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磊:出路·身份·扭曲的人——有关金庸先生的文学三话

天有际,思无涯。

“金庸、武侠与时代记忆”小辑

编者按: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逝世,这个塑造了无数经典人物形象的武侠小说家,在留给世人无数纪念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争议。金庸是如何看待那些争议的?2003年10月,金庸曾在西安举行的“金庸小说高层论坛”上,畅谈过一些对自己、对作品、对武侠小说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他身后所留下的争议。在这个论坛上,肖云儒、冷成金、李震、韩云波、高建群、贾平凹、严家炎、魏明伦、费勇、汤哲声、高侠、施爱东、蔡澜等学者作家,与金庸刀来剑往,碰撞出不少有意思的思考。多年后,当年参与本次活动采访的记者张英,根据现场的录音,首次整理出了这份对话录,本刊择要刊发,以飨“金迷”。此外,刘大先、马笑泉、胡竹峰、侯磊、陈培浩五位青年批评家、作家,都曾在年轻时遭遇过金庸——对他们来讲,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仅是通俗读物或流行文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他们的青春成长、塑造了他们的情感构成,因此,邀请他们在纸上江湖,与金庸来一曲彼此激荡的共奏合鸣,是纪念,亦是传承。

出路·身份·扭曲的人

——有关金庸先生的文学三话

侯磊

金庸先生去世了,我很怀念最初读他的著作的年代。高中时有一周我发烧请假在家,窝在家中床与桌子构成的犄角中,读完了《鹿鼎记》。那也许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周了。他是造梦者,让人在他制造的梦中永不醒来。但我们都知道,他为人民造梦的原因:为了言论平台,他创办了《明报》;为了增加销量,他写起了武侠小说。写武侠,是金庸先生为自己寻找的一条出路。

如今70后、80后的大批作家、艺术家,在50后、60后当年改革开放后席卷全国的年纪,在影响力上无法和前辈作家相比。作家没有给自己的作品,甚至给自己的人生找到出路。有人说,这个出路是影视和周边产品,用现在的话说叫大IP。如果文学只有借助影视和周边产品才能产生大众影响,那无异于是一位优秀的演员演戏没火,但做个广告却火了。在一个IP版权卖出天价的时代,反而是一个无书可读的时代。

出路

每个人都需要出路,正如人人都需要生活。文人的出路更隐蔽一些,且每个时代给文人出路的宽窄都不一样。清末废除了科举,儒生便一时没了用处。而五四运动以后,新式教育和学校建立起来,北京大学等学校,都聘请留洋归国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胡适等为教授,而清末的宿儒则缺乏生计,末代状元刘春霖沦落到为人家点主(祭祀活动中,请名人用朱笔在灵牌上“主”字点上那一点的仪式)的地步。在我们眼前,有大批的传统媒体濒临倒闭,文人便转到新媒体去写作,以继续自己的营生。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真的是不慕名利的,因为干别的比这个挣钱来得快。作家哪怕是追求世俗的成功,也是为了让自己能更加自由地写作,但更多的,是反而陷入了励志成功的陷阱。

金庸早年在长城公司时曾担任电影《绝代佳人》(1953)、《不要离开我》(1955)、《小鸽子姑娘》(1957)、《兰花花》(1958)、《午夜琴声》(1959)等的编剧,并与人联合执导过电影《有女怀春》(1958)、《王老虎抢亲》(1960)等,并与夏梦有了一段传说的情缘。他喜欢莎士比亚,熟读外国文学,作品中有英国文学讲故事的传统。他的小说是充满了西方名著、电影剧本的小说。他将武侠写得登堂入室,似乎是在打破革命对武侠的偏见。

早在一百年前,为了革命,我们把文学分成了严肃文学—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类型文学,也将作家分成了两大阵营。这种阵营至今尚在列队。在类型文学中,自然是以言情、武侠、侦探、推理、悬疑,直至今日的职场,甚至网络文学中种种如种田文、玛丽苏文等新鲜的类型。这并不是由难易程度来划分的。民国时还珠楼主的武侠,是如四言诗一般典雅,通篇谈的道家学术与各种典故,却是通俗文学;而人人能读懂的“三红一创”,则是严肃文学。老舍、张恨水二位先生通俗、严肃程度差不多,文风也有近似之处,老舍便是革命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而张恨水成了鸳鸯蝴蝶派。是否是纯文学和严肃文学,是与作家作品是否革命有关。

