2=汉武帝“算缗令”下之后财政意义上的“贾人”;

1=汉代法律意义上的“贾人”。

也就是说,在汉朝的制度体系下,“市籍”也不意味着交易许可,“良民”或者说“编户民”一样具有进行商业交易行为的权利。

那么,汉代的“市籍”作用是什么?它又是何时出现的?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归“贾人”词汇的本义,因为在先秦语境下,“贾人”与“商人”实为两个职能群体,见《说文·贝部》:

贾,贾市也。从贝襾声。一曰坐卖售也。

“坐卖售”的意思即在市场中从事交易的“坐商”,另见郑玄注《周礼·天官·太宰》“六曰商贾,阜商货贿”条:

通物曰商,居卖物曰贾。

也就是说,走南闯北互通有无的“行商”在先秦称“商”,在市场中固定交易的“坐商”在先秦称“贾”,而《商君书·垦令》中说到的“重关市之赋”恰恰是分别取自“商”和“贾”。

进入秦汉语境,“贾人”不再仅限于“坐商”,也有“行贾”之说,但是“市籍”既然是一个户籍门类,在编户齐民体制的前提下,本质上,必然有一个“地著”,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户籍所在地”,这也是一切管理的基础。

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简牍中有齐国法律《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五《市法》,其中提到:

2441……利之市必居邑(守·五)

2066……也市啬夫使不能独利市邑啬夫……(守·五)

2353……职于肆列间(守·五)

大义是,市场经营者必须集中居住在“邑”中,而“市”是和“邑”并列的经营区域,由市啬夫管理,邑,由邑啬夫管理,做买卖的地方在“市”的“肆列”之间。

非常有意思的是,“邑”、“市”、“啬夫”、“肆列”,都是秦汉简牍中常见的名词,可见,战国时代的秦律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列国都有类似的东西,只是看有没有保存下来罢了。

如果上溯制度根源,到周代的“四民聚居”,这一套体系就更是渊远流长,而其管理的细节,列国也更是大同小异,无非是居住地管理和经营地管理两种,不过相对于《齐市法》,已知的秦律和汉律并未见到对商人居住地管理的条文,而主要是在“市”的交易行为的规范

据《秦律十八种·金布律》:

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擇行錢、布者,列伍長弗告,吏循之不謹,皆有罪。

这里最有价值的是“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也就是市场上的经营者,在商铺从事“贾市”业务的人和官府派出的“吏”,市场的基层管理者则是列、伍长。

某些论著中,即将“贾市居列者”中的“贾”当做“贾人”讲,进而引申秦国已有专门的“贾人”。

根据《秦律十八种·关市律》:

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詬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

可知,秦的官营“作务”也就是手工业制品变现,即为“官府市”,就是在“市”上卖东西,要求收钱必须投入钱罐中,必须由“市者”看着投进去,否则要罚一副铠甲。

这里的“市者”的“市”当买卖交易讲,就是个动词,也就是买官府产品的客户,而当名词讲,就是市场的工作人员。

另见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

金布律曰:官府为作务市,受钱及受赍租、质它稍入钱,皆官为詬,谨为缿空,耍毋令钱能出,以今若丞印封詬而入,与入钱者叁辨券之,辄入钱詬中,令入钱者见其入。月壹榆缿钱,及上券中辨其县廷;月未尽而詬盈者,辄榆之。不如律,赀一甲。

此处的律文说明,“令入钱者见其入”,也就是“买官府商品的客户”看着钱投进钱罐里,说明,这里的“市”当“买卖交易”的动词讲,也就意味着“贾市”本身就是一个动词,也就是“到市场上交易”的意思,而非“贾人市”,所以“贾市居列者”本身并不能等于“贾人”,而是在“市场上有店铺、摊位的坐商”。

这条律文同时解释了上面《金布律》中“官府之吏”在市场上怎么经营的问题,另据汉初的《二年律令·市律》:

