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意味着什么?总的来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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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家故事”介绍的是艾里希·弗洛姆。他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幸福是什么?”对此,艾里希·弗洛姆那颠沛流离、饱经风霜的一生赋予了他充分的发言权。

艾里希·弗洛姆1900年3月出生于一个法兰克福的犹太裔家庭,他是家中的独子。少年时的弗洛姆显露了高度焦虑和神经质的特征,易怒而敏感。在他14岁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虽然战火从未直接烧到他身边,但是残酷的时局足以成为他长年的阴影。从那以后,他开始对人类行为、特别是集体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由此开始大量阅读弗洛伊德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同时,他也博览各种宗教经典,思考“人”的问题。这些阅读和思考的积淀成为了他日后理论体系的主要出发点。

虽然性格上有些特殊,但是年轻弗洛姆的勤奋毋庸置疑。他在18岁那年进入了家乡的法兰克福大学,起初学习法学。1919年夏天,他在海德堡大学插班时接触到了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开始跟随阿尔弗雷德·韦伯(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马克斯·韦伯的弟弟)、卡尔·雅斯贝尔斯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等学术巨匠,在年仅22岁时就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

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弗洛姆的学术水平日益精进。他往返于柏林、法兰克福和海德堡,接受精神分析方面的训练,并将其投入实践,于1927年开设了自己的诊所。此外,他也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斯·霍克海默的邀请,加入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这里正是日后影响深远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虽然弗洛姆的观点和所里的其他人——特别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略有分歧,但是这不影响他采纳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基本理论前提。稍后我们在《存在的艺术》里也会看到。

艾里希·弗洛姆

1933年以前的弗洛姆虽然小有成就,但是生活中依然没有稳定。1926年,他娶了大自己十岁的弗里达·莱赫曼为妻,之前的她也是弗洛姆的老师兼精神分析师。这段感情仅维持了四年。等到1933年时,纳粹已经在德国站稳脚跟。敏感的犹太人弗洛姆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先是逃亡日内瓦,接着前往纽约,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黄金期。

1941年,在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时,弗洛姆发表了他第一本重量级作品——《逃避自由》。在书中,他延续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思考,深刻地剖析了暴政的成因,认为人们往往对自由的理解过于狭隘,仅限于“逃避的自由”,然而摆脱了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并不能带来幸福,相反,是空虚和迷茫。为了弥补逃避自由的缺憾,人们往往会投身于“看似”更有安全感的系统,比如纳粹。

相比于191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弗洛姆的直接冲击要小很多。1944年,他加入美国籍并再次结婚。可是好景再次不长,他的妻子得了重病,为了疗养,弗洛姆举家迁至墨西哥。仅仅八年后,妻子永远离开了他。

漂泊的生活、无处安放的感情,这一切在神经质的弗洛姆身上不断放大,让他承受了极大的痛苦。然而幸运的是,弗洛姆没有一蹶不振。他留在了墨西哥,用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思考与心灵的创伤抗衡。1956年,弗洛姆出版了一生中最著名也最具学术价值的著作——《爱的艺术》。这本书堪称他的集大成之作,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人性的认识和对爱的理解。与传统的认知相反,弗洛姆坚称伴侣之间完全向对方敞开、投入对方的行为是“天真的爱”。“成熟的爱”不能独爱一人,它需要热爱全人类,并且以此为前提,才能充分地爱另一个人。

在此之后,弗洛姆依旧笔耕不辍,发表各类学术著作,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反对核竞赛和越南战争。这一系列文章和行动既为他赢来了广泛的声誉,也使他遭受了一些非议和中伤。晚年的他渐渐退出政治,并于1974年迁居瑞士南部,在湖光山色中继续思考着自己已经研究了一生的问题。1980年,弗洛姆溘然长逝。作为《爱的艺术》的姊妹篇,《存在的艺术》于1993年首次出版。

2018至2019的岁末年初,《存在的艺术》首次引进中国大陆,由九久读书人同时出版了中文精装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平装本和电子版(均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以飨读者,希望弗洛姆对爱、对人性和对幸福的追寻能带给读者们一点启迪和指引。

《存在的艺术》节选

如果你问一个好人:“你为什么爱上帝?”回答是:“我不知道,因为他是上帝!”

