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与格非对谈:“教父变成情种,这是黑帮电影的堕落”

【编者按】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毛尖和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做客北大博雅讲坛,围绕毛尖的新作《夜短梦长》为我们讲述了那些 “脏乱差”的电影主题是如何透过硬朗的生命质感,引导我们去“向下超越”人性中的欲望和最本能的东西。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现场录音整理稿,经主办方核定授权发布。

“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时间看了那么多的电影,有时我会想起伯格曼的一句话:‘我一直到58岁才走出青春期’。因为电影,好像我至今都在青春期里跋涉。常常在看西方电影时跃入西方电影的青春期,再看苏联电影又好像把苏联的青春感同身受一遍。这个经验并不总是愉快的,有时候甚至非常悲伤。”

——毛尖

毛尖、格非在讲座现场

电影中的“向下超越”

毛尖回想起上大学时,看了很多看不懂的电影,比如《去年在马里安巴》,既看小说又看电影,然而看完后备受打击。在香港读书时,她曾见过罗伯·格里耶(《去年在马里安巴》的作者),还参加了他的讨论会,当时每天晚上学校大教室都放映他的影片,但基本上每次放映结束,就只剩下一两个人。毛尖坦白地说,当时她每次坚持在那里只不过是一个傲娇的念头,至今也不能说真的看懂或者喜欢过他的哪部电影。“那时可能也是自己内心欲望饱满、善于向外扩张的时期,总有一种‘向上超越’的愿望,希望通过看那些特别难懂的,比自己的理念更抽象的文本来达成一种向上的超越。当时的学术氛围中似乎也有一种‘比武’的心态,聊天时,大家总试图说出一点特别深刻、特别陌生的观点。”

《去年在马里安巴》剧照

但到了后来这种心态有了很大改变。前几年,毛尖看到汪晖的《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文章中的一个概念叫“向下超越”,即那些欲望,那些生命中特别本能的直觉。之前我们希望抛开它们来达成更厉害的自我,但是通过阅读阿Q却发现,那些本能的东西表达了人生最真实的需求和关系,我们可以带着它们走,深化它们、穿越它们,藉此达成一种“向下超越”。于是便有了她看电影过程中的一个转变。当她二三十岁的时候,特别愿意看伯格曼,一心想着向上超越,但其实一直没能完全进入,总觉得需要更多的生命经验才能理解《野草莓》《芬妮与亚历山大》和《假面》。后来,心态放松下来,不再比武般地跟人谈电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判断坐标,重新发现好莱坞,重新审视类型片,重新在打打杀杀、吃吃喝喝的电影中深化自己的美学感受,渐渐获得了一种“向下超越”的力气。

在这个过程中,毛尖对于演员和导演也有了新的认知,她提到:“比如说梦露是一个环节,以前被问到喜欢的演员或导演,回答都是欧洲人名,好像说好莱坞就不够高级。后来重新把梦露的电影全部看一遍,觉得在她的身上、脸上和表演中,有一种童叟无欺的感觉,这是一种更感人、更伟大的东西。”直到现在,许多有欧洲背景但转场好莱坞工作的优秀导演,比如像刘别谦、比利·怀尔德和希区柯克,他们都在电影中实现了“向下超越”。

如何看待电影中的“恶”

在《夜短梦长》这本书中,毛尖讲述了犯罪、赌徒、出轨、黑帮等可以制造出充满幻想和能量的电影形象和主题。这与她一直以来痴迷于“脏乱差”的人生有关系,在她读大学的时候是现代主义特别流行的时候,并不认同整齐秩序的东西;与此同时,其实电影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道德的,比如《少林寺》里有一个王仁则吊打牧羊女的场景,吊打那么长时间,我们一边想着李连杰怎么还不来救她,一边又觉得怎么打这么长时间衣服都还好好地穿着,每个人都会留有这点“下流”的心思,所以说电影永远在激起我们一种“脏乱差”的念头。如果不激发这些念头,电影也不会如此性感,吸引这么多观众。

