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逝世43周年:“隐士”与“匪气”,双语作家的一团矛盾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开篇写道:“人生如梦,一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43年前的今天,林语堂在香港逝世,围绕他的这场人生大戏,生前的是非恩怨变为身后的功过评说。他有浑朴天真的一面,也有精明算计的一面;有逃离纷争、和光同尘的“隐士”一面,也有坚守自由、据理力争的“匪气”一面。林语堂的一生,就像他在《八十自叙》中所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

林语堂与夫人廖翠凤

免受道德批判的“一稿多投”

二十世纪初的作家学者中,林语堂是相对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性,一方面是因为生于牧师家庭的他接受的是教会文化,和同时代的鲁迅、胡适、郁达夫等文学大家相比,没有接受完整的中国传统经学教育,另一方面还体现在他双语作家的身份上。

虽然当时已经有不少知识分子各自掌握了英、法、日等语言,但是能使用外语进行文学创作并获得世界认可的作家却凤毛麟角,林语堂就显得卓然不同。早在圣约翰大学求学期间,17岁的林语堂就已经开始创作英文短篇小说,还多次获得学校金牌奖。

林语堂

熟练掌握的英文写作技巧为林语堂在文学道路上开辟了一条“捷径”。初入文坛时,本打算安分守己爬格子的林语堂,发现这碗饭没他想的那么容易。这时,他用的第一个办法就是“一稿两投”:同样的内容分别写成中、英文两份,就可以得到双倍稿费,还避免了道德批评。后来有人赞扬说,林语堂的“中文好到无法译成英文,英文也好到无法译成中文,两者都是炉火纯青”。

这种说法未免过誉,但作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以及后来接任川端康成国际笔会副会长职务的中国作家,在外国人眼中,林语堂是中国文坛的“幽默大师”;在中国人面前,他又以“外国通”面貌出现。他曾翻译过萧伯纳、罗素夫人、勃兰兑斯等外国作家作品,将《兰亭集序》、《桃花源记》、《庄子》等中国古文小品、传奇寓言译成英文,还坚持采用英文创作了《京华烟云》、《苏东坡传》、《吾国与吾民》等在国际上影响深远的作品。他这种“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做法也被当时不少文人嗤之以鼻,其中就有钱钟书。他在小说《猫》中刻画的袁友春,被海外学者考证其人物原型就是林语堂。

钱钟书

在《猫》中,袁友春的文章读起来“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像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又提到“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中国人的特质”,这显然暗指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但是,《吾国与吾民》在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给林语堂本人带来了口舌之争。

1933年,赛珍珠拜访林语堂,以赛珍珠翻译并在美国出版《水浒》为引子,谈到他希望出版一部由中国人来写,专门阐述中国的著作,林语堂当场表态“很想写一本书,说一说我对于中国的实感”,两人一拍即合,开始筹备《吾国与吾民》的写作。该书于次年夏天完稿,由赛珍珠作序,1935年9月在美国出版后广受好评,4个月连印7版,名列当年美国畅销书榜首,《纽约时报》等媒体还发表了多篇书评给予高度赞扬。

《吾国与吾民》英文版

《吾国与吾民》在国际上的畅销,让国内不少“爱国者”义愤填膺,指责该书“卖国卖民发大财”。林语堂极力申辩,认为“说这种话的人无耻,这种动机论指责太下贱”,“我的态度是实话实说,……,如果你的朋友在一九三四至三五年感觉不到广大民众的怨愤,要战不能,要活不得,他们还算是‘爱国者’吗?”

《吾国与吾民》成为林语堂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奠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著名作家的地位。从此,林语堂由中文写作转向以英文写作为主。之后用英文写成的《生活的艺术》再次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稳居榜首达52周,在美国至少已出了45版,另有英、德、法、意、丹麦、瑞典、葡萄牙、荷兰等其他语言译本;《京华烟云》在美国多次再版,仅抗战期间销量就达25万册。

《京华烟云》

《京华烟云》出版后,上海就出现了盗印本,后来还有擅自将其译成中文的版本,于是林语堂写信给郁达夫,认为他是最合适的翻译人选。为此,林语堂还将该书所引用的出处、人名、地名以及中国成语一一注解成两大册,寄到远在新加坡的郁达夫手中,并附上五千美元的支票。然而,彼时生活狼狈不堪的郁达夫正忙着离婚,仅翻译了一小部分连载在《华侨周报》上,之后就没了下文。

抢鲁迅风头成“幽默大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贴上“幽默”标签的作家学者不在少数,如老舍、钱钟书等都被冠以“幽默大师”称号,但因各自对幽默的理解不同,难免不会发生纸笔摩擦。写过《修辞学发凡》的陈望道就说:林氏最初是研究文法的,后来感到这一行吃力不讨好,才中途出家,弄点小聪明而致力于“幽默”。认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无幽默可言的鲁迅则语含讽刺的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

