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先生:谈谈我的学词经历

夏承焘,浙江温州人,生于1900年,我国著名词学专家。曾任教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学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聘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等。

谈谈我的学词经历

文 | 夏承焘

关于我的学词经历以及学词心得,六十年代初,曾经在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向研究生们介绍过。我是个天资很低的人,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六十余年间,如果说在学词方面还取得了某些成绩的话,那就是依靠一个“笨”字。我曾经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因此,提起治学经历,还得从这个“笨”字说起。

从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我读书很努力的时期。当时,一部《十三经》,除了其中的《尔雅》以外,我都一卷一卷地背过。记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摔倒在地。我在求学阶段,举凡经、史、子、集,乃至小说、笔记,只要弄得到书,我都贪婪地看。我体会到:如果不刻苦读书,就谈不上治学,谈不上什么科学研究。

二十岁在师校毕业后,我到北京、西安等地谋职,花费了五六年时间,进行做学问的尝试。

二十五岁时,我回到温州,那时瑞安孙仲容先生的“玉海楼”藏书及黄仲弢先生的“蔘绥阁”藏书已移藏于温州图书馆,我将家移至图书馆附近,天天去借书看。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我在严州第九中学任教。严州第九中学原来是座州府书院。我到学校,拿了钥匙,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打开看,发现一个藏书楼,里头尽是古书,真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其中有涵芬楼影印二十四史、浙局三通啸园丛书,在严州得此,如获一宝藏!课余时间,我就在此地扎扎实实地读了几年书。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小说以及有关方志,我几乎全看了。就这样,天天读书,天天将读书心得札入日记,直到三十岁前后,才逐渐试做专门学问。

刻苦读书,积累资料,这是治学的基础。但是,究竟何时试手做专门学问较为合适呢?从前人主张,四十岁以后才可以著书立说,以为四十岁之前,“只许动手,不许开口”。这虽是做学问的谨严态度,而四十岁才开始专,却几乎太迟了。我自师校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未能继续升学,苦无名师指点,才走了一段弯路,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探索时间。我想,如果有老师指导,最好二三十岁时就当动手进行专门研究工作。要不,一个人到五十岁以后,精力日衰,才开始专,那就太晚了。我见过一些老先生,读了大量的书,知识十分渊博,但终生没有专业,这是很可惜的。因此,在刻苦读书的基础上,还必须根据自己的情性、才学,量力而行,选定主攻目标,才能学有专长。

最近几年,报上经常表彰社会青年坚持自学、著书立说的事迹,我看过深受感动。我也没念过大学,在自学的道路上,可以说与这些青年同志,有着相同的甘苦和希望。

第一、买不起书怎么办?

我当时,除了依靠图书馆,就是借和抄。因为得来不易,每一书到手,不论难易,必先计何日可完功,非迅速看完不可。同时,看过之后不是就此了事,而是坚持天天写日记。

温州师校的国文教员张震轩先生曾对我说:“为诗学力须厚,学力厚然后性灵出。”在师校时读元遗山诗,我曾一首一首抄录下来,朝夕咏诵。以后作《白石歌曲旁谱辨》、札词例,也离不开“抄”的功夫。任何天才,都离不开后天的努力。在自学过程中,我利用各种机会抄书读书,为以后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没有名师指点怎么办?

师校毕业时,我才十九岁。离开学校时,才更加觉得学生生涯的短促和宝贵。我多么渴望能有机会继续深造啊!

第二年,南京高等师范开办暑假学校,我和几位同学前往旁听。如胡适之、郭秉文等新学巨子,当时都亲自为暑假学校开课。一个多月里,听了胡适《古代哲学史》、《白话文法》,梅光迪《近世欧美文学趋势》以及其他许多新课程,大开眼界。返回温州后,苦于失去进修机会,时时感到困惑。但是,在自学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许多老师,其中包括不会说话的老师。比如,我看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就以李氏为榜样,坚持写日记,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又比如,读《龙川文集》,便为陈亮平生抱天下志的大丈夫气概而感动,着意效法。同时,经常与同学朋友一起探讨,也大受其益。在温州任教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当时的诗社组织——慎社、瓯社。社友中如刘次饶、林鹍翔、刘景晨、梅雨清、李仲骞等,于诗学都有甚高造诣,经常与他们在一起谈论诗词,收获很大。我的诗词习作也开始在《慎社》杂志上刊载。