《少林寺》中引发“脏乱差”念头的场景剧照

这是电影的本能,也是它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它并不真正召唤你犯罪,但是却把你内心的犯罪欲望释放出来。希区柯克为何有那么多观众,因为他永远在释放你那种邪恶的冲动,每次我们都是跟希区柯克电影中的坏人同一个心跳。比如《惊魂记》中,诺曼把金发女郎杀掉,杀掉以后要处理整个场所。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处理血迹:浴缸里的血、地上的血、马桶上的血,他时间花得越多,我们就越认同他的劳动。他打扫干净,我们松一口气,他把金发女郎放到车上,我们松一口气,但是他一直忽略了桌上的钱,我们着急,恨不得去提醒他,桌上还有那包钱!这就是希区柯克的邪恶:最后我们都会站到罪犯那一边。终于,当诺曼关门时发现了钱,他拿走钱一并处理掉,这时候我们彻底松一口气。这是希区柯克,看他的电影我们常常由衷希望罪犯不被揭露出来。像《美人计》的最后,我们就会特别同情褒曼的老公。这就是电影的本质,它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

《惊魂记》剧照

格非十分赞同毛尖的观点,在他看来,电影确实如此,小说也完全一样。现代小说很少有把真善美作为主题来描写的,全是写恶的,甚至为恶这个事情加以阐释,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加缪、卡夫卡,所有的人都是对恶进行分析。

格非进一步引申出一个问题:“恶”到底是什么?他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从道德或者非道德、善恶是非的角度来讨论。“所有人都一样,我们身上有上帝的一面,也有恶魔的一面。在日常生活中到处可以看到邪恶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也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有,歌德早就说过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倾向于保存自我的一面,你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让自己过得好像比别人更好,满足自己的优越感和虚荣心,便会有很多的“恶”浮现出来,甚至会不择手段。但这不是人唯一的基本存在,人还有另外一面,表现出利他的行为,为了别人愿意牺牲自己,即便是黑帮电影或者小说里面有些罪大恶极的人,在某些特殊的环境里面会做出极其高尚的举动。但是如果利他的方面太多,总是去爱别人,那也会很快就被灭掉;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老是想要保存自己,最后也会失去任何向外延展和实现所有可能的机会,所以需要有一个恰当的呈现方式。

因此,这便体现出电影和文学的价值,它们以一种代偿的形式,让我们来思考这些问题。当了解这些东西之后,突然非常放心,觉得自己很正常。否则的话这些欲望与邪恶在你的体内,它们没有办法跟基本的人性联系在一起,也没有办法解释自身。这便是它们最大的功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生存。所以对于真正懂小说、懂电影的人,不太会或者很少会出精神上的低级困惑,因为你会超越非常多的烦恼,但这基于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身以及周遭生活的基础之上。如果它们变得非常狭窄,变得曲高和寡了,它们的生命也就彻底完结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杀害了两个人,但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喜欢上这个人,不想让他被判死刑,而希望他获得拯救。这个人最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最终也获得了拯救,这便体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震动我们心灵,引发对自身处境思考的高明之处。

用文学的方式讲述电影

毛尖的《夜短梦长》在讲述电影的方式上与以往有些不一样。她二十多年前在香港读书时写《非常罪,非常美》,得益于香港在资讯上的一点优势,写作会多少带有介绍的成分,常常会细致地讲述导演或演员的生平和花边新闻,力图有趣生动,甚至妖娆,一边讲述他们电影的特殊性,一边呈现他们人生的花样性,“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当时选择的电影和电影人都相对前卫或性格前卫。但在写《夜短梦长》时,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一方面,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电影观众,看的电影最多、种类最杂,所以她试图用电影来“写作”;另一方面,《收获》作为全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之一,外在地对她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夜短梦长:毛尖看电影》

