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丨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卡夫卡《变形记》讨论纪要

时间:2019年3月16日星期六15:00——17:30

地点:梅园书房

主讲:卢盛舟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评议:陈佳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分享会伊始,主讲人卢盛舟老师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变形记》的创作背景:它是由卡夫卡作为政府机关小职员在业余时间写下的涂鸦之作,并非科班出身的专门习作。卡夫卡的整个写作具有地域性,当时仅在中欧的德语文学圈有一定的影响。但在卡夫卡去世后,其好友将其作品公诸于世,各个国家的版本翻译随之而来。卡夫卡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名声大噪。卡夫卡不论是作为现代主义的开山鼻祖之一还是著名的表现主义大家,都影响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比如,马尔克斯坦言《百年孤独》的创作受到卡夫卡叙述形式的启发;而中国先锋派作家苏童、余华、莫言等人,以及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其风格影响。

1912年《变形计》的写作已成文,当时卡夫卡近乎而立之年也就是二十九岁。就他的事业来说,大学是法律专业的他,毕业后先进入了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后进入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这是一间国有保险公司,因而卡夫卡也相当于一名公务员了,平时主要负责工伤理赔的工作。虽然我们在他的日记里看到他常抱怨自己的工作,但实际上他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很高,以致于在一战期间国家征兵上前线时,他的上司上书给政府,希望把卡夫卡留下来继续为他工作。1912年是卡夫卡的创作高峰期和产出爆发期,期间他写出了经典代表作《判决》和《变形记》。他们构成了卡夫卡中期的开篇之作,标志其文学创作步入成熟。

在个人情感生活方面,他与菲利斯鲍威尔小姐以极大部分时间为书信来往的方式保持了五年的恋爱关系。他有过的四位女友有三位都是犹太人,因此,尽管卡夫卡文学在世界范围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但是我们仍不能忽略其作品中的犹太性以及浓烈的地域色彩。在他的作品中,犹太复国主义色彩虽然并不浓烈,相关的观点也并不明确,比如他把圣诞节拿来休假,可以看出他处于被同化与坚守传统之中。但是卡夫卡始终以作家身份观察犹太人的宗教等各方面生活。

讲到其女友菲利斯鲍威尔,她是一位速记员和打字员。这在当时是一份很有解放性的工作。她十分擅长与人沟通,其公司售卖的产品也具有很强的现代化气息。我们可以猜想菲利斯鲍威尔像是缪斯一样触发了卡夫卡的写作灵感。与此同时,卡夫卡常在两人交往交谈中事无巨细地描述自己的写作感受和经历,这有助于他建立自我的作家身份以及增强自身的男性气概。卡夫卡与菲利斯鲍威尔小姐以书信相识,但卡夫卡写给她的第一封情书是用公函信纸、打字机打字完成的。发完第一封信的后一天也就是1912年9月22日晚10时至翌日凌晨6时,他一夜之间写出了《判决》。这个故事情节古怪,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

讲到《变形记》,我们看到主人公作为旅行推销员,需要经常出差,对自己的工作并不喜欢。而在卡夫卡的现实生活中,作为家中三个妹妹的大哥,他承担着家庭的重荷,与最小的妹妹奥特拉感情最好,但妹妹结婚之后,二人感情疏离,这在《变形记》中亦有投射。虽然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一对一进行缝合的传记批评方法不被提倡,但是我们认为此书中,卡夫卡以自身的生活情境作为基础进行了一定的自我投射,无可厚非。我们仔细体会卡夫卡的日记书信时,会发现其日常语言并不亚于他的小说语言。不过他写得越好,越喜欢自我否定。比如他会对自己的作品说出“这真是一个恶心的故事”这样的话。这某种程度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交代友人在他去世之后将其作品全部焚毁。

卡夫卡能够作为世界性大家为我们所知,这与一位德文研究者、翻译者、出版者也就是他的好友布洛德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卡夫卡立下遗嘱不愿意公开作品,交代友人将其文字付之一炬,不得翻阅。而布洛德则忠实地背叛了卡夫卡的遗嘱,保留了他的手稿,并在战后不断再版。其实卡夫卡的作品文体意识并不明晰,他比较仰赖写作状态。不过其好友布洛德习惯将卡夫卡的作品梦幻化,因而人们不得不阅读其好友修改过的卡夫卡的作品。直至校勘版出版,力图更加接近真实的作者本身。这使得崇尚尊重人文手稿和作家手记的精神成为潮流。而作者手稿的出版,更是信任读者的目光 帮助读者还原最真实的稿件,在印刷时也完全保留了原稿的增删涂改与置换的标记。开始阅读手稿的这种转变是西方学运转向学术的后结构主义产物。

