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文化的“摆渡人” 古时被称为“象胥”

我国古代在政府里承担翻译工作的官员被称为“象胥” “舌人”等。

然而,真正拉开世界翻译史帷幕的,不是“象胥” “舌人” ,而是僧侣与传教士。

《圣经》说,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希望能兴建通往天堂的巴别塔。

传说中的巴别塔

没想到此举惊动了上帝。他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统一强大,心想: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巴别塔,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

于是他改变并区别开人类的语言,使人类因语言不通而各奔东西,巴别塔就半途而废了。

文化的“新水”与“灵药”

《圣经》用那座未建成的通天高塔象征语言不通带来的混乱隔阂,或许是命中注定,《圣经》却成为世界上翻译语种最多的书籍,已被译成两千多种语言(包括方言),讲这些语言的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97%。

无论中外,翻译史的帷幕都是由宗教典籍的翻译拉开的。

《圣经》传入各国,是根据希伯来文与希腊文,并通过拉丁文辗转传译的巨大工程,其间皓首穷经,不知译老了多少高僧鸿儒。

影响最大的“钦定本”,奉英王詹姆斯一世之命译成。 参与翻译的僧侣有五十四人,从1604年至1611年,穷七年之功始竣其事。

不过,比起7世纪中叶在长安完工的译经盛会来,“钦定本”的七年显得太短了。

玄奘译经图,出自明代木版刻印大藏经《洪武南藏》

我国佛教史上成就最高的翻译家 —— 玄奘只身前往天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长安万人空巷欢迎。

奉唐太宗诏命,在弘福寺主持译经,房玄龄、许敬宗还奉命召集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参与助译,《瑜伽师地论》译成,也称得上“钦定本”了。

根据唐代的译场制度,翻译的职司与流程,从译主、证义、证文、笔受等一直到钦命大臣,多达十一个步骤,真是森严精密。

有资格进入玄奘译场任“证文”的十二人与“缀文”的九人,都“谙解大小乘经论”,并为“时辈所推”,可谓人才济济。

这一壮举历经十九年,玄奘笔不停挥,“三更暂眠,五更复起”,绝笔之后只一个月就圆寂了。

如同圣经翻译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欧洲大多数民族语言的第一个范本就是《圣经》,八百年佛经翻译对中华文化也影响深远。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词语补充时期,使汉语由单音节词语向多音节词语的方向发展。

汉语里的“世界、刹那、瞬间、如来、观音、西天”等就是佛教用语。

经由佛经翻译形成的“四声”“平仄”等,更创造出汉字的拼音方式。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还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特殊现象。

宗教典籍的译者并没有像现代意义上的译者那样停步于译界,而往往身兼数职 —— 翻译家、教育家、宗主、哲学家。

他们对各民族的历史、政治、哲学、建筑、艺术、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翻译之于民族文化,季羡林先生曾形象地比喻:“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

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

译者——社会变革的先导

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

在中世纪漫长的黑暗统治过程中,欧洲各国迎来文艺复兴的曙光,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口号,掀起了一场人性解放运动。

这个时期,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典籍被翻译成多种民族语言,对人文思想萌芽造成了深远影响。

可以说,翻译成就了文艺复兴的名与实,译者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者和殉道者。

被后人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殉道者”的,就是一位译者 —— 艾蒂安·多雷。

他是法国著名的翻译家,因提出“翻译五原则”而享誉翻译史。

然而也是翻译令多雷惹下大祸。 他翻译的一则柏拉图的对话录《阿克赛欧库斯》,被教会指控为“曲解”柏拉图,译文含有否认灵魂不死的意思。

年仅三十七岁的多雷被判犯下信奉异教罪,处以绞刑,还被焚尸。

在社会变革时期,译者如同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上盗来火种,照亮、温暖、启迪着处于黑暗寒冷蒙昧中的人们。

1895年甲午战争后,国家危机重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政治受到空前怀疑。知识分子纷纷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

正是在译者的力促下,20世纪初的中国爆发了那场崇尚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严复翻译《天演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无疑是最好例证。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94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编译的。

他并没有直译原文,而是加入了大量评论,针对当时国民的亡国心理,以传播“物竞天择”的主要思想,激励国民奋起抗争、救国保种。

译文语言上,严复刻意用桐城派优美的骈文来译,吸引了大量士大夫阶层的读者,使得《天演论》能够在社会上层广为传播,变法与革命精神借此得到世人认同。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

“开启民智”的并不都是严肃的思想论著,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流行也悄然在每个人心中植入“反对封建礼教、发展民主科学、破除迷信愚昧”的“变异基因”。

比如不懂外语的“译界之王”—— 林纾。林纾被誉为中国大规模译介外国小说的第一人。

他不懂外语,只能由懂外语的朋友述说情节,他“耳受手追”,再加工润色发表出版。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巴黎茶花女遗事》展现了与传统礼教完全不同的爱情观和婚姻观,更让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开化民智的途径。

林纾之后,译者和译作如雨后春笋。

1896年至1911年间,中国翻译的小说达数千部,两倍于当时的原创小说。

有人曾对“五四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期刊《新青年》所刊载的翻译文章进行统计,发现翻译占全刊内容总量的24%,其中文学翻译分量最重,占全部翻译内容的一半以上,在高峰期更达89%。