比如“火车”这个主题。如果早些年,毛尖说自己会把电影史中特别厉害的火车电影写在一起,但在《夜短梦长》中,她就试图用更文学的方式:第一节写乘客,第二节写司机,第三节写列车长,第四节写月台上的信号员,四个人来自四部电影,然后把他们拼在一起,试图建构世界电影史中最高级的一列火车:《火车上的陌生人》中的乘客,《将军号》中的司机,《士兵之歌》中的列车长,《严密监视的列车》中的调度员。虽然表面上这些人没有真正的相关性,但是火车是一种万能的结构,最后他们会显得如此和谐。毛尖试图用这种看上去“风牛马不相及”的方式,把这个世界变得天涯比邻。

在写《夜短梦长》时,毛尖力求准确,讲述电影情节时,会把所有的电影都重新看一遍或几遍。“比如为了写《白日美人》,德纳芙的每一个表情我都定格看过,因为只有把握住她的表情,才能准确描述情节,准确表述她的心态。”之前许多《白日美人》的评介说德纳芙做妓女时有一种痛苦感,但在她看来这种单一性的痛苦感表述并不准确。

毛尖给这些电影定义的形容词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比如在写《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的最后一段,“林青霞最后的欢喜,李嘉欣和关之琳最后的失落,她们的美丽和更美丽的关系,只有反反复复看过,才敢描述这是华语电影史上颜值最高的一刻”。 总之在《夜短梦长》这部作品中,毛尖建构了纵横的坐标,一方面希望自己的评价更准确,另一方面可能多少也有一点“炫技”的成分。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中林青霞最后的欢喜

黑帮电影的“堕落”之恨

在毛尖看来,如果说“恨”也是一种“爱”的话,恨过的导演、恨过的场面一定非常多。比如说,小马哥之死一定是电影史上最让人恨的事情:在《英雄本色》结尾,周润发完全可以乘坐快艇走掉,但他看到岸上张国荣、狄龙处于黑势力围攻,他便调头加入了枪战,这是让人热血沸腾的时刻。可随即他被身后的子弹爆头,那是电影史上非常让人痛心的时刻。

另外一种“恨”则是真的“恨”。毛尖是黑帮迷,黑色电影、黑帮电影是她非常喜欢的类型。电影史上有一件特别令人遗憾的事:上世纪30年代,黑帮电影诞生,然后《小凯撒》《全民公敌》《疤面人》三部电影一出来直接就将黑帮电影做成熟了,之后紧接着便马上遇到“电影制作守则”(注:即著名的“海斯法典”,所有内容都必须道德高尚,有利于家庭,英雄永远获胜,善良战胜一切,完全无视现实的复杂性)的抵制,这个短暂的发展史和被修正史,实在是最让人痛心的。当上世纪70年代重新看到黑帮电影时,《教父1》依然很牛,但到了《教父2》中,爱情主题上升,女性角色的地位上升(以后也是如此):永远会有一个女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黑帮大佬进行指责,这种指责很像“海斯法典”中的条款。于是我们便看到,二代教父比一代深情,三代比二代更深情。教父变成情种,这是黑帮电影的堕落。

《教父》经典剧照

回过头去看第一代黑帮电影:在《全民公敌》中,詹姆斯·卡格内为犯罪而犯罪,他活力四射地犯罪,他漂亮的女友吉蒂柔情蜜意地为他做好了早餐,但他因为没有酒而不高兴,接着女友问他一句“你是不是另有新欢了?”,他就一把拿起桌上切开的大柚子打在女友脸上。“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在以后的黑帮老大身上,表面上好像女性主义在黑帮电影中取得了胜利,但实际情况是黑帮电影已经不是黑帮电影,这是最让人恨的。”今天的黑帮电影,所有黑帮大佬,周润发也好,狄龙也罢,都比第一代黑帮大佬高出20公分,身边总有一个深情款款、“政治正确”的女友,但早期黑帮电影中那种特别犀利、本能和直觉的东西被浪漫语法夺走了。也就是说,原来存在于黑帮电影中的那种硬朗的生命质感,那种可能引导观众“向下超越”的东西,令人遗憾地被“浪漫的黑帮”转移了方向。

“生命的深渊性、鲁迅提到过的‘生命主’‘兽性主义’,在早期黑帮电影中是最让人着迷的,但又很快失血、流失,让人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