“你为什么爱真理?”

“因为它是真理。”

“你为什么爱正义?”

“因为它是正义!”

“你为什么爱善良?”

“因为它是善良!”

“你为什么活着?”

“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就喜欢活着!

我们渴望活着,我们喜欢活着,这是无需解释的事实。但是要问我们如何活着——从生活中寻求什么,生命的意义何在——此时,我们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或多或少相似)。有人说想得到爱,有人选择权力,有人选择安全,有人选择感官乐趣和舒适享受,也有人选择成名成家,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其实想要的就是幸福。大多数哲学家和神学家也认为这是人类努力的目标。然而,如果幸福的定义迥异,又大多是相互排斥的,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些就成为空洞抽象而无实际意义的内容。关键是对于外行来说,“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

即使在不同的幸福概念之间,仍然有一种观点为大多数思想家所公认:如果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会幸福。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异在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给人带来幸福需要满足哪些需求?因此,人生意义和目标这个问题引导我们思考人类需求的本质。

总的来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几乎是当今通行的观点,即是将需求定义为主观意义上的;它是我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东西,这足以让我们称之为“需求”,并给我们带来愉悦的满足。在这个定义中,没有提出需求之来源这个问题。它没有询问是否同饥饿和口渴一样,有生理根源;或者像对可口食物和饮料的需求,对艺术和理论思想这类植根于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或者像香烟、汽车、无数的小工具等社交需求;或者像虐待、受虐等行为的病态需求。

第一种观点也没有提出一个人需求的满足是否丰富了他的生活,对他的成长是否做出了贡献,或者这种满足是否削弱、扼杀并阻碍了他的成长,甚至造成自我摧残等这样的问题。一个人在听巴赫音乐时感官是否享受到满足感,或者一个虐待狂以控制或伤害了无辜的人为乐,这是因人而异的;只要这是一个人的所需,幸福就意味着满足这种需要。例外的情况是,需求的满足严重损害了他人或致使本人丧失社会功能。因此,这样的需要或是吸毒的需要,不应该被看成是合理的需求,尽管会产生快感。

与此相反(或第二种)的观点着眼于一种需要是有利于人的成长和幸福,还是阻碍和损害它。需要应植根于人类的本性,并且有利于人类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在这种观点中,纯粹的主观幸福由客观及规范可循的幸福取代,只有符合人类福祉的需要才能达成幸福。我可以说:“如果我能得到我想要的所有快乐,我就会很幸福。”我也可以说:“如果我达到了最佳的自我完善,我就会幸福。”

无需强调的是,从传统科学思维的角度来看,后一种说法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引入了一种标准,也就是一种价值评判,似乎削弱了其客观有效性。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这种标准是否一定是客观的。难道我们不能谈及“人的本质”吗?如果是这样,如果人有可客观定义的本质,不就意味着所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完美发挥功能、充分实现自身潜能?这也意味着某些标准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而另一些标准会妨碍。

任何一个园丁对这个问题都会理解得更好。蔷薇生命的目标是要展示与生俱来的生长潜力,枝叶渐渐茂盛,从种子里长出最完美的花。园丁凭经验发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需要特定的土壤、水分、温度,需要阳光和林荫。园丁必须提供这些东西,才能长出美丽的花。但是,即使没有园丁的帮助,蔷薇也会试图为本身提供最佳生长环境。对于水分和土壤它无能为力,但在阳光和温度方面,只要有机会,它可以向阳生长。人类何尝不能这样呢?

