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钩沉丨世界戏剧日,重温曹禺《日出》的创作和遇险

3月27日是世界戏剧日,我们为大家找到一篇孙喦怀念曹禺的旧文,一起走进《日出》的创作世界。

曹禺

《日出》的创作和遇险

1935年中的一天晚上,曹禺先生受了伤,很惶急地跑进我外祖父家。

万家和我外祖父家当时都在天津意租界,一在二马路(即今民主道的曹禺纪念馆),一在但丁道(今自由道),通家至好,让子女认了干亲,互称亲家公、亲家母。曹禺父亲万德尊过世后门庭冷落,曹禺母亲薛咏南就常到我外祖父家,与我外祖母说话打牌近三十年,直至去世。第二代中,尤以曹禺和大姨邹钧友情最笃,几十年兄妹相称相处。有人说万家宝将“萬”字拆开作笔名“曹禺”,是我大姨的主意,则不确。1926年,万家宝16岁时在《庸报》副刊发表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即使用了笔名曹禺,与我大姨相识则在此之后。不过从那时直至“文革”,曹禺家里与他的来往信函大都由大姨代写,而大姨的小楷在当时的北京、天津上层小有名气,因之我父母结婚时曹禺先生送来贺礼,还自谦说自己题的字像虫子爬,不好看。因为这种交谊,又不愿让家里知道,曹禺先生便先跑到了我外祖父家。

几位长辈讲,曹禺先生当时的样子很惨,眼镜碎了,眼睛受了伤,身上也有伤,说是在妓院被大茶壶带着几个龟爪子打的。大茶壶就是妓院老鸨的姘夫,龟爪子就是妓院养的流氓打手。

曹禺先生为什么去妓院?大茶壶和龟爪子又为什么打他呢?

1934年夏,曹禺先生完成了清华研究院的学业,也完成了《雷雨》剧本的创作,回到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不久,中国旅行剧团决定排演《雷雨》。旅行剧团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领导人唐槐秋和剧团主要人员当时住在天津惠中饭店。惠中饭店坐落于法租界的总领事路(今和平路)和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交口,那一带当年号称“小巴黎”,今日仍是天津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区,是一个官僚政客、军阀富商和社会名流出入的场所。曹禺常到惠中饭店和剧团商讨排演的事,得以观察到汇集在那里的各色人等。

当时惠中饭店住着一个交际花。她周围麇集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因为靠山破产而服毒自杀了。这个交际花的死诱发了《日出》的第一缕灵光,也萌生了陈白露的雏形。灵光的迸发缘于曹禺先生正充漾着创作的冲动与热情,他已经不满足于“太过戏剧化”的《雷雨》,渴望写出更深刻、更有气魄的剧作。曹禺先生自己回忆说:“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流荡中,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个热病患者。”

演员陈数饰演陈白露

曹禺先生讲的“捶击着他、让他苦思不得而冥眩不安”的严重问题,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现实。他在《日出》的跋中引用《道德经》“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表达了对与天之道相悖的社会不公的愤慨和思考。《日出》的剧作是先有了这种思索,先有了“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几句诗,而后才演化出人物和情节。

另一个触发因素是阮玲玉的死。1935年3月8日,影星阮玲玉不堪张达民的纠缠、唐季珊的不忠、以及小报记者的污蔑而自杀。张达民是早年曾与阮玲玉同居的上海无赖小开;唐季珊是个靠富家婆起家又一贯玩弄女性的南洋富商,当时在上海新闸路购了栋楼和阮玲玉同居。阮玲玉对许多男人来说都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梦。曹禺先生也是用同情和爱的渴望来描绘阮玲玉的。而阮玲玉在银幕上塑造的一系列遭遇上流社会侮辱与损害、“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的女性形象,便丰富和充实了“陈白露”这个人物。

但将这一切点燃的,却是一位“王小姐”。曹禺回忆说她“长得漂亮,也可以说迷人”、“她这个人一下子就把我写陈白露的形象点燃起来了”,同时又强调说“她不是交际花,她是胡闹”和“我同她不十分熟悉”。