或许我们曾向往过像但丁那样的写作,但从狄更斯时代起,文学似乎成了大众消费,而作家成为了文字内容供应商。作家渴望像狄更斯一样,在古老伦敦的下午三点,人们在街旁排起了长队来买报纸,仅仅是因为报纸上连载狄更斯的小说。更渴望像狄更斯到美国,人们列队迎接,像迎接一位国王。我们能从狄更斯、大仲马、再到毛姆,梳理出一条既通俗又严肃的文脉,他们能写出有深度的好看故事。然而,他们始终会被贴上通俗的标签,而毛姆甚至长期被当作二流作家。在过去,敢于写武侠的作家都有藐视不善目光的勇气。

作家在满足了谋生以外,更渴望追求影响力与不朽,或者说是受到读者的爱戴。金庸先生曾在2003年7月,在央视《新闻夜话》节目中说,他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这是比任何不朽都狂傲的话。鲁迅是用批判民族性而不朽,而金庸用重新讲述成人童话而不朽。他没有从事严肃文学创作,而是把严肃创作的精神,用到了武侠小说中。作为难逃地摊文学命运的武侠,直至在金庸手中才登上台面。

本质上,这不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争的问题,而是文学是否还负担大众娱乐和消费的问题。文学面对的不是影视、视频、抖音、网文、微信,而是消费。视听艺术的特点,是他们能够无限地复制传播,是标准的机械复制时期的艺术作品。它表面上看上去光鲜好看,实则不一定有什么深度,正像我们的时代。能被消费,就能被抛弃。十一黄金周会造成电影票房的下滑,因为人们都去旅行而不再进电影院。但目前看来,小巧的视听艺术(如短视频)能更好地消费,愿人们不要尽早抛弃它。

作为类型小说和影视剧,多少都有各自一定的套路,文学作家们无数次头撞南墙般地想打破这些套路,甚至发明一个只有自我的“神套路”。而金庸先生没有打破套路,他去推进了那个套路。

对事物有推动发展者,方为大师。

身份

世人评价金庸先生,他是武侠小说大师,同时也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记者、报人。金庸是武侠大师,但他不满足。

我们把金庸的身份整理为一个链条:政治家——商人——学者——严肃作家——武侠小说家。若把整个链条都倒过来,这些身份有可能是古代文人晋升或落魄的台阶,也可能是现代作家步步高般的追求。一个人能做好其中一点,就足以名垂青史,而金庸去做了这五重身份。身份的叠加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如果这几重身份都叠加在一起,在古代,会有个统称的名词:文人。再看金庸,一位报考外交系学习国际法的学生,最初作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成长的青年,金庸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但他身居香港,则对大陆有自己的看法。一个思想独立的人,因为不同意某些过于激进的言行,而被寄子弹恐吓。这使得金庸在香港,仿佛夹在各种政权世界,夹在亚洲海峡之间,夹在世界之间。

他最成一代武侠小说大家,这是世界的幸事,也多少包括了他个人的遗憾。因为他除了武侠小说家以外,对自己另四种身份:“政治家、商人、学者、严肃作家”所做的事,仍多少都抱有或大或小的不满足。在政治家层面,他曾遇到挫折;在商人层面,他晚年对《明报》有自己的不满;在学者层面,他在浙江大学当博导时并不愉快,并愤而到英国剑桥大学完成博士学业,但同样为没有被认可为历史学家而遗憾;在严肃作家层面,他想写历史小说,想写各种文学作品,但因身体欠佳而作罢。

这几种身份从古至今存在着一条由上至下的“鄙视链”。这条“鄙视链”古代版更为清晰:政治家——学者——戏曲小说家。即便是金庸,也没有逃过这条“鄙视链”,有太多的人,仅仅因为他写了武侠就骂他。

同样有一位名家可以比拟这种遗憾:汪曾祺。汪曾祺可以跟着唐兰研究古文字学,甚至去研究历史学的。他的部分随笔,能显示出做考据学者的潜质。可能是出于志趣,他更愿意做一位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这是金庸先生对身份尚而不满足的原因。作家写到一定程度都会发现,不论作家和作品再伟大,艺术的价值要屈服于权力和资本,所谓骨气与操守,不过是被动的明哲保身。为此作家不得不想着进入体制或开起公司,以将虎皮披在身上,更好地推广自己和作品。

在写完《射雕英雄传》以后,金庸风行一时。1959年,金庸在创办《明报》时,给深受好评的《射雕英雄传》写了续集《神雕侠侣》。在1961年的7月6日,《神雕侠侣》还有三天才连载完时,金庸已经开始连载《神雕侠侣》的续集《倚天屠龙记》。因此有三天的时间,这两部小说是同时连载的,这一切都为了经营《明报》而做。“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在没有电脑的年代,用笔写报刊连载小说不同于今天写连载网文,续集的创作比开个新作还要难。陈平原教授说:“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历史上曾有大批有治国安邦志向的政治家文人,都落得以写武侠小说为生。明清文人考不中科举,又无产业可经营,学问又不足以到书院中安身立命,最终会落到乡村私塾,或编纂《某某记》的剧本,或撰写《某某演义》《某公案》《某刻拍案惊奇》的地步,也就是蒲松龄所在的位置了。晚清时经学大家俞樾将《三侠五义》整理改编为《七侠五义》的行为,也曾被看过近似于礼崩乐坏的代表。