谈到《变形记》本身,小说开头便具有浓厚的卡夫卡个人特色,它运用了典型的卡夫卡写法,其魔幻色彩十分强烈,不过随着情节的推进,小说风格进而转向浓重的现实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的喜剧色彩。高度黑色幽默写法让人惊叹。虽然写的是一出家庭悲剧,读起来却让人忍俊不禁。比如,主人公清早醒来发现自己异变,却不探究关心自己的身体变化,反倒是担心上班迟到。从头到尾,主人公身体变化的细节并未推进,变成虫子这件事潜在中就被接受了;主人公做的工作与获得结果的反差体现了一种戏剧的张力。而其中,主人公自己被反锁在房间,用嘴咬开锁头,家人在旁边助威,打开门之后家人发现异样,惊恐地赶他回去;还有那句“我不用锁匠就能打开锁了”隐约带着的如释重负和一丝的骄傲,要知道在德国开锁是很贵的。以及与父亲追逐打闹时笨拙的动作,像极了默片时代的卓别林风格。而小说也涉及了一定的技术性写作,最明显的便是描写甲虫如何在地上行走。

故事情节很简单,持续三个月的时间,小说的叙事焦点永远在主人公的家人身上。地点也围绕住所,这是典型的线性叙事和单线发展。而卡夫卡作为保守的现代主义者,不喜欢现代主义中花哨的叙事结构和方法。他的语言力求准确简单。而生活在布拉格的卡夫卡对歌德等作家很崇拜,因此,尽管他操着一口方言德语,写作语言仍然是精准严谨的高级德语。小说采用了双重叙事视角,既有主人公变成虫子后的内视角,也在结尾家人离开重觅新生活时转换成外视角。另外,卡夫卡十分喜欢用虚拟语气以及一些推测词汇“好像、似乎 ”,十分具有科学报告的口吻。

以世界文学的视角,我们会发现变形的主题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少见,比如奥维德的《变形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卡夫卡对中国很感兴趣,曾阅读过《中国神怪故事》。谈到卡夫卡的创作动机,他为什么也会想到变形呢?我们猜测是为了逃避家庭义务和工作压力,喜欢借由虚构的小说作品抒发,缓解心情。与此同时,也关乎他1912年碰到的好友略维,一名波兰的意第绪语演员,虽然他使用的是未被完全同化的犹太人的语言,一种德语方言,也就是斯特斯拉夫语加德语,一年也只去一次犹太教堂,但由于犹太人被贬低为动物(狗、耗子),他仍旧生存在一系列的反犹事件和反犹话语中,比如“谁要是跟这种狗交往,起身就会沾满虫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犹太文化从卡夫卡的作品中解读出更多信息。比如《变形记》中按时间推算,最后萨姆沙的家人在春光明媚中出行,三月底,那一天正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它表示着春天的到来,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味着解放,摆脱埃及的控制和奴役。而9月22、23日是犹太人的新年,是赎罪、忏悔之时。《判决》的成作正是犹太历赎罪日的第二日。

而针对家庭成员的变形,关于父亲,从“敲门、轻轻唤道、拳头、手杖”,小说中展现了一定的父权变化。而父亲被迫工作之后,男性性征变得明显了,身上整齐的制服体现了一种对自然的隔离。而萨姆沙变成虫子之后具有了一定的女性的性征,比如隆起的腹部、轻声细语等等。母亲则充当了保护者的角色,但却无法贯彻地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比如动不动就昏厥。卡夫卡可能受处在歌德时代的克莱斯特的影响——对喜欢塑造昏厥的女性形象,一开始不知所措,但突然打起来精神后甚至比男性更强的女性形象的挪用。亲情并不妨碍家庭权力的扭转,妹妹则是一开始对哥哥关照有加,比如试探哥哥喜欢的食物、对自己因为哥哥的异变不小心流露的惊恐表示羞愧,而后对哥哥的感情减弱,话语中的“他”物化成了“它”,坚定地要赶走变成虫子的哥哥。因此萨姆沙的审判是出自其亲妹妹。当他发现曾经深爱的妹妹转变的态度后,他万念俱灰,最终顺从了妹妹的审判,选择自杀。

我们发现卡夫卡中期的作品多是描写家庭故事,展露家庭悲剧。而家庭突变危机的实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写作,比如父亲会流泪,女佣人很粗暴,天真的妹妹会成为冷血强势的审判官。

其他学者虽然对其作品也有不同视角的延伸,但家庭悲剧也是卡夫卡生平的一个投射。关于家庭危机的实验、亲情能被考验多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不难见到。