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赃)为盗,没入其所贩卖及买钱县官,夺之列。列长、伍人弗告,罚金各一斤。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

明确区分了列长和伍人是两个职务,上面还有啬夫,以及吏主者,基本上可以视同于编户齐民管理中的里正和伍老,乡啬夫等管理序列,也就是说,市列的组织,是与编户齐民一样严密的。

而从其他材料来看,秦汉的“市”实际上受双重管理,一套是市啬夫系统,一套是亭长系统,前者追缴租课,后者负责治安和交易纠纷,乃至于收取大宗交易的“质钱”抵押等等。

而律文中的违法行为,则是“市贩”偷偷隐藏了交易,不申报“市租”,其罪行等同于“盗”罪,要处以没收贩卖货物及交易收入的惩罚,并要夺其“列”,可谓重罚了。

这种规定,也可见秦汉财政管理的一个常态思维,即为了节约管理成本,允许你“自占”,可却依托“什伍编民”的基层组织编织“告密网”,并进行严厉的连坐,如果揭发出犯罪事实,官府财政所得将远超法律规定的“租”,可谓稳赚不赔。

《齐市法》出现在银雀山汉简之中,已经说明了其对于西汉的特殊意义,但是,在管理思路上,《齐市法》明显继承的是《周礼·司市》中记载的“邑中为市”、“四民聚居”的路子,也就是说,“市”很特殊,“市人”也很特殊。

秦《金布律》和汉《市律》以及前引案例都明显表明,对于经营者的身份并不在乎,甚至“市列”作为专门的交易场所,可以被“非市籍者”所拥有,那么,西汉“市籍”的特殊管理意义就让人疑惑了,可以说是非常“拧巴”。

那么,“有市籍者”是不是一个专门的税收单元?比如只有“有市籍者”才缴纳市租?

答案也是否定的。

《史记·索隐》解释:

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租。

在《里耶秦简》8-454号简中收录的地方官吏考核项目中,没有“市租”一项,却有“市课”一项:

课上金布副 园栗 县官有买用钱/铸段(锻)

桼(同漆)课 采铁 竹箭

作务 市课 水火所败亡/园课 采金

畤竹 作务徒死亡 赀赎责(债)毋不收课

池课 所不能自给而求输

以上的“考课”项目,正好对应拆解了《史记·平准书》中的记载:

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

山、川、园、池、市井是来源地,但是作为“收支”记录,性质却完全各异:

租税类:园课、池课、市课,漆课

特产生产类:园栗、畤竹

矿业生产类:采金、采铁

手工生产类:作务、铸段(锻)

特殊成品类(或制或买):竹箭

货币出入类:县官有买用钱(出,政府采购钱)、赀赎责(债)毋不收课(入,百姓欠官债或赎罪钱)

人物损耗类:作务徒死亡、水火所败亡

秦朝的官方文书里,不称“市租”而称“市课”,其余在《史记·平准书》中列为“租税”的,全部冠名为“课”,也就意味着,要么是“名称”不同,要么就是征收方式根本不同。

“课”的本意《说文》中指为“课,试也。”引申为计量,计数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分成”,如果是定期定额,也就没有计数的必要了。

也就是说,秦的“市课”就是一种“交易分成税”

另一个证据是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

市衝、術者,没入其卖殹(也)于县官。吏循行弗得,赀一循〈盾〉。县官有卖殹(也),不用此律。有贩殹(也),旬以上必於市,不者令续〈赎〉迁,没入其所贩及贾钱于县官。典、老、伍人见及或告之而弗告,赀二甲。有能捕、告赎迁罪一人,购金一两。卖瓦、土墼、粪者,得贩卖室中、舍中,租如律令。

