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后广州兴衰交替,背后是什么原因

  文/岳麓韶阳

  隋唐是广州正式成为大都会的开始,但是广州乃至两广之后也遭受了多次劫难,如五代时越南的脱离,元朝海运的衰落等等,不过广州最终还是能够经受这些考验,成为今日中国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隋唐:国际都会与海商之殇

  隋唐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尽显大国风范。鼎盛时期的隋唐王朝均奉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中外通商,对外贸易盛况空前,达到古代顶峰。唐代中期的怛罗斯战役与安史之乱,导致了汉代以来连接东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广州在中外交流方面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唐代正值阿拉伯帝国在西方崛起,广州正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以及“阿拉伯与中国货物的集散地”。唐代诗人盛赞广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美国著名汉学家谢爱华称:

  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为‘Khanfu’,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为‘China’。

  来往的异国商贾侨民为广州带来了多元化的文化,各个国家地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聚集于此,广州成为中外文化传播与宗教交流的一架桥梁。据研究,广州的外国侨民聚居区“蕃坊”很可能就出现于这一时期。

  外贸的兴盛,也催生了新的管理体制——市舶制。

  唐代创设市舶使,以“市舶使院”为办事机构,一方面总管各路邦交贸易,一方面制定规章征收商业税款,为中央财政开源。因与唐王朝有交往的国家地区甚多,故市舶使虽设立于广州,却是一个职能范围远超区域体系的全国性涉外使职,它也是中国现代海关的前身之一。广州也由此成为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心,地位仅次于东、西二都。

  唐代广州盛况

  军事方面,广州依然延续了六朝时的重要地位。唐开元年间,设岭南五府经略使,以广州刺史充任,至德二载(757年)改称岭南节度使。

  咸通三年(862年)五月,唐朝为改变岭南西部“委人太轻,军威不振”的局面,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治邕州(今广西南宁);改岭南节度使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后改清海军节度使),仍治广州,下辖广东、海南二省及湖南南端一部,两广分治自此开始并延续至今。

  唐末局势动荡,广州也受到波及。乾符六年(879年),黄巢攻陷广州,“欲据南海之地,永为巢穴,坐邀朝命”。黄巢占据广州后,清洗官僚、镇压富商,对外来的客商与宗教徒也施行了屠杀,导致外贸往来一度陷入停滞,广州的社会经济遭受了极为严重的破坏。

  黄巢最终因水土不服而离开了岭南,日薄西山唐王朝也在数十年后分崩离析,天下又进入了持续半个世纪的分裂状态,广州也将迎来她的第二次国都生涯。

  五代:珍奇之都与阉人帝国

  后梁贞明三年(917年),承袭父兄基业的南海王刘龑在番禺称帝,改元乾亨,国号大越,都城番禺改称兴王府。次年,刘龑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刘龑的父亲刘知谦(一名刘谦)曾任封州刺史、贺水镇遏使,其先辈是迁居岭南的移民。唐末岭南“群盗蚁结”,刘知谦击贼讨逆,保境安民,深得人心。

  刘知谦早年曾受京兆望族之后韦宙的赏识,将侄女嫁与他为妻,生长子刘隐。刘知谦病故后,其部下拥立刘隐为将。

  刘隐是南汉的实际奠基人,后来被追尊为南汉烈祖,他颇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学习父辈作风,继续网罗人才、平叛讨逆、树立威望、巩固权势,最终成长为与淮南杨行密、吴越钱镠、湖南马殷、四川王建等并列的南方强藩。

  乾化元年(911年)三月,刚刚进位南海王不久、年仅三十八岁的刘隐病逝。刘隐同父异母的幼弟刘岩代兄之位,并在此后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击并了除桂管、安南之外的岭南大部,最终登基称帝。

  刘岩有个特殊的癖好——改名,他的履历上写满了曾用名:刘陟、刘龚、刘纻,直到最后的刘龑——取自《周易》,意为“飞龙在天”。

  这位开国皇帝,一开始还是比较励精图治的,他开科取士,选贤任能,结好邻邦,守土安民,国家一度出现了“府库充实,政事清明,边烽无警”的繁荣景象。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刘龑发觉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并不是做一个贤君,而是享乐与发明——当然了,他发明的是酷刑。而且在这方面,刘龑还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堪称商纣再世、夏桀重生。刘龑的子孙们又继承了他的衣钵,将昏庸与残暴继续发扬光大。