即使我们对有利于充分实现人的潜能的标准了解不多,但就像园丁育花一样,我们也可以从经验中获取这些知识。所有人类伟大的导师都已经在如何生活上达到了共识,即克服贪婪、错觉、憎恨,而爱与同情是充分实现存在的条件。即使我们不能提供理论依据,从经验总结出的结论也是完全合理的,绝不是“不科学的”,而科学家依然希望发现经验背后的规律。

现在,那些认为人类幸福的价值判断无理论根据可言的人,在生理问题方面却没有提出同样的反对意见,尽管这在逻辑上属于同一个问题。假设一个人喜欢吃糖和蛋糕,因此变胖、健康受损,他们不会说:“如果吃甜食构成了他人生最大的幸福,他应该去吃,不要说服自己,也不要让自己被别人说服而放弃这种快乐。”他们认识到这种渴望不同于正常的欲望,而且恰恰是它损害了机体。这种限定并非主观,或一种价值判断,或不科学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过多摄入糖和损害健康有关。但是,根据同样的理论和临床依据,大家也知道,今天人类对名利、地位、财产、报复、控制等有着非理性的渴望,而这些病态、毁坏性的特征的确对人类有害无益。

就拿“管理病”来说,这种消化性溃疡是错误的生活方式、超强野心、过度追求成功、缺乏真正的内在核心产生的压力所导致。有很多数据显示,人类还没有意识到这种错误态度和躯体疾病之间的关系。近几十年来,C. 冯·孟纳考、R.B. 利文斯顿、海因茨·冯·福埃斯特等神经学家都认为人类神经系统应内置“生物”道德良知,这样,追求真理和自由、团结协作等就会扎根。这是基于进化论的考虑。我本人试图证明重要的标准是充分实现人类潜能的条件,而许多纯主观的愿望在客观上是有害的。

我下面要谈的是生存目标在不同层次上的假设。最基本地说,可以定义为用最接近人类本质的方法(斯宾诺莎)生存,换句话说,充分利用人的生存条件,从而充分实现人的潜质;让理性或经验指导我们,使我们了解什么样的规范有利于实现幸福,并运用理性理解人的本质(托马斯·阿奎那)。

也许生活目标和生活意义最关键的表述对于远东和近东(和欧洲)来说是很常见的,即伟大的解放:从贪婪(各种形式)以及错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种双重解放可以在印度的吠陀教、佛教,中国和日本的禅宗,以及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中找到。它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者、斯宾诺莎及马克思那儿得到了圆满发展。在所有这些教义中,内心解放,即摆脱贪婪和错觉的束缚,是与理性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理性是用来理解世界本来面目的,和用来满足需求的“操纵智力”正相反。从贪婪中解脱,与发挥理性的重要性在本质上是必要的。理性的作用主要是免于被贪婪所吞噬。受非理性的激情驱使的人失去了客观审视的能力,任由激情摆布,因此他认为是在表现真实的自己。

解放的概念(在两个层面)作为人生的目标在工业社会已经丧失,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被狭窄化,从而被扭曲。这个概念仅指从外部势力解放,比如中产阶级从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非洲和亚洲人民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唯一强调的是从外部势力解放出来,本质上可谓政治解放。

当然,从外在控制中解放出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控制削弱人的内心,只有少数人是例外。但是片面地强调从外部势力解放也有很大的危害。首先,解放者往往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统治者,说些自由的空话。第二,政治解放可能会遮蔽新的不自由正在产生这一事实,即隐形、匿名的不自由。西方民主国家就是这种情况,在这里,政治解放掩盖了以各种伪装形式出现的依附关系。最重要的是,人们完全忘记了人即使在没有铁链束缚的情形下也可以成为奴隶。相反,宗教会说,人如果有信仰,即使被铁链束缚也是自由的。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这也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宗教宣扬对我们这个时代并不具有重要意义;而没有铁链的束缚却说中了要害。人的内心被束缚了。社会向他暗示欲望和观点,比外部链条更加彻底地束缚了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至少可以知道外在铁链的存在,却不知道内在铁链的存在,从而让他们产生了内心是自由的错觉。他可以尝试摆脱外在束缚,但怎么能摆脱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内在束缚呢?