这条律文明确规定,在交通大道上卖东西,要把货物没收入官。不过,官府卖东西,不在规定之列。

凡是贩卖行为,10日以上必须到市场中交易,否则要赎迁,并没收交易的货、钱。

卖私下烧制的土瓦器和废弃物,可以在家中、客舍中交易,缴“市租”如律令。

严密的交易场所约束辅以“告奸”、“罚没”等手段,形成了严格的“交易末端管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税源的流失,也就让“交易分成税”成为秦国、秦朝商业税的“主流”(还有关津过路费)

反观西汉,“商业税”征收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散见简牍合辑》142至167简:

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朕甚哀怜者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於节,吏民有敢骂詈殴辱者逆不道,得出入官府节弟,行驰道中,列肆贾市毋租,比山东复。

这里提到了皇帝诏书给予高寿之老年的优待,就包括“列肆贾市毋租”,也就是说,高寿之人免“租”,当然,也有可能是针对高寿“贾人”的免“租”,这就参看另一条记载,《汉书·食货志》中详细记载了“王莽改制”对“贡”的征收方式:

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县官衣食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

这里面,涉及了大批的行业人群,明确要求必须“自占”也就是向官府申报自己的经营所得,去掉本钱后的纯利,缴纳10%作为“贡”,如果不申报,或是申报不实,要没收所有经营所得,并罚到官府服苦役一年。

这实际上展示了汉代官府对“商业”人群的划分和对他们征税的普遍方式,即“交易分成税”,之所以说“商业”,在于这之中,一部分行业明显属于“良民”阶层,只是将所得物“出卖”罢了,比如“取物山林”和“畜牧者”、“嫔妇桑蚕”,都不可能是“贾人”和“有市籍者”。

不过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汉代史料中看到另一种“租”,见《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

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显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赋繇役不为众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为卒吏,州里闻之皆服焉。

何武的兄弟何显家有“市籍”,“租”常常不交,所以市啬夫才采取措施追缴,也就意味着汉代的“市籍”确实对应着与人身身份相关的“租”的缴纳,并有定时、定额,由市啬夫负责征收。

也就是说,西汉的“市租”要比“秦”多一种了:

一种是不分“有无市籍”,只要有交易行为就要缴纳的“交易分成税”;

另一种是有“市籍”的贾人家庭,无论有无交易行为都要缴纳的“身份定额税”。

上述的史料排比其实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制度变化的事实,即秦律与汉律关于“贾市”行为和“市”本身的管理,完全是一脉相承,包括对“自占租”的征收,也是明显的“交易分成税”,完全可以理解为西汉制度继承了秦国的相关制度,是,西汉的“市籍”管理,绝非直接继承自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的制度。

这个另外的来源,就是秦朝对“魏户律”和“魏奔命律”为代表的“六国旧制”的引入,正是这两条律文为秦朝带来了“市籍”,但是,这种“市籍”却非常特殊,属于“非常产物”而非“制度产物”。

要说明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重提“魏户律”和“魏奔命律”介入秦律的时间,即自秦昭王五十五年至秦始皇三十年之间的35年。

正因为之前的秦律对于上述魏律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和群体,没有相应的规定,面对新近出现的社会管理问题,才直接援引别国现成法条,予以约束和解决。

如果“收孥事末利者”制度是秦国的旧制,那么,它所要“收孥”的人群,远比“贾门逆旅”大得多,人都抓起来贬成官奴婢了,新占领地区的“事末利者”也照此办理就是,还有什么必要规定“立户”、“授田”、“禁止入仕”的问题?