  享乐方面,南汉国历代君主在珠江两岸的广袤土地上,修建了数以百计的宫殿、园林、陵寝等,极尽奢靡。中宗时,便“作离宫千余间,以便游猎。”这虽为兴王府增添了不少风景名胜,却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殇帝刘玢在位时,置东、西两教坊,有伶官千余人。殇帝令他们日夜出入宫中共同饮酒作乐,抑或在夜晚穿着黑衣与娼妓出入民家。

  后主刘鋹是最会玩的,他巧立名目,设各种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搜集珍珠、玳瑁等奇珍异宝来充实府库、装点廊庑;更以两万宦官充斥朝堂,宠信宦官龚澄枢、宫人卢琼仙、女巫樊胡子等,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他还搜罗了一位波斯女子入其后宫,称其为“媚猪”,自称“萧闲大夫”,夜夜笙歌。

  宦官帝国南汉丢失了越南北部

  酷刑方面,刘龑发明了水狱、炮炙、蒸煮之刑,相当于纣王所创虿盆与炮烙的复刻升级版。中宗刘晟造“生地狱”,“凡汤镬、铁床之类,无不备焉。人有小过,咸被其害。”后主刘鋹又作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还让罪犯们与老虎、大象等徒手搏斗,眼看着他们被猛虎撕咬、象蹄践踏,以此取乐。

  自刘龑以来的昏君暴政,让岭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逃亡他乡、隐没山林者不可胜数。倒行逆施、挥霍无度的南汉王朝终于敲响了它的丧钟。

  开宝三年(970年),刘鋹再次拒绝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书信规劝,不肯归服宋朝。已经做好充分准本的宋太祖赵匡胤决定拿南汉开刀。此次进军岭南的主帅,是赫赫有名的大将潘美。而这次战争采取的策略,与千年之前的秦汉时期迥然不同——不再是兵分五路,而是将兵马齐聚贺州,集中力量,重拳出击。

  此时的南汉已经腐朽不堪,战具工事久经废弛,宗室被翦除殆尽,值得依赖的将领也都因谗言含冤而死,刘鋹所信赖的阉人们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

  即便如此,南汉还是做了最后的垂死挣扎,韶州之战中,南汉甚至出动了象兵意图抵御宋军,却被宋军以强弓硬弩轻松击败。势如破竹的宋军在先后摧毁南汉西部、东部的防线之后,于开宝四年(971年)二月,兵临广州城下。

  就在宋军捷报频传之际,南汉后主刘鋹还一直活在梦中。连州城破后他就愚蠢地相信宋军会见好就收,不会继续南下;马径被攻克后,宋军离兴王府仅有一百里的路程,刘鋹仍听信宦官之言,认为宋军只是为财宝而来,于是将宫殿府库付之一炬。

  眼见宋军已近在咫尺,刘鋹才如梦方醒,他遣使到军前求和不被接纳,准备用于逃亡的船只又被他最信任的阉人劫夺,最终,走投无路的刘鋹素衣白马,出城投降。南汉灭亡后,作恶多端的刘鋹受到了赵匡胤的优待,被命为右千牛卫大将军,封恩赦侯。

  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巅峰及坠落

  五代之后的两宋至元代,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极盛时期。

  两宋因处于南北对峙时期,对发展南方海贸开拓国家财源极为重视,提出了“开洋裕国”的方针。此时的市舶制度已趋于成熟,宋朝在拿下广州的第一时间就在此设立了市舶司。宋神宗元丰年间,又制定了著名的《元丰市舶条》,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市舶贸易的合法地位。

  在朝廷的高度重视和政策体制的支持下,海贸极速发展,市舶收入大增。此前以朝贡为主的海贸活动逐步转向以商业为主,出口的大宗商品也由原先的丝绸转变为瓷器,乳香则成为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北宋时期广州乳香的进口量占东南沿海总量的98%以上。

  海贸与商业的发展为城市建设引入了新的思路。

  宋代之前的唐代和南汉,对广州城都有建设,并形成了内外三重的城市格局,其中商业区及蕃坊处于子城之外的西部市区。宋初的广州城郭在经历了岁月沧桑和战争洗礼后,基本只是残垣断壁,直到庆历五年(1045年),魏瓘才在南汉旧城的基础上对子城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工作。

  不久之后的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至七月之间,广西壮族的农民起义军首领侬智高举兵反宋,围攻广州城57日之久,给子城以西的商业区带来了一场浩劫。