许多人考证说这位王小姐是王右家,由此又演绎出不少王右家和曹禺、及《日出》中方达生的原型章靳以的故事。有人撰文讲章靳以和王右家曾相好且青梅竹马,又有讲曹禺和王右家曾相好且青梅竹马,依据还主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大姨的一篇访谈录。

大姨和王右家是好友,从1932年王右家在津主办《益世报·妇女周刊》直至“七七事变”后王右家随罗隆基辗转南下,经常在一起。大姨大姨夫没有子女,后来与我们同住。访谈时我因毕业论文入选美国化学会文集回了学校,但回来看过该访谈录,大姨原话是“回国后,她(王右家)常来看干妈(曹禺母亲),她母亲跟干妈也很不错”,并不曾讲及王右家和曹禺、章靳以之间任何事。

王右家长曹禺两岁,生长在北京,就读北京女子大学,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不顾家里反对,只身去美国留学,却很不如意乃至落拓,也没有拿到学位(大姨讲她在美国的境遇时用了“落拓”一词),遂于1931年乘船回国,在天津和《益世报》的主笔罗隆基同居。王右家和罗隆基的初识,现今有说在上海,有说在天津。但王右家和大姨讲,她是从美回国,在轮船上碰见罗隆基的。罗隆基是“五四运动三杰”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因“成立平反委员会”等言论获罪,是最终未得平反的第二号大右派,但现已肯定他是爱国民主人士,也肯定他对建立新中国的贡献。不过他在生活上,却是个类似唐璜的风流才子、或金庸小说里段正淳式的人物,凡有姿色又家道素丰的女性见一个追一个,见了王右家,如何肯放过?而王右家失落之余,得这般风流倜傥的人物大献殷勤,还肋生了学识与口才两翅膀,又如何抵挡得住?王右家一见倾心,而罗隆基也算一往情深,从上海追来天津,即之所以到天津《益世报》任职。

曹禺自清华回津,因父执的关系在家中见到了王右家。章靳以和曹禺在南开中学同学,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开始文学生涯,往来北京、上海、天津几地间,因曹禺的关系,稍后与王右家相识。曹禺、章靳以与王右家的经历中没有任何“青梅竹马”的交集。曹禺先生回忆,见到“王小姐”也是“她那时二十四五岁”。

王右家固然美丽,却更是让男人从心里永远把超额美丽赋予的女人。“她廿五六岁,上天给了她一副不能再美的外表,同时也给了她更难于捉摸的性情。”“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刺激,多褶的裙裾和上面两条粉飘带,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这是曹禺对《日出》中主人公陈白露和《桥》(1944)中主人公梁爱米的描绘。似真亦幻的金线亦给其原型编织出了恒久的青春光辉,遂催化出不知多少跨越世纪的柳梦梅,不约而同地梦见了这位传奇民国美女;而初见王右家的印象,多年后仍如绚丽的彩霞飘浮在曹禺的梦之天空里,让他再次用来塑造剧中的主人公,足见这印象在他心里的铭刻之深。

王右家

铭刻之深,还表现在曹禺把和王右家出双入对的罗隆基,拈来复刻成《日出》中的潘经理。不过罗隆基毕竟是个文人,于是又从一个买办章以吴(章文晋之父)身上移植来角色必要的五铢韵味。至于方达生,“影子是靳以”,不过曹禺说得很明白,之所以按靳以的镜像来描画方达生,是因为“靳以就有那股憨劲儿,从来不懂世故”,而不是靳以真的和王右家好过。实际让章靳以刻骨铭心恋爱、又因失恋痛不欲生的另有其人,是他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女同学,姓陈,在他到北京开始文学生涯后与其分手。章靳以痛不欲生的让曹禺都跟着难受得不行,还专程去为他劝说那位陈姓女同学,仍遭到拒绝。可能就是缘此让剧中的女主人公姓了陈,而日出则白露逝,由是有陈白露之名。