如果试图克服这种人类的危机,这种世界工业化的产物,我们就必须开始理解外在束缚和内在束缚的本质;它必须基于经典的、人文主义意义上的解放,也要基于现代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解放。教会仍然只谈内心的解放,政党(从自由派到共产党人)只谈有关外部的解放。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单一的意识形态将导致人的依赖性和无能感。唯一现实的目标是彻底解放,这个目标也可被称为彻底(或革命)的人文主义。

正如解放这个概念在工业社会中已经被扭曲,理性概念也是如此。自从文艺复兴开始以来,理性试图把握的主要对象是自然,技术的奇迹是新科学发展的成果。但是除了最近在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对异化现象的研究以外,人自己不再是研究的对象。他越来越退化到单纯的经济目标工具。

从斯宾诺莎以来不到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弗洛伊德第一个再次让“内在人”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尽管他也受制于资产阶级唯物论的狭隘框架。

今天我观察到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重建关于内部和外部解放这两个经典的概念,并将它们应用于自然(科学)和人(自我意识)两个方面。

存在的艺术

〔美〕艾里希?弗洛姆 著

汪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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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艺术》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艾里希·弗洛姆的著名作品,探讨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堪称《爱的艺术》姊妹篇。

在这本书中,弗洛姆首先提出两个问题: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想要得到幸福,即满足自己的愿望,得到想要的东西。弗洛姆在此区分了“占有型”和“存在型”两种存在方式,论述了后者何以优于前者,并分析了社会流行的诸多观点,提出如何集中注意力去发现和发展自我。他引导读者“多认识自己”,并列举许多实例,深入浅出地将自我分析的方法介绍给读者,其最终目标是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

爱的艺术

〔美〕艾里希?弗洛姆 著

刘福堂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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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艺术》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艾里希·弗洛姆的著名作品。

在本书中,弗洛姆认为,爱情不是一种只需投入身心的感情,而是需要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个性,以此形成一种创造倾向,否则,一切爱的尝试都是会失败的。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不能谦恭、勇敢、真诚、自制地爱他人,就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爱。

弗洛姆进而提出,爱是一门艺术,想要掌握这门艺术的人,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并付出努力去学习。既要学习爱的理论,也要在爱的实践中学习。

逃避自由

〔美〕艾里希?弗洛姆 著

刘林海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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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自由》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艾里希·弗洛姆的著名作品,书中探讨了极权主义的社会心理根源,被誉为精神分析运用在社会学的不朽名著。

弗洛姆认为,要战胜极权主义势力,必须首先弄清楚极权主义者竭力逃避自由的原因。他在书中探索了历史进程中“人性”和“自由”概念不定变化的关系,深入地解释了形成现代社会的力量,透彻地分析极权主义机制滋生的原因,热烈地谈论自由的价值、社会的塑造、民主政治的真义,以及个体发自内心的爱。他努力教导人如何自由而不致孤独、自爱而不自私、理智判断而不找合理化借口、拥有信仰而不迷信于神学。

健全的社会

〔美〕艾里希?弗洛姆 著

孙恺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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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社会》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艾里希·弗洛姆的著名作品,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作了有力的探索,被称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使人们与自己创造的事物、自己建立的组织、他人甚至自己都疏离开来,现代资本主义造就了“可支配的人格”,对这种趋势放任自流的结果,将是为异化力量所支配的精神失常的社会。弗洛姆提出,在理想的社会中,个人不再是达成他人目的的手段,个人的幸福是社会的核心关注点,社会的经济增长不应凌驾于个人的发展之上;在精神健全的社会中,个人应当富有创造力和责任感。

〔美〕艾里希·弗洛姆 著

刘福堂 刘林海 汪雁 孙恺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