林语堂与鲁迅、周建人、许广平等人合影

另外一位幽默大师钱钟书甚至直接否定了林语堂提倡的“幽默”,认为“提倡幽默作一个口号,一种标准,正是缺乏幽默的举动。”钱钟书曾在中篇小说《猫》中借傅聚卿之口评论影射林语堂的小说人物袁友春的幽默说,“这幽默太笨重了,到肉铺子里去称一下,怕斤两不小。”后来,钱钟书还单独写了一篇《说笑》,讥讽提倡“幽默文学”的林语堂把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钱钟书这篇文章写于上世纪30年代,正是林语堂提倡幽默文学的时期。

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次年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编写范围提倡幽默文学。同年2月17日,爱尔兰喜剧大师萧伯纳环球旅行途经上海,在宋庆龄寓所会见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等人。按照宋庆龄回忆,本来安排萧伯纳和鲁迅作主要交流,但林语堂出色的英文喧宾夺主,提倡“幽默文学”的林语堂同喜剧大师萧伯纳进行了很风趣的对话,鲁迅反而成了陪衬。后来就有了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所说的:“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此时的林语堂则抓住时机推出《论语》专号刊登介绍萧伯纳的文章,为“幽默”推波助澜,赢得“幽默大师”美称。

林语堂(右二)与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

虽然大家都称林语堂为幽默大师,他自己却颇为谦虚:“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实际上,第一个将英文单词“humour”译成中文的是王国维,翻译为“欧穆亚”,李青崖则主张翻译成“语妙”,颇有双关意味。林语堂认为“语妙”含有口辩随机应对之义,与之对应的应是“wit”,最终选择了纯音译的“幽默”。鲁迅虽然觉得这种翻译不够妥当,但也想不出什么适当的字来,于是林语堂的翻译得以普及。

林语堂的幽默并不局限于文学创作,在生活中也多有体现。林语堂认为,幽默本是人生的一部分。有一次,赛珍珠曾问林语堂:“林博士,你的婚姻没问题吗?”林语堂回答说:“没问题,妻子允许我在床上抽烟。”林语堂对烟斗情有独钟。他不仅抽烟斗,还收藏各种款式的烟斗,林语堂说:“口含烟斗者是最合我意的人,这种人都较为和蔼,较为坦白,又大都善于谈天。我总觉得我和这般人必能彼此结交相亲。”

林语堂

林语堂也曾因推广烟斗而“被幽默”过。有一次他劝一位女士让自己的丈夫用烟斗,理由是“如果丈夫跟你吵架,你就把烟斗塞进他嘴里。”不料这位女士模仿林语堂的幽默口吻反驳:“那如果他用烟斗圆圆的一头敲我的脑袋呢?”林语堂一时语塞。钱钟书在《猫》中也没放过他的烟斗:“斜靠在沙发上,翘着脚抽烟斗的是袁友春”,“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从酒里来。”灵感和烟斗的说法,影射的恰是林语堂创作《京华烟云》的轶事。

和钱钟书锋芒毕露或绵里藏针的讽刺性幽默相比,林语堂更追求一种可以让人会心微笑的“心灵光辉与智慧丰富”式幽默。现在很多烟民的口头禅“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就出自林语堂的幽默之口;再如,林语堂征得妻子廖翠凤同意后烧掉结婚证书,然后深情地说上一句“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未尝不是生活中的处世幽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去讽刺之酸辣达到冲淡心境而归于“近情”,才是林语堂追求的上乘幽默。

发明的打字机商标里藏着对夫人的爱

林语堂终其一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正如他在《八十自叙》中将自己的人生总结为“一团矛盾”且自得其乐一样。他现实到办《论语》杂志时,每期都要收到出版社时代公司的稿费和编辑费才肯给稿件,理想到为了一件“送给中国人的礼物”耗费三十年心血以至于几乎倾家荡产。

林语堂和他发明的中文打字机

林语堂读小学时,有一次写作文,老师批他的文章“大蛇过田陌”,意思是词不达意,林语堂对云“小蚯度沙漠”,将自己比作小蚯蚓蠕动在沙漠上爬动以追求学问。求学之余,林语堂还一直从事发明事业:将一些草药调合成“包治百病”的神奇药粉,取名“好四散”;掌握了虹吸管原理后,连续数月研究制造一台让井水自动流到菜园里的抽水机;后来还发明了可以自动填充牙膏的“自来牙刷”。当然,最著名的还是他“送给中国人的礼物”——“明快”打字机,连何应钦都慕名前来参观这台机器。

为了发明打字机,厚厚的一本《机械手册》被他翻得破烂不堪,去瑞士开会时还专程跑去英国找工程师请教,花光所有积蓄后,最终却做成了一个半成品模型带回了国内。14年后,移居美国的他再接再厉,亲自去唐人街情人排字铸模,请意大利籍工程师协助解决机械方面的问题。

1946年4月17日,林语堂在美国递交了亲自编写的八万字专利书和39张图表为自己发明的打字机申请专利,1952年10月14日取得该项发明专利权。打字机以“明快”命名,取其明易快捷之意,林语堂为打字机设计的“商标”就是取自夫人廖翠凤名字中的“凤”字变体,也是林语堂的家徽。