旅美华人学者、文学批评家陈世骧在与金庸关于《天龙八部》的通信中曾说:“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这句话给了我最大的启发。陈世骧先生提出了元杂剧之异军突起。元朝统一中国后的某段时期,科举暂停,使得大批有才能的读书人没有了出路,他们无法再安心做“政治家、学者”,无法像宋朝文人那样一边写诗填词一边领着朝廷的高工资,同时扮演超脱与优雅。他们成为了元曲、元杂剧的作家。正如关汉卿无进身之阶,便直接粉墨登场,将人间世相化俗文雅,编成曲词传唱,直唱出:“这不是水,这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我并不想去看金庸先生作品的修订版,怕青春时的记忆随着故事的修缮而抹杀。并认为金庸先生没有必要为了避讳,去改掉尹志平的名字,也不必为把青城派掌门余沧海写得不堪而道歉。

可后来,我明白金庸先生为什么要集中修改他的作品,除了文章传世还有其他:因为金庸不仅只想当个作家。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成就的身份,他想成为一个更完整的,更真实的人。

扭曲的人

在金庸写作的年代,电视剧尚不发达,而金庸似乎是为电视剧而准备的作家。电视剧要看人物形象的设置、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命运发展,而金庸作品中人设独特,人物关系较为扭曲,人物命运则是令人揪心。一部数十集的电视剧本,似乎相当于好几部长篇小说的体量,恰如金庸小说一套数本的形式。他的作品适合改编,且改编了无数版本,捧红了一代代的人。他是有预见性的,能面向未来的作家。

鲁迅为我们塑造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老舍为我们塑造了“祥子”“虎妞”“大赤包”等,而金庸为我们塑造的人物多达上百人。想起他笔下的人物时,他写了太多现代社会中的人,那些人似乎只有在现代派的文学中才会出现。

如果还按照传统小说甚至电视剧来划分正反派,金庸小说中那些反派或配角,多少都有些性格上的扭曲。男女主是基本正常的人,而男女主的亲人、师徒等,会亦正亦邪,如黄药师;而反派或是不正常之人。金庸笔下的正反双方,正派是为情而痴,反派是为情而狂。无论杨过、李莫愁、梅超风,还是岳不群、林平之到任我行、东方不败,似乎不论正反派的人物,都是因痴狂而变异。我们对反派恨不起来,他们并非大奸大恶之人,叫他们反派,只是他们站到了与主人公敌对的一方。他们的言行有其缘由。当下小说中的人物太正常,甚至作家也活得太正常。我们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给他们用命名戴上了标签和枷锁。他们是人的本质,而所谓正常的、主流的人生,不过是人们起了一个名字。正常人不过是空气。那些扭曲的人,他们真实,不装。

这些非常态的人,表面上是武林高手,而真实中他们可能是金庸先生身边中的人,想象出的人,甚至是他自己的某个镜像。我们在生活中见到过忧郁症、精神分裂症、幻听幻视者、心理障碍者。我们视他们为异类,似乎只有在武侠小说中,他们才被人同情甚至喜爱。这些人来自于生活,满大街都是李莫愁,地铁里到处都是梅超风。

写小说是为了犯忌。作家是一个人懂得了人生的扭曲才开始写作,还是在写作中成为一个更扭曲的人,这因人而异。但可以肯定,每位作家、艺术家起码都有两个人生,犹如比别人多了一条命。他们会有一个现实人生,也有他的作品人生。他有自己生平的简历,还会多出一个作品年表。部分作家的生平简历一无是处,惨之又惨,只有在作品年表中,才能找回他全部的尊严。

金庸是上个世纪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活跃的作家,是现代和当代的交接,金庸的文学是现代和当代文学的交接,他使我们看到一种登堂入室的武侠。而时间是残酷的,它足以抹杀掉企图超越时间的文学。如果一位作者去世二十年后,还有人读他的书,可暂时认为他不朽。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似乎能暂时不朽的作家是汪曾祺与王小波(他们都去世于1997年)。我们会相信金庸的不朽。

未来能否会有一天,因为金庸先生的成就,而不再将小说划为类型和非类型?能否有一天一提金庸,不再说是武侠小说大师,而是说他是位文学家?我想会的,我们会等到那一天的。

侯磊,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还阳》、小说集《积极分子》《冰下的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