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闪小说”实践:半是现实半魔幻

槐树分国槐与洋槐。国槐花籽可入药,能治风症。吾家曾养一猪,因去势而染破伤风,牙关紧咬,身体僵直,平躺在地,不能站立。兽医云,必死无疑。吾母曰:死猪当成活猪医吧。遂将槐米灸末,混以米汤,用兽用针管自嘴角灌之,半月后竟愈。之后此猪狂吃疯长,邻人曰,其报恩也。

数十年后,我爬上北海公园白塔所在之小山,下山时,见山路两侧,全是粗大的国槐,槐花半谢,槐米累累。一老人正在采摘槐米,曰:半花半米,正是最佳采摘时。吾问老人采此何用,老人曰:晒干,炙粉,蘸煮鸡蛋,日食两枚,可轻身健体。

这篇题为《槐米》的闪小说,是《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发表的12篇《一斗阁笔记》中的一篇,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新作。

所谓“闪小说”,源于英文的Flash Fiction,以古希腊的伊索为宗,限定在600字以内,文体形式灵活。但严格来说,此篇更近中国传统的笔记小说,而非闪小说。

莫言创作有两个源头,其一先锋小说,其二是传统笔记小说。只是人们更多关注前者,较少关注后者。以《槐米》为例,上半偏魔幻,下半写实,彼此对应,含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这种以猪喻人的“恶毒”写法,莫言在长篇中也经常采用,却一再被误读为“粗俗”。

上世纪90年代初,莫言曾参加《北京晚报》“一分钟小说”大赛,仅得三等奖,低于许多业余作家。可见,莫言作为传统笔记小说继承者这一身份,尚未得到读者们的认可。从《一斗阁笔记》中,可读出一个更全面的莫言。

“笔记小说”本是一个误会

笔记小说始于魏晋,其定义为“一种笔记式的短篇故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故事不等于小说,小说是由情节构成的。故事与情节的区别在于:故事是框架,情节是具体的发展变化过程。

爱·摩·福斯坦在《小说艺术面面观》中,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如“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便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则是情节。

区分故事与情节的价值在于,故事是有限的,万变不离其宗,而情节是无限的,可以不断出新。作家的才华体现在情节上,而不是故事上。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笔记小说往往只有故事,却为何被称作小说?

笔记小说是近代才产生的概念。据袁文春先生辨析,1903年9月,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上首开“笔记小说”专栏;1912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笔记小说大观》丛书,使“笔记小说”这一概念被大众接受。

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

可见,将“笔记”与“小说”强行联合起来,本是一个误会,是用西方语境硬套中国传统。其尴尬在于:《梦溪笔谈》《容斋随笔》《日知录》《二十二史箚记》等,也被算成笔记小说。事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反情节”倾向。即使是在那些有情节的古代笔记小说中,作家也在千方百计表明,并无虚构成分。

如《聊斋志异》,蒲松龄常以“异氏史”的面目现身,实为模仿《史记》中的“太史公”,表明所写皆为纪实。即使如此,仍遭纪晓岚批评。据盛时彦在《姑妄听之》跋语中转述纪晓岚的话:“《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今燕昵之词,媒押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

莫言自认为是“讲故事的”

笔记小说定义模糊,却意外地为“新笔记小说”降生提供了空间。

最早的“新笔记小说”应属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它融入了西方小说的技巧,非常重视情节,但它的精神依然是笔记式的。

其一,真正出彩的是细节,而非主题。如“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乃至嫦娥大声抱怨“又是乌鸦肉的炸酱面,又是乌鸦肉的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均体现出传统文学重“写意”的风格。

其二,结构松散,任性而为。为讽刺顾颉刚,在《理水》中特意添入“鸟头先生”,说他一着急便鼻头发红,这与鲁迅在日记、私信中称顾为“鼻”“红鼻”“鼻公”,乃至“朱山根”,实为同调。受霍邱帮影响,鲁迅对高长虹产生误会,便在《奔月》中加入许多嘲讽的话。

鲁迅开启“新笔记小说”,因他意识到:现代小说是舶来的传统,难与当时的中国文化融合。

现代小说离不开现代都市,可在上世纪上半叶,绝大多数国人并无现代都市的生活体验,他们更习惯于“故事思维”,而非“情节思维”。恪守小说创作原则,将难以发挥其“匕首与投枪”的作用,不得不向传统妥协。

“新笔记小说”在美学上可贯通中西,但也出现了“油滑”的问题,所以鲁迅先生很快便脱离了《故事新编》式写作,但“新笔记小说”却从此发扬光大。孙犁的《芸斋小说》、汪曾祺的《故乡人》、贾平凹的《太白山记》、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阿城的《遍地风流》等,均属佳作。