五四期刊《新青年》

正是翻译活动的盛行,为新文化运动的爆发营造了必要的氛围和基础。

正如人所誉,“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如后劲,扬镳分道,其影响于社会者,殆无轩轾焉。”

有人说,地域和语言就如同一条条河流,隔断了河两岸的人文交流。

“距离”这道隔阂,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很快就被打破;而语言上的隔阂,就需要更多具有真才实学的译者,在这边或那边,长久地关注着同一些词句,竭力把意义与韵味传递到另一种语言。

这些译者又被形象地比喻为文化的“摆渡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落。

仅靠职业翻译已不能满足人们信息交流的需要。于是在中国,平民翻译的时代来了。

2007年,美剧《越狱》在中国网络上疯狂流行,字幕组如同雨后春笋般出世——志趣相投的外语影视剧爱好者们通过网络聚集在一起,几个人分工把一部电视剧或电影的对白分段译成字幕,让不懂外语的观众也能欣赏到带中文字幕的影视剧。

那一年成为中国字幕组历史上的“里程碑之年”。

字幕组的成员几乎都不是专业翻译,他们多是出于对外语剧的热爱自发聚集,不取分文报酬。

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依靠 QQ、微信联络沟通,合作数月却从未谋面。

撇开字幕组基因中的“灰色”成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像是世界文化的推介者。

由于他们的存在,国内网民可以跨越语言障碍,与海外观众一起追看当地最新的影视作品,第一时间领略世界名校的公开课,使中国与世界更快接轨。

虽然没有建成巴别塔,但人类一直有一个梦想,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不用再费力学习外语,就可以与世界上的每个人交流沟通。 这个梦想催生了机器翻译。

1990年彼得·布朗发表《机器翻译的统计方法》,基于大数据分析,构建机器翻译系统,现代机器翻译纪元由此开始。

2012年,微软研究院创始人里克·雷斯特在“21世纪的计算”大会上,展现了计算机的实时翻译能力,里克的英语演讲被实时转变为中文语音。 甚至通过在演讲前一小时学习里克的演讲录音,计算机还模拟了他的发音特点。

流畅的语言能力、个性化的声音,使位于翻译塔尖的同声传译一时也失去光彩。

被比尔·盖茨称为“在预测人工智能上最厉害的人”—— 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预言,2029 年机器翻译的质量将达到人工翻译水平,同声传译的翻译将从此失业。

从前翻译工作主要是由少数文化精英和专业人士进行,而字幕组和计算机让翻译走入了平民时代。

借助互联网,翻译的数量、多样性和传播的广度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巴别塔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杨绛翻译《堂吉诃德》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是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中译本,广受读者欢迎,已累计发行七十万册,是该书中译本里发行量最多的译本。

杨绛还因此被西班牙国王授予“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可是,在翻译《堂吉诃德》之前,杨绛还不会西班牙语。

1956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请杨绛重译《堂吉诃德》。

杨绛找来五种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觉得它们不足以代表原作。

要想忠实原作,必须从原文翻译。

她自学西班牙语三年,然后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

至1966年的“文革”初期,她已译完部分书稿。

但就在这时,她被迫交出译稿并从此失踪。

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有一天,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如获至宝的她本想把译稿偷回家,但未能如愿,只好求人妥善保管。

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

1972年春,杨绛从干校回京,家中房屋被人占用,他们夫妇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堂吉诃德》的。

她趴在床前的书桌上工作,一本本大字典只好摊放在床上。

至1976 年秋冬,她终于译完全书。1978年3月该译本问世。

不过,有一种“议论”,说杨绛译本没有把卷首诗译出来,是不是那些诗太难了?

为弄清原委,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曾去信向先生讨教。

杨绛回信说,诗并不难译,之所以未译,是她研究了塞万提斯写这些诗的背景及初衷后,认为这纯是故意模仿当时一些名人雅士借写诗来吹捧自己的“炒作”手法,其用意是借此讽刺和揭露那些名人的虚伪与做作,而绝非塞万提斯有意自我吹捧。

正是为了避免读者对塞万提斯产生误解,她才仿效西方不少译者的做法,也略去不译。

《万物有意思 · 中国篇》

北京日报《万物》编写组蛰伏多年匠心之作,一部东方生活的极简历史!一场传奇历史与古典美图的终极碰撞,呈现历史的大美与万物的妙趣!

内容简介

格物致知,万万没想到的趣味历史。

你知道吗——

扇子最早是用来象征权威的,风筝是魏晋发明的最早飞行器,北京中轴线是歪的,孙悟空可能是从印度“进口”的,旗袍讲究“九翘三弯”,汉代就有年终奖,唐朝人离婚很文艺,饺子和医圣张仲景竟然渊源颇深,“样式雷”的烫样可以秒杀现代的建筑模型……

与古人谈谈衣食住行,一部东方生活的极简历史,身边的点滴都有一段悠长的故事。

作者简介

北京日报《万物》编写组是北京专刊部下负责万物栏目专题报道的编辑、记者团队,该团队致力于格物致知,由一事一物中讲述身边的历史。

编辑:闫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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