从程序上,假设这条秦律真的存在,也应该是由新颁布的秦令叫停旧律执行,颁布新律,而非直接照录、执行魏律。

最大的可能性在于“新问题”的出现催生了“新解决方案”的引进。

上述的35年间,正是吕不韦执政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国版图快速扩张的时期,所以,在秦简中出现了一个名词“新地”,伴生的是“新地吏”、“新黔首”的出现,管理的需要,让新兼并天下的秦王朝施行了一系列的“新措施”,包括“新地吏”的任用,“新黔首”的授爵等等。

在“新地”之中,一步步地增加着周的洛阳、赵的邯郸、齐的临淄等区域商业中心,存在大批“城居人口”,也就是“事末利者”。

对于他们的管理,一样成为秦王朝的“新课题”。

关东六国施行“市籍”制度的最重要目的,即在于以“地著”为本的“税收”,其前提就是“商贾”的流动性过大,交易行为往往不会发生在“本土”,那么,通过以人身身份绑定的家庭户籍,国家就可以从这部分“游食”人口身上获得财政收入。

至于在国家控制的“市”中发生的交易分成税,收入国家囊中本就是常态。

但是,秦国自商鞅变法起,就有严格的“什伍告奸”和“户籍控制”,也就意味着在没有官府批准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具有长途旅行的权利。

所有的“商业物流”都是以“市”为中心的短途交易,自然也就不会有“大宗商品”为交易对象的职业“贾人”群体,那么,“市籍”的存在就成为了“鸡肋”。

所以,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对“商业”的管理,根本不需要搞特殊的人身控制,而是在最广泛的限制人口流动的大框架下,以“县”为单位,构建区域小市场,所有编户民(除了刑徒奴婢,无论男女)都可以成为“市列”的经营者,也就都可以进行市场交易,所以,在《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活跃的秦人日常交易图景。

也就是说,除非是如同楚国持有“鄂君启节”这样“特许经营权”的“封君”商队(当然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秦国存在类似的商队),在秦国境内,不可能存在任何“批准之外”的本国长途商业物流,真正能够畅通无阻的,反倒是“不在秦制约束之下”的人群,即“外国商人”,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客未布吏而与贾,貲一甲。何谓布吏?诣符传于吏是谓布吏。

这里涉及到了“客”,多解为“邦客”,也就是外国人,说的是,外国人来到本地,没有拿着符传到官吏处报道,就与他交易,交易者要被罚一甲。

这种规定也体现出秦国对于外国商人的优待和吸引的欲望,法律的大棒只打在自己人的屁股上,而对其的交易要求,也只是在本地官府登记。

当然,涉及到“客”的还有斗殴的规定和禁止他们贩卖珠玉出境的规定,整体上都对外国商人有明显的优待和“偏爱”。

由于固定市场的存在和严格的交易末端管理,“贾人”的日常交易角色已经被“编户良民”替代,远途的贩运,则由六国的“客”来完成,而这部分“游惰之士”本身不占用秦国的资源,却能互通有无,自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管理,反而还要“优待招引”他们。

这个情况改变的时间,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吕不韦相秦。

一是秦始皇统一。

“魏户律”颁布于秦昭襄王五十五年,次年秦昭襄王即死去,紧跟着是秦孝文王继位三日死,秦庄襄王继位,任命吕不韦为相国。

自此之后,至秦王政十年,秦国的执政者一直是吕不韦,其当政后,占领了天下都邑洛阳,并作为自己的封地,为了有效管理当地及其他商业发达地区,所以推出对商人、游食的歧视政策,也可以解释动机。

只不过这种解释又与一个事实相矛盾。

那就是如果吕不韦颁行这两条法律,就意味着在秦国旧地“创造”市籍,为了区区一郡之地,在全国将经营商业“良民”打入“市籍”另册,却没有引发值得史书记载的骚动,实在令人疑惑。

另外,《识劫冤案》发生在秦王政十八年,即吕不韦下台的八年后,仍旧以“良民”的身份拥有市列店铺,明显说明,秦国并没有施行普遍性的新设“市籍”运动,否则,依照《周礼》和《齐市法》的思路,应该所有在“市”中的经营者全被视为“贾人”打入“市籍”,这也是这种“运动”最简单易行的方式。

所以,吕不韦时代引入“魏户律”、“魏奔命律”,在秦国新设“市籍”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那么,变化只能发生在秦始皇时代。