《日出》散点透视的结构异于《雷雨》。曹禺选择与豪华饭店形成强烈反差的下等妓院‘宝和下处’作为剧中另一场景,塑造了另一主要角色妓女翠喜,来反映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社会现状的思索。这源于他读大学时去五台山旅游,在太原见到妓院和妓女的惨状,所产生的震惊。天津的意租界是居住的一方净土,不许有妓院赌场舞厅,所以曹禺此前不曾见过妓院。他在太原见到妓女们从一个个鸽子笼般的小隔间里露出脑袋,供客挑选,让他很受刺激,也很难过,那惨状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在酝酿创作的日子里,曹禺经常失眠,年轻的、叛逆的火让他燃烧,困兽似的在屋里踱来踱去。昏黑的屋顶,昏黑的天空,黑暗似乎要将一切埋进坟墓,让他绝望地嘶嘎着,在激愤情绪的爆发中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包括最心爱的瓷马观音,是幼时母亲送给他的护符。他甚至一遍遍念诵着《尚书·汤誓》中一句让他自己都魄动心惊的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恨不能让这一切都统统毁灭,哪怕与之同归于尽。于是他决定写《日出》,决心要把这社会的疮疽暴露出来。但他不了解妓院的情况,便鼓起勇气前去探查。

那时天津的妓院集中在侯家后、南市的“三不管”及毗邻的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北段)两侧的裕德里、忠孝里、新明戏院后面一带。曹禺先生那天去的就是日租界旭街旁边的妓院,具体是哪一家,长辈们已说不清了。大茶壶见曹禺先生戴眼镜一副书生模样,不像是来嫖的,又拿着纸笔记录和妓女的谈话,起了疑心,盘问后便带着妓院里的打手殴打曹禺先生。大茶壶和打手还追打了一段路,曹禺一直跑过日本桥(抗战胜利后称胜利桥),跑到了海河北面的意租界。外祖父一家帮曹禺处理伤处,服药止痛,让他躺下休息。

若换别个遇险遭到这般毒打,恐怕再也不敢去三不管侯家后这等地界了。舅父邹铮比曹禺小几岁,读的是工科,对写作体验生活不大理解,当然主要是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再去那种地方了。可曹禺躺了会儿甫从床上起来,就和我舅父说:“我还是要去,我就是要把这些都写出来,再挨打也不怕。”

曹禺先生坚持前去妓院调查,和妓女们交谈。只是他有了经验,不再冒冒失失地去当‘棒槌’,有时托人介绍,有时乔装打扮,有时和朋友一起去,好像章靳以和中旅剧团几个朋友都陪他去过,而且坚持了不短的时间。舅父多年后讲起,还称赞他虽是一介书生,却很有胆气和坚持。

曹禺先生回忆那段混迹污秽世界的日子,说那些妓女就像锁在人间地狱里的可怜的动物,然而他却从那些污秽掩盖的‘可怜的动物’身上,发现了人间美好的心灵。他说:“那里面的人我曾经面对面地混在一起,各人真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流着泪,掏出心窝子的话,叙述自己的身世。这里有说不尽的凄惨的故事,只恨没有一支Baizac的笔来记载下来。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副好心肠,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的各种坏习惯。她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钱买一分货’,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的效忠于她的老鸨,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于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她没有希望,希望早死了。前途是一片惨淡,而为着家里那一群老小,她必须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

那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刺痛了曹禺先生的心,逼成他按捺不下的愤怒。他嘶吼着,他挥舞着欲刺破黑暗的人道巨笔,更是浸着血泪在苦苦思索、冒着生命危险去苦苦探求。陈白露、翠喜……都是一首首严酷而真实的诗。他说:“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出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刚刚冬天过去了,金光射着田野里每一棵临风抖擞的小草,死了的人为什么不再生出来!我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于是有了翠喜和面首胡四、打手黑三,以及陈白露、方达生、潘月亭等一个个真实生动的形象,有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社会制度的深刻揭露,有了《日出》这部划时代的戏剧。

作者简介:孙喦,男,1954年生。1970—1978年在天津发电设备厂当工人。1978—1982年在江南大学化工系学习,1988年为国际胶体与界面科学家协会(IACIS)会员。

刊发于《当代》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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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微信编辑:翟慎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