  商民们为了躲避兵祸蜂拥入城,造成了严重的踩踏事件,死者甚众;而那些滞留城外的百姓则只能四散奔逃,另谋生路。宋代碑文谈及此次事件的影响称:“百年生聚,异域珍玩,扫地无遗矣。”

  惨痛的损失让北宋政府意识到了建立新的壁垒来保护商业区的迫切性。熙宁四年(1071年),时任广州知州的程师孟主持修筑了西城。宋神宗对此事极为重视,特地派遣左藏库副使张节爱带着岭南欠缺的先进技术和建筑材料到广州指挥筑城。

  西城是古代广州第一次出于保护商业的目的而建设的城垣,也是古代广州城市功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变化。其修筑过程历十月,长度超过了子城与熙宁元年(1068年)所筑东城的总和,“广逾十二里”。

  宋代广州城形制的变革

  数十年后,广州知州陈岘为保护珠江北岸的新城区,又在东、西二城的基础上增筑东西雁翅城,将南部的城墙延伸至江畔,宋代广州的城池建制基本完成。

  靖康之难后的南宋至蒙元时期,广州经历了一系列的跌宕起伏。先是在南宋后期,外贸地位被后来居上的泉州港反超;宋末元初的兵燹之祸又导致城市被毁,人户流离,商业萎靡,经济萧条。海贸虽有所发展,但终究不复昔日的盛景。

  明清:一口通商与十三行的畸形繁荣

  明清两朝是古代广州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广州文教发达,百业俱兴,出现了经济文化两开花的盛况。

  明代是广府文教“度越中原”的重要时期。在秦汉一节笔者已经提到,广府的文教发源于汉代。隋唐以来科举制的创立又进一步推动了广府文教的发展,曾在唐代出现过一次小高峰。但总体来看,明代之前广府的文教水平一直处于国内比较落后的状态,直至此时才真正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

  有明一代,广府地区的府、州、县学及书院等官办、民办学府遍地开花。明洪武二年(1369年)复办广州府学,又办南海、番禺两大县学,此三所是当时广州府规模较大的知名院校。广州周边各县中,还出现了与上述两大县学齐名的顺德县学。

  除去这些高等院校之外,其他教育机构也空前壮大:乡村的启蒙性教育机构——社学,广东全省有550余所,其中广府地区就有241所;明代全国约有书院1500余所,其中广东129所,仅次于江西(295所)与浙江(173所),跻身全国三甲。

  教育的发达为科举考试、官员增补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有明一代,广东十府产生了874位进士,其中广州一府482人,占全省半数以上。万历年间,江苏学人钱谦益曾点赞广府文教说:“岭南文人蔚起,与吴越争胜。”

  文教的兴盛促使广府地区的学术思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造诣最深、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数陈献章与湛若水师徒二人。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宣德三年出生于广东新会。陈献章开明儒心学之先河,创立江门学派。他与王守仁同样“离经叛道”,改变了明初以来朱子门人在儒学方面墨守成规、泥古不化的风气,在明代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因此成为了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广东大儒。

  著名学者黄宗羲评价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陈献章后来迁居至江门白沙村,故世人称之为“白沙先生”,而其学说也就被称为“白沙之学”,其著述被汇编为《白沙子全集》10卷。

  陈白沙像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民,又字民泽,初名露、雨,成化二年出生于增城县沙贝。因家居增城甘泉都(今增城市新塘镇),被学界称为“甘泉先生”。

  湛若水师从陈献章,是江门学派传人与白沙之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白沙学说倡导的“学贵知疑”的特质以及“以自然为宗”的风格并将其进一步完善、升华,提出“体认于心,即心学也”、“随处体认天理”等主张,成为理学的一大门派,被誉为“甘泉学说”,与王守仁的阳明学说并称为“王湛”之学。

  湛若水对当时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一生创办书院近40所,弟子近4000人,遍及大江南北。湛若水晚年退休后,一直在广东省内各处讲学,直至去世,后被追赠为太子少保。有著作《湛甘泉集》,《心性图说》 等传世。

  清初广州的文化发展基本延续了明代的势头。明末清初民间涌现了诗人“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清朝中后期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创办学海堂书院。

  在文化结出累累硕果的同时,广州的商业与外贸也在明清时期重拾元代之前的荣光。市集之上珍物奇货荟萃,吸引了无数豪商巨贾接踵而至,位于广州城南门一带,原为荒地的濠泮街也由此逐步发展为最繁华的街市。