而后,卢盛舟老师以作品中的数字“三”做了一个富有趣味性的结尾。《变形记》中的“三”具有神秘的宗教意味。三扇门、三个家庭成员、换了三个佣人、三位房客、三次出屋、三次返回、三个月的故事时长、三月底、三点、三十岁......针对这些数字,许多学者做出了一定的研究,感兴趣的书友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在此不展开论述。

在卡夫卡笔下,一只虫子对音乐如此有感觉,以致于不顾生命危险爬到妹妹肩头去欣赏。而主人公萨姆沙的名字在梵文里的意思是“我是孤独的”。最后,卢盛舟老师向我们展示了萨姆沙的家庭住所简略图,建议了解清楚住所构造,这有利于读懂《变形记》。

接着许金晶老师帮助书友们再梳理一遍故事主题,并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他认为《变形记》中反常态的变形,从广义上理解,是人变成虫,我们的身体状态抑或精神状态都可能如此变化、崩溃。那么这时我们是否还能找回对原有家庭、社会角色、共同体的归属感?

而后陈佳老师就两个问题展开独特视角的评议:一个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卡夫卡的《变形记》依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传统的文学批评界,对这部小说有着怎样的误读。她先从后者开始谈起。由《变形记》的故事内容引出我国传统的文学评论者对“异化”的刻板解读。因为萨姆沙的这种异化被认为是社会的压力,再加上“异化”这个理论也被认为是马克思学说中的中流砥柱,于是自然得出这部小说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对人产生的巨大压制的结论。

事实上,这个观点现今来看,是有合理的地方,比如这部小说通过及其夸张的隐喻,所内涵的讽刺的张力,是有批判性的。但是如果我们重读这部小说,会发现这种批判性并不如评论说的那样,在小说中是对立存在。相反,我们会感觉到,无论是人物本身,或是人物周边的关系,家人,那些与他相关的、他在乎的对象,也并不是一个完全黑化的存在。如果说主要角色萨姆沙的异化和死来源于他所属世界的认知,那么这种认知是逡巡着徘徊着铺展看来的。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存在着父子的对立,存在着生与死的对立,但是批判对象是谁,异化又是怎样进行的,这并不是全然的二元对立的状态。

那这种“异化”,在卡夫卡的世界中,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在主角萨姆沙死之前,一直是萨姆沙的视角,并没有外在的视角。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究竟变成了怎样可怕的模样,在我们的眼里,他只是一个外形幻化为怪物、但内心依然充满了动人的情感的人。有对他妹妹的情感、有对父母的情感、有对童年记忆的情感。但是这种情感却受到了强大的压制。这种压制有外界的入侵,也有他自己内在的体制性的驱动。比如,即使变成怪物后,他当下的反应,并没有基于自身生理的、对自身关怀的恐惧,而是第一时间想到:我应该去上班,这个时间我应该去做什么。这些,我们谓之现代文明的“理性”,是我们阅读这篇小说所感受到的第一个有违人性自然反应的,“异化”之处。这种适应上班制的理性的规训已经深入我们的内心,从而“自我阉割”掉我们关怀自身的内在。(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所大监狱。)当然卡夫卡身为德国人,我们知道德国人是最为守时、一切为了工作计划,所以他的描写就更为生动。萨姆沙变成大虫子的时候,正是这所大监狱把他逼进了死角,无论是渗透进每分每秒的工作要求,还是“为了工作生病了可以顶一顶”这种忽视健康的“赚钱”“养家”的(其实本人已经成为一种工作机器的)内在逼问,这种监视已经驻扎进我们内心,人之于现代社会,人性之于现代性的battle,这个是陈佳老师认为《变形记》给我们的现代启迪之一。

那么当萨姆沙变成虫子之后,其实他每天能面对的就是他的内心,他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他幻化为虫,但他人的部分却开始复苏了。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很多他的觉察和反抗,比如他发现了私领域的边界,会对进入他私领域检查他工作的进行反抗;他企图保留存有他童年记忆的画框。在这一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细细地感知到作为人在现代社会的焦虑,自我在现代社会、现代家庭中的困境,交流的困境。面对明明深爱我们的父母、姐妹,我们说的话却没能被他们所听懂。镜子中的我是不是我自己心里的我,别人眼中的我和我自己心里的我差别很大。如果我有一天变得很难看,或者我真实的样貌并不是我表演的样子,你对我的情感、你和我的社会关系是否还会保留?这些隐忧,这些焦虑,一百多年后,尽管你我并没有幻化为虫,但是又何尝没有撞击过你我的心灵?

(整理者:吴欣欣;核定者:江海一蓑翁;本文稿经主讲卢盛舟老师和评议陈佳老师确认;现场照片为蓑翁和到场书友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