莫言一直看重“新笔记小说”写作。据学者喻晓薇钩沉,早在1984年,莫言便发表了《金翅鲤鱼》,1985—1986年,莫言因先锋小说一举成名,但同时也推出了《五个饽饽》《大风》《草鞋窨子》等“新笔记小说”,此后又有《地道》《辫子》《飞鸟》《井台》等。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莫言认为蒲松龄对自己的影响大于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甚至在身份认同上,莫言也曾多次强调,他只是“讲故事”的。

在先锋性与传统性之间舞蹈

“新笔记小说”接续了涉笔成趣、言简意赅、意在言外的传统。

在现代小说评价体系中,传统意义上的“文笔好”已难成立,远不如情节控制能力、深入能力、节奏感等重要。如以后者为标准,则韩寒的小说很难及格,而《平凡的世界》等亦存“硬伤”,但相关作品因触及时代的真问题,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那么,该如何评判当代小说的优劣呢?

“新笔记小说”接纳了“文笔好”这一传统评判标准,最大化地消解了这种对立。

尤为重要的是,随着生活日渐多元化,“文学共和国”正在崩溃,“情节为王”已成过去。在今天,世界各国的小说读者都在从“读情节”转向“读故事”,则“新笔记小说”也为小说突围提供了机会。

在《一斗阁笔记》中,莫言仍保持了先锋性的一面。

比如《真牛》,一头牛因身材魁梧,被赞为“牛中伟丈夫”,可买回去后却拒绝劳动,生产队只好转卖,到集市后,收税员笑称:“伙计,您又来了呵。”牛说:“伙计,不该说的莫说,拜托了呵。”

再如《葱管》,兄弟二人发现一甜水井,哥哥下井,用葱管取水给弟弟喝,最后哥哥在井中畅游,摸到一把古刀,上刻“葱管”二字。兄弟愕然,多年后始悟:这把刀曾为一名叫管葱的人所有,未必是上天预知葱管送水。

这种“半魔幻”的写法藏在“志怪”传统背后,颇有平易近人之感。

在文本实验之外,《一斗阁笔记》也不乏传统笔记小说中志人、记言的特色。

如《踩鱼》,讲述了孤儿皮囤的故事,他饱受悍嫂欺凌,因在斗殴中救了后者,使其被感化。皮囤工于踩鱼,曾一中午踩获80条,他的诀窍无非是:“左脚撵了右脚踩,右脚撵了左脚踩。”

再如《虎疤》,一人面上有疤,自称被虎所伤。公社时代,常怀不满,称:“老子堂堂打虎英雄,竟然落魄到如此地步啊……”公社解体后,此人转卖虎骨酒、虎鞭酒,有人质疑,他必指脸为证。

《深巷》则讲述了友人在县城开咖啡馆,莫言为之题字,一日前去,发现堂中悬挂署名莫言的大幅书法作品,写得极好。莫言问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替你扬名呢!”

这些小说接续了汉语的传统思维方式,通过内敛、节制、含蓄的叙事,传达出启蒙、反省与理性的现代内容,表达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新笔记小说”能成为未来趋势吗

“新笔记小说”更具民族特色、更贴近读者,但读者提起莫言时,很少会想到他的相关创作。在当代经典中,亦难见“新笔记小说”的影子。这说明:“新笔记小说”很难成为文学发展的趋势。

一方面,“新笔记小说”体例过于松散,无法传达更精致的思考。

另一方面,“新笔记小说”堂庑偏小,只能围绕“趣味”展开,而趣味本是表达维艰时代的避难所,相延成为传统,不论如何精致,终不免“油滑”的魔咒。

“新笔记小说”努力接续传统,以为这样就能迎合读者,可现代社会构成毕竟不同,它刺激人们产生了新的需要。在今天,“传统一下”这样低级的解决方案未必有效。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指出:人从自身中创造出语言,并通过同一种行为,把自己舒服在语言中。换言之,语言就是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创造怎样的语言。

汉语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但无需讳言,它在严谨性、准确性上存有短板,而这些短板会给思想以误导,养成缺乏科学精神、不重视实证、缺乏逻辑、论人与论事不分等不良习惯。

“新笔记小说”尚无法在根本上弥补传统汉语造成的思想误区,且目前的相关创作只能归于“伪笔记小说”,毕竟当代作家的传统文化修养、文字能力等远不及前人,勉强为之,不免“拿着肉麻当有趣”“虚张声势”之弊,这或者也是“新笔记小说”难成气候的一个原因。

无需忽略“新笔记小说”,也无需太重视它。万事皆有其季节,不如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