  到明朝中后期,粤中形成了著名的四大专业市场:罗浮冲虚观的洞天药市、东莞寥步的香市、广州七门的花市、廉州城西的珠市。除廉州珠市之外,其余三市均在广州一带。

  清代的广州市场,商品向多样化、规模化发展,广州地区发展形成了具有农产品批发性质的“栏”及商品分类专卖街市,经营范围囊括了食副品、服饰、书籍等,应有尽有。中心商业区双门底(今北京路北段)、城南商业区濠泮街,以及西关的上下九甫、第十甫等都是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市。

  物美价廉、买卖公平的“广货”也自明代开始异军突起,广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据屈大均所言,“广货”指的是出自广东九郡的名优产品,广州正是这些货品的集散地。广货大致囊括了九大类,包括以增城女儿葛为代表的纺织品类“广布”、佛山制造的铁器、石湾陶器、蔗糖、水果及干果、花卉、中药材、香料、蒲扇及竹席等。

  明清时代也是广州的对外贸易新格局的形成时期,广州成为这一时期白银内流的主要入口。嘉靖年间(1523~1566),明廷因“争贡之役”废罢泉州、宁波二市舶司,仅存广东司,这是广州历史上首次“一口通商”,共历时43年。

  1554 年,广东海道副使汪柏与葡萄牙旅日贸易船队司令苏萨达成口头协议,允许葡萄牙人按暹罗的同等待遇在广东进行贸易。此前因屯门海战而中断中葡贸易发生转机,允许葡萄牙人参加的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形成,地址在卖麻街一带(今一德路北侧,海珠南路以东)。1559后,因海寇作乱,陆上交易一度中断,直至16世纪70年代初,葡萄牙人再次出现在明代“广交会”上,此时的广交会也由之前的一年一度改为每年春、夏两季。

  葡萄牙人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并携带欧洲出产的葡萄酒、象牙、玻璃制品、香料及自鸣钟等“奇货”,来换取我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货物。

  1591年10月,戏剧大家汤显祖来到广州,震惊于广州的外贸繁华,写下“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的诗句。由于错过了当年的“秋交会”,他还特地前往澳门满足好奇心。

  明代的广交会是我国古代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它也可能是清代十三行及现代广交会的雏形。

  清代康熙年间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由海关制度取代了唐代以来的市舶司制度。海关制度将常关贸易与海关贸易的税收分开,是国内外贸易管理制度的一次进步。

  乾隆从1758年开始再次施行“一口通商”制,粤海关周边军事防御设施周备牢靠,又是内务府重要的资金来源与皇家的提款机,位列四大海关之首,因而得以保留,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仅存的口岸。

  乾隆降诏“一口通商”之后,外贸被广州十三行垄断85年之久。十三行初创于康熙年间,据《广东十三行考》记载:1685年广东地方政府招募了十三家比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外商做生意,并可代海关征缴关税,“十三行”诞生并由此得名。此后,这些位于珠江岸边的洋行数量一直变动不定,多至二十多家,少至四家,但十三行成为了这个商人团体的固定称谓。

  十三行是给皇帝打工的“商奴”

  十三行在其存续的100余年间向清廷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十三行商人则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并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外贸垄断特权为他们提供了巨额财富。

  豪商巨贾中,以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为最,潘有度、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号称“广州四大富豪”。他们到底有多壕?以伍秉鉴为例,道光十四年(1834年),他的私人资产已达2600万银元,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当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两,伍秉鉴是真正的富可敌国。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伍秉鉴榜上有名。

  十三行的总资产则更加令人咋舌,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1822年,广州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壮观场景,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被焚烧殆尽。

  十三行商人们虽然富有,但他们不仅不能任性,甚至还要被夹在中国官僚与外国商人之间,两头受气,随时担心身家不保。

  1780年有四家商行欠外商债款107万银元,经过利滚利累积到380万。乾隆得知此事后大为光火:“我堂堂大清,怎么能欠洋人的钱?这简直是丢朕的脸!马上双倍还给人家!”于是皇帝与朝廷为了所谓天朝上国的脸面,将四家负债的行商全部抄家,他们的债务则被摊派给其他几家行商,分十年还清。

  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行商们为取得政府的好感与信任,每逢国家大事都会向中央捐输报效。1801—1843年间,仅伍秉鉴的怡和行一家就以送礼、捐输和报效等名义向朝廷交银1600万两。