随着秦的兼并战争和帝国的建立,原本聚居于城邑的“六国贾人”变成了“新黔首”,他们不耕不织,需要市贩糊口,却在秦制蔓延推广的过程中失去了生存的条件,由原本秦人积极招引的“香饽饽”,短时间内成为一群体制的“赘疣”。

而这部分城居人口的数量至为巨大,据粗略统计,两汉时期,全国大中小城市之中,设有市肆、集市的有1400-1600处,反推战国时代,哪怕一处只有10户,全国也有1万户的“贾人”,更何况还有临淄、邯郸等数万户人口的大都会,更是“游食”遍地。

正因为如此,秦始皇针对性地引入了“魏户律”和“魏奔命律”对“游惰之人”进行打压,完全有可能,迫切性甚至比吕不韦时代更大,也更合理。

他所针对的人群非常明确,即原本关东六国聚居的“有市籍”贾人。

理由也非常简单,粮食。

秦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天下,之后即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至咸阳,所得诸侯美人钟鼓尽数充入关中各宫中(三辅旧事云:“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後宫列女万馀人,气上冲于天。”)大批的脱产人口,必然带来巨大的粮食供应压力。

仅仅五年后的秦始皇三十一年腊月,“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之后,微行咸阳遇盗的秦始皇大索关中二十日,紧跟着,就是粮价暴涨,米一石需钱一千六百。

按理说,刚刚普赐民米,不应该出现米价暴涨,然而,关中的“浮食者众”,巨大的需求在物流被强制截断二十天之后,会积攒出同等的爆发力。

这次事件是否影响了秦帝国的国策,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结果上可以看到,紧随其后的一系列“大动作”开始了。

这一年,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也。”

下一年,秦始皇在完成北边巡游之旅后,即派出蒙恬北逐匈奴,“略取河南地”。

又一年,秦始皇开始向南拓地。

《史记·秦始皇本纪》对于其兵员记录非常清楚,远非那些“大秦帝国粉”吹嘘的“南征老秦人”: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尝逋亡人”其实就是“曾经的逃亡者”,在秦简中,此类人群屡见不鲜,甚至有抓捕逃亡者的“卒”带着武器逃亡,不过随着秦国不断扩张,原本逃亡“邦外”的百姓又进入秦国治下,这些“逃人”很不幸要为短暂的“自由”付出代价了……

而“赘婿”和“贾人”,肯定不是“老秦人”,否则“老秦人”的阶层成分就太搞笑了,一群买卖人喊着“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想想就有喜感。

现实是,“逋亡人”的存在,恰恰说明了“赘婿”和“贾人”两个群体极大可能主要来自于“新地”,是秦始皇为了“打扫干净屋子”,清理体制“赘疣”的举措的一部分,本质上和纳粹德国的“毒气室”没有区别。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解释,并非无的放矢。

在“魏户律”和“魏奔命律”中享受同等“歧视待遇”的“赘婿”和“贾人”群体,在“谪戍”的征发中,却迎来了不同的命运。

之后,“尝有市籍者”和“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也陆续被征发,而“赘婿”却没有祸及子孙,原因何在?

按照“魏奔命律”中的解释:

“赘婿”的“罪状”在于“不治室屋”,也就是逃避自己基于小家庭立户后,国家授予田宅后必须承担的税收、兵役义务,用今天的话讲,对国家的损害主要在财政方面。

“贾人”的“罪状”在于“率民不作”,也就是引导百姓脱离土里刨食的本业,而对“游惰”的富裕生活产生向往,用今天的话讲,对国家的损害主要是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导向严重错误。

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的理由。

战国秦汉的“赘婿”要放弃自己本来的姓氏,入户到女方家中,在《居延新简》中的“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是中国最早的一份通缉令,通缉的就是一个逃亡女婢“丽戎”,而她就曾招赘:

捐之姊子,故安道候奴林,取不审里男子字游为丽戎婿,以牛马就载,籍田仓为事。始元二年中,主女孙为河间王后,与捐之偕之国。后丽戎、游从居主柧(?)莽(?)苐,养男孙丁子口。元凤元年中,主死,绝户。奴婢没入诸官。丽戎、游俱亡。

这里的“不审里”是籍贯所在地,“游”是“赘婿”的名字,所以结婚称“取”(通娶),后来,本身即为奴婢的丽戎和赘婿游一同以奴婢身份在长公主户下生活,等到主人死去,绝户之后,奴婢应被没收进官府,夫妇二人都逃亡了。

也就是说,“游”作为良民“入赘”丽戎,而丽戎本人是奴婢身份,户籍是依附在主人家的户籍上的,则“游”也就舍弃了姓氏,成为主家奴。

当然,这本身是“入赘”奴婢之家(虽然是“豪奴”,也是奴)的情况,“入赘”民户家庭,同样普遍,所以汉初人贾谊指出(《汉书·贾谊传》)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之所以这一行为普遍,应于战国时代通行的财产继承制度有关,正如上文中“主死,绝户,奴婢没入诸官”的情况,“绝户”即意味着国家可合法攫取某一家族的财产(奴婢即财产一部分)

而秦汉户主的继承顺位如下:

子男——父——母——寡(妻)——女——孙——耳孙(即远孙,玄孙的曾孙,自自己向下八代)——大父(祖父)——大母(祖母)——同产子(兄弟之子,即侄子)

在战争频繁、徭役惨重的条件下,男性户主早死的可能性极大,则寡妻继承户主之后,就要承担一系列的“义务”负担,取贫家之子则成为“赘婿”,而如果是“未成年子男”为户主,则其寡母招赘即为“后父”。

反之,如果寡妻抛弃了户主身份而改嫁,则附着于“户”之上的财产就不能随其转移,而是被顺位继承, 或是直接被没收入官府。

也就是说,赘婿”、“后父”的出现,完成了一个核心家庭的保存,但是,因为“赘婿”、“后父”本人应按律令“成年后分户立籍”,这一加一减,国家还是少了一个“核心家庭”的徭役和租税,也没法吞没这个“绝户”家庭的财产。

糙点说,就是国家吃亏了,所以,要坚决打击他们。

现实的“利益诉求”与口头的“道德导向”结合,就会出现与“收孥贫民”类似的“打击赘婿”、“歧视贾人”这种“制度怪胎”。

只是这种“制度怪胎”的“利益诉求”盘算非常精细。

“赘婿”是因原生家庭贫困而入赘,进入编户齐民的“户”后,虽然没有财产支配权,其子孙也会在户籍中被标注为赘婿之后,而受到入仕的歧视,却并不影响子孙作为拥有田宅、财产的编户民身份。

也就是说,“赘婿”的子孙完全可以为帝国的财政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不需要被视为“消耗品”,扔到瘴疠之地谪戍。

反观关东六国的“贾人”,在秦朝“严控跨区人口流动”的基本制度下,原本赖以生存的长途商品物流,自然而然会被毁灭,而以县“市”为单位的短距离“行贾”、“贾市”,完全不需要这么大规模的脱产商人来维持。

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以“身户”为单位缴纳的“市租”税种,在秦朝根本不存在,他们的财政价值,也随之消失。

至于“归农”,至少魏国的“贾人”按照“魏户律”的规定,不能立户、不能拥有田宅,也就意味着除了少数大商人之外,绝大部分的“贾人”不拥有土地,而齐国集中“居邑”的“贾人”,更是难以拥有田宅,这也就意味着,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确权,根本不能让他们自动成为农民。

那么,在秦帝国最紧迫的粮食战略中,这群“浮食者”,自然毫无价值,理当“被消灭”。

至于秦始皇后来对“尝有市籍者”、“父母、大父母尝有市籍者”的谪发,其实已经超越了“魏奔命律”的“手段”,而是类似于汉武帝施行的“告缗令”与“算缗令”的关系,为了有效执行后者,而必须颁布前者。