为了争取名师指点,一九二九年(三十岁)冬,由龙榆生介绍,我开始与近代词学大师朱彊村老人通信。彊村老人对后进尽力栽培。我寄去的论词文稿,他都细心审阅,给我的鼓励极大。我的第一本专著《白石道人歌曲考证》,彊村老人亲为题签。彊村老人并约我“相访”。能有机会得到彊村老人的教诲,对于我这个由自学入门的词学爱好者说来,实在难得。那期间,直到彊村老人病逝为止,我们通了八九回信,也见了面。我去求教时,老人十分诚恳地给予开导。老人博大、虚心,态度和蔼,这对于培养年青人做学问的兴趣,关系极大。至今这位老人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词学研究过程中,除了利用书信的形式各处求教,我还曾特地外出访师问友。近代文坛先辈吴梅、夏敬观、冒广生、蔡嵩云、陈匪石、马一浮等,我都登门拜访。对于词学同行,我都尽量争取向他们求教。当我闻知江都任中敏、南京唐圭璋于词学素有研究,就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共同探讨问题。

此外,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既要多读书,又要力忌贪多不精。

怕书多,读不了,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章学诚《文史通义》里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假年》(“假年”是用孔子“假我数年以学易”这句话),文章说:有人认为古代书少,后来书一代多一代,后人要把所有的书读完,就要有古代人几倍的年龄。章学诚批评这种人说:读书犹如饮食,如果有人要多住几十年吃光天下的好食物,这不是很狂妄可笑的吗?怕书多的,实是对学问没有入门的人。我们读文学作品,若是为了欣赏,并不要读许多书。若做专业研究工作,就是很大的图书馆,也只怕书太少。

专家做研究工作怕书太少,而一般初学却不要贪多。近代扬州有一位《文选》学家李详,少年时家贫无书,却读熟了一部《文选》。古人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其实这两句话是有因果关系的。案头书少,所以心头会多起来;案头书多,不能专精,心头的书便多不起来。但是,心头的书,乃是平时于案头积累起来的。看问题不可持片面观点。

我在治学过程中,也常出现多与少的矛盾。师校毕业后,带着一股年青人的锐气,雄心勃勃,曾发愿研究宋代历史,妄想重新编写一部《宋史》,并且花了五六年时间,看了许多有关资料,后来知道这个巨大工程决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方才放弃。但是,我又想编撰《宋史别录》、《宋史考异》,想著《中国学术大事表》等等。对于如何做学问,我常处在矛盾斗争当中,早晚枕上,头绪万千:专心治何业,始能不再旁鹜呢?常苦无人为予一决。经过反复探索,我发现了自己“贪多不精”的毛病,根据平时的兴趣爱好和积累,决定专攻词学。

最后,谈谈如何做读书笔记。我依自己的体会把它概括成三字诀:“小、少、了”。

(一)小,是说用小本子记。我从前用过大本子做笔记,读书心得和见到想到的随时记在一个案头大本子上,结果不易整理,不易携带。后来读章学诚的《章氏遗书》,其中有一段讲到做读书笔记,说读书如不即做笔记犹如雨落大海没有踪迹。我就用此意把自己的笔记簿取名为“掬沤录”。我开始改用小本子,一事写一张,便于整理,如现行的卡片。苏东坡西湖诗曰:“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创作如此,写心得体会做笔记亦当如此,有用的知识才不致任其逃走。

(二)少,是说笔记要勤,但要记得精简些。做笔记要通过自己思考,经过咀嚼,然后才落笔。陆机《文赋》中有两句话:“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这是说做文章。我以为做笔记也应有“倾沥液”,“漱芳润”的工夫。如果不经消化,一味抄书,抄得再多,也是徒劳。顾炎武著《日知录》,自比采铜于山,往往数月只成数条,可见精练之功。这里,我所说笔记要记得少,是指每条的字数而言,条数却要记得多。每一个问题陆续记下许多条。孤立的一小条,看不出学问,许多条汇拢来,就可成为一个专题,为一篇论文。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都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三)了,是说要透彻了解。记下一个问题,应经过多次思考,要求作彻底的了解。有时要经过漫长时间才会有接近于实际的认识。浅尝即止,半途而废,便前功尽弃。所谓“了”,就是要让所学到的东西,经过思考,在自己头脑里成为“会发酵”的知识。如果是思想懒汉,即使天天做笔记,也难有多大心得,因为那只能叫做“书抄”,叫做“知识的流水账”,严格说来,不配称为“读书笔记”。

以上所谈是我在学词方面用的“笨”办法,所下的“笨”功夫,仅供青年朋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