  清政府除规定行商不许欠外商债款外,还规定官员不许接触外商,故外商的进出口贸易必须由行商做担保人,并由行商向官府负责,这种保甲制度给伍氏带来了灾祸。

  1838年,林则徐来到广东禁烟,嗅觉敏锐的伍秉鉴察觉到危机,怡和行主动将外商上缴的1037箱鸦片交给林则徐。但林则徐还是怀疑伍氏与外商勾结,走私鸦片,蒙蔽政府,伍秉鉴之子伍绍荣被革职查办,锒铛入狱,伍氏也被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扣上了“汉奸”的帽子。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广州成为首当其冲的第一战场。两年之后,《南京条约》签订,开放五口通商。结束了历史使命的十三行江河日下,行商们不得不替清政府赔偿英国商人的货款,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倾轧下破产倒闭,伍秉鉴也于1843年郁郁而终。

  广州十三行最终在1856年的一场大火中烟消云散,如今的十三行街已经变成了服装批发市场。五口通商后的广州也不再是对外贸易的龙头老大,取而代之的是花花世界上海滩。

  近世:广府美食与粤语文化

  晚清国门被打开之后,纷至沓来的外国人在广州的很多地方留下了他们的印迹,石室圣心大教堂、沙面租界等景点相继诞生。本地人则在清末至民国形成了官宦住东山、富人居西关的格局,故有“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的俗语。

  民国时期的广州是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都以广州为根据地,留下了黄埔军校、大元帅府等著名的遗迹。

  1957年创办了现代广交会,眼下即将开办的已经是第125届;改革开放以后,广州附近的深圳、珠海成为经济特区,为整个珠三角经济的腾飞注入了新的活力。2016年,广州以人类发展指数0.869排名中国内地城市第一,是全国三甲,乃至世界级一线城市。

  广州地标小蛮腰

  2200余年的岁月磨洗,蕴育了浓郁的商业气息与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赋予了广州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铸就了广州人低调、务实的性格特征。而广州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则非粤菜文化与粤语文化莫属。

  广府地区的饮食文化,发展于隋唐而形成于明清。隋唐时代的广州食物被称为“南食”、“南烹”,有些已经初具现代雏形,如鱼生、点心等。明清时代富裕的广州人将聪明才智用在了开发美食上,自嘉靖之后,饮食风俗由俭入奢。广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又造就了广州兼容中外,独树一帜的食俗,具有四大突出特点:

  其一,食物求鲜。广州人对食物新鲜度的追求达到了极致,不仅喜欢吃鱼生,而且为吃到新鲜的海鱼,还特意将海鱼养在用油纸糊好的篮子中,再运送到市场贩卖。猪是整只,鱼是分割的卖法也是为追求食物新鲜而创造。

  其二,“食之以时”。广州人认为,几乎所有的食物都有药性,只有适时食用才有益健康,为此还编制了大量相关的歌谚。如清代温汝能《粤东诗海》载:“秋冬食糜,春夏食羊;朝为泡鱼,暮为蒿猪”等。

  其三,食源丰富。广州乃至整个广东的这一饮食特点,几乎是从古代南越先民开始一直流传至今的,也就是一些外省人口中所谓的“广东人什么都吃”。比如广东人喜食蛇及海鲜的风俗,自先秦就已存在,广东人还以田鼠、猫乃至水蟑螂、蚯蚓等为食材,形成了不少特色菜式如“龙虎斗”、“龙虎凤”、炙田鼠等,甚至连隔壁的福建人都被加入了广东人的食谱之中。另外,广东人对吃鹅的热情也异常高涨,广东省是鹅肉消费的第一大户。

  其四,广纳百家,不断创新。广州食俗在继承百越遗风的同时也兼容并蓄,海南百川。明清时期的火锅在传入广东后,很快被接纳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广式采用陶器而非铜锅,“桌上打洞,受火炉”,这种形制一直延续至今。北方的熏腊制品在传入广东后也受到欢迎。西餐被外国商旅带入后也被广东人所接纳,清初屈大均就曾享用过一套完整的西餐,清朝中期的十三行路上有洋人开的西餐馆“碧堂”,在广州也可以吃到正宗的西餐。

  现代的广东美食种类繁多,广式的茶点、烧腊、甜品等都别具一格,粤菜以清淡为主,烹饪考究,广受好评。

  粤式茶点放毒

  粤语是流行在广府地区及华人圈子中的一大方言,也是岭南的地区的文化符