明快打字机

在当时科学严谨的汉字检索系统仍未建立起来,电脑未发明之前,林语堂破天荒地想出了用窗格显示有同首末笔字型的办法。这台打字机备字七千,七千以上以罕用字可拼印左右旁而成,拼印字可造九万字,每字只打三键,字模就铸在六根有六面的滚轴上,每分钟最快能打50个字,且不用训练即能操作。林语堂这种“上下形检字法”后来被台湾神通电脑公司用于所制中文电脑的输入法。

中文打字机被发明出来后,林语堂曾找到一家雷明顿公司洽谈量产事宜。当时,林语堂介绍完中文打字机原理和市场前景后,由女儿示范打字,但打字机半天没有反应,只听到不断来回启动开关按钮的啪啪声,洽谈以失败告终。之后,林语堂将打字机专利以25000美元的价格卖给摩根索拉公司,并保留键盘的文学财产所有权。由于这款打字机需售价一千美元以上才能回收成本,所以没有投入市场。

努力活成苏东坡的样子

林语堂晚年曾颇为自信的说:“我的雄心是要我写的小说都可以传世。我写过几本好书,就是《苏东坡传》、《老子的智慧》。”尤其是耗时三年完成的《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为偏爱的作品。这部用英文写成的人物传记原题是The Gay Genius,直译“快活天才”。历史上的苏东坡固然是天才,但未必快活,所以与其说这部传记是写给苏东坡的,不如认为这是林语堂的自我总结。

《苏东坡传》英文版

林语堂的好友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翦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确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纵观林语堂一生的为人处世不难看出,苏东坡那种豁达质朴、内儒外释的传统士大夫性格恰恰是林语堂所追求的,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其实就是林语堂自己希望的活法。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写道:“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反观林语堂一生的信仰,何尝不是如苏东坡那样“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从《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和他晚年的《信仰之旅》中便可窥见林语堂一生的信仰嬗变。作为新道家代表人物,从最开始的基督教徒,到不满足于这种现成拿来的信仰,以至重新踏上随时需要否定自我及重建自我的心路历程,在经过对儒、道、佛思想的思辨后又回归到基督教的精神世界。连苏东坡的性情都被林语堂归结于是自己大力倡导的“幽默”使然:“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

《苏东坡传》

在《苏东坡传》的第十四章,林语堂以小说笔法记下这样一个情景:因言获罪的苏东坡刚刚被释出狱,又提笔写诗发牢骚,写完之后,苏东坡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林语堂写到这里的参照,或许就是自己经历了《吾国与吾民》在国外出版被骂“卖国”之后,又忍不住写出了《生活的艺术》。

所以说,苏东坡是林语堂理想中的活法,是林语堂追慕的完美人格,在林语堂的笔下,苏东坡经历的坎坷磨难,都有一种诗意的美化。在林语堂执笔为苏东坡立传时,未必不会拿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之形成映射:一样的乐天派,一样的因言受谤,一样的矛盾信仰;苏东坡松烟制墨、定州酿酒,林语堂发明自动牙刷、打字机;甚至连苏东坡的婚姻似乎都在“下意识”地比照自己和夫人廖翠凤的相处:一个才华横溢热情生动的丈夫,遇到一个豁达智慧温柔包容的夫人——于是丈夫甘愿听从太太的劝告,且因此受益。

正因如此,入戏的林语堂必然无法客观公正的为苏东坡立传。虽然苏东坡与王安石算是政敌,但两人在却互有敬重,而林语堂却在书中为苏东坡憎恨王安石,明知故犯地对史料作不当取舍,显然有失偏颇。以回望历史的角度看,在林语堂笔下,苏东坡一生的跌宕起伏都显得顺势而成、行云流水,但如果置身于当时的历史节点,面对风云波澜的时局变化和个人命运的俯仰沉浮,如何保持热情、真挚、幽默、豁达的心态来面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未知,并非林语堂笔下的“快活”二字所能概括。当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写下自己是“一团矛盾”且以自我矛盾为乐的时候,恐怕想到的还是苏东坡这个“快活的天才”。

林语堂和夫人廖翠凤(左一)

林语堂逝世时,《纽约时报》用大篇幅文章介绍他的人生经历,并作了如下评价:“他向西方人士解释他的同胞和国家的风俗、向往、恐惧和思想的成就,没有人能比得上。”30年后,作家李敖探访位于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坐在主人家的藤椅上给林语堂盖棺定论:“知识的宽度并不很宽,视野其实是很狭窄的,见解是很平庸的,作为战斗性他不如鲁迅,……思想层面不高,他头脑我觉得有点混乱。”但总体说来,李敖还是认为林语堂“非常努力,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中国人”,“是一个有人性的知识分子的好样板”。

幽默的林语堂是否待见李敖这番幽默的评述,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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