逻辑也很简单,“贾人”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可以通过财富手段,比如购买土地,在刚刚建立统治的秦朝“新地”钻体制的空子,修改“市籍”为“民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而关东都邑无不“地狭人众”,依赖商业物流的发达才能维持繁荣,“土地兼并”和“商业崩溃”的双重打击,造成结果只能是社会动荡加剧,这就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所以,根据旧户籍的“按图索骥”,从本人的户籍更改记录,乃至于从父母、祖父母曾经拥有的“市籍”标注入手,将逃避“谪戍”的贾人抓出来并“远迁”,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手段。

与之相反,“赘婿”们不但贫穷,而且社会地位低下,很难动用财力完成这样的“壮举”,缺少抵抗体制压迫的能力,只能逆来顺受,体制自然也就没必要“加码”镇压他们。

不过正因为有了贾谊的描述,我们才可以知道,哪怕在身份上、军役上有这么严重的“歧视”,秦人仍旧多有为“赘婿”的,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对秦国、秦朝的所谓“导向性管制”的效果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同理,结合《日书》对于秦人精神追求的记载,所谓的“重农”、“务本”、“愚民”到底有多大的实际效用,一样值得怀疑。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哪怕《商君书》和《韩非子》中使用了无数条比喻来推导他们的理想社会,真实的秦国和秦朝,从来就没有沿着他们那套基于人际关系经验推导出的简单逻辑行进过。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做出“结论”了。

“市籍”在西汉的广泛应用,并不能与秦国和秦朝的制度画等号,恰恰相反,依托“市籍”管理“贾人”群体,实为关东六国给统一后的“秦朝”留下的遗产,在短暂施行之后,即被西汉王朝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我们所见到的西汉商业管理制度,与其说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制继承人,不如说是秦制与关东六国体系“杂交”后的“新物种”。

过往基于文献的秦汉经济史讨论,《史记·货殖列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但是其中能够确定为秦国、秦朝的巨贾,只有乌氏倮和巴寡妇清,这就让原本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秦朝视为一个“不变”整体的“整体论”,自其建立之初,就存在例外的情况。

现实是,从商鞅变法到秦朝灭亡,中间有150年左右,任何一个组织机体,都不可能保持不变,甚至我们今天所见的出土秦律,也是演化后的产物,但是从制度史的认识演化角度,层垒之后的变化结果,是有可能回溯理解之前的制度演化过程的。

更能与制度史实所印证和进行解释。

三解在上文中,已经连篇累牍地论证了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并没有施行“市籍”制度,而是在其广泛人口流动控制的制度框架下,允许编户百姓进行短距离的、固定地点的、政府可控的商业活动。

而乌氏倮作为巨贾的出现,必须考虑到一条秦律,见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

金布律:黔首卖牛马勿献(谳)廷,县官其买殹(也),与和市若室,勿敢强。

意思是,百姓买卖牛马不用向官府报告,官府要买的话,可以在市场和百姓家里交易,也就是说,牛马买卖可以在“市”之外的“室”进行,而与此同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记载了一个古老的行业:

……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节駔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与畜牧相关的有前半段的马、牛、羊、猪,也就是畜牧本身,另有驵会,即驵侩,也就是马市的中间人,《淮南子》中说“段干木,晋国之大驵。”可见战国初期已经有这个专职行业,且与畜牧本身,都能够获得20%—33%的利润。

另见李斯《谏逐客书》:

必秦国之所生然後可……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西蜀丹青不为采。

此处将良马、丹青与江南金锡、郑卫美女同列,实际上表明了一个“内外之别”,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并不生于秦国,首先就不要把它视为“内贸”常态。

所以再看《货殖列传》的记载: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括地志》“乌氏”条下记:

周之古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

我们之前提到过,在咸阳就有戎翟君舍人,也就是投附君长的私臣,这意味着秦虽然吞并戎国为郡县,却并没有将这些外族君长全部消灭,所以,才有秦国的重要官职“属邦”之设。

畜牧起家的“乌氏倮”恰恰就是借助秦国的律法规定,也可叫“漏洞”,由畜牧+戎狄贸易起家致富,因为他赚的钱和牛马,并不来自于秦人,而是臣服于秦的“戎王”,注意,可不是“胡王”,说明,他进行的不是纯粹的外贸,那会受到严格的出入境限制。

戎翟属邦本就设在秦国的郡县之间,只要你不脱籍逃亡,这种往来实际上属于“变相”的“内贸”,但是请注意,这是“变相”的,而不是常态的“大宗贸易”,只是由于他的货品对于秦“有利”,才可以被秦始皇“奖掖”,但也只是“比”封君,而非真的封爵,也就是基于秦始皇个人喜好的尊礼罢了。

同样,世代守丹穴致富的“巴寡妇清”也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家亦不訾”,此处的“訾”,在我们确定秦有“訾税”之后,应该理解了,实际上是说巴寡妇清家不需要交财产税。

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华阳国志·巴志》记录了一条秦昭襄王为“秦、蜀、巴、汉”射白虎的夷人的奖励:

秦王嘉之曰:“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王嫌其夷人;乃刻石为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倓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

夷人有税收优惠,自然不按照秦国的编户齐民标准缴纳“赀税”,巴寡妇清“用财自卫,不见侵犯”也说明了这一点,在秦国的编户齐民社会里,本身是禁止你“自卫”的,这些权利已经让渡给秦制国家了,仍旧拥有这个权利和能力,只能说明巴寡妇清生活在蛮夷所居的“道”中,也是“属邦”管辖范围。

也就是说,这二位“大贾”的身份,因为“居住地”属于秦统治的特殊地带,因而,在秦的法律意义上是“同盟者”,又能够起到“取有用之物于外”的作用,才会被秦始皇所尊礼,这一点,早已跌落臣仆地位的普通郡县编户黔首完全没资格奢求。

所以,当关东六国的“贾人”进入到秦的“编户齐民”系统之中,作为“新黔首”的他们无论有多少钱,都只是《货殖列传》里提到的“迁虏”,没有任何享受尊礼的资格。

当然,钱多钱少,待遇还有区别,“天下豪富十二万户”就可以先被迁入首都咸阳,另外一部分“迁虏”就被打发到了巴、蜀和南阳,更广泛的“贾人”就等着被扔到南海、桂林、象郡这样的新开发地区,至于你是死是活,秦始皇并不在乎。

反正,这部分人活着,可以开发“新地”,死了,算是缓解国内本部的粮食压力,自始至终,“市籍”对于秦始皇都是一个寻找社会“不轨之徒”的凭借,抓出来,扔出去,消灭之,你说,这是不是“法家”的统治?

所有问题,都要比较,相对于秦始皇的“消灭法”,汉高帝刘邦在继承了“市籍”的同时,又学习了关东六国的“管理法”,采取了《史记·平准书》中记载的“高招”: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困”、“辱”,比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轻了还是重了?比统一之前的魏国是轻了还是重了?

我们没法回答,只能说,比秦始皇的“消灭法”要轻,也就是说,关东六国的“贾人”先是在秦帝国建立之后跌入了地狱,好不容易盼到秦亡楚兴,在乱世中提心吊胆地呼吸了几年自由的空气。

等到汉高祖大一统之后,又跌入了一个权力制造的“牢狱”,被困、被辱,直到汉高祖死去,汉惠帝、高后才给了他们一条活路,让他们像人一样活着,当然,子孙仍旧享受着战国时代关东六国的“歧视待遇”。

回溯这样一个“轮回”,难道真的可以用“抑商”还是“重商”这样简单的词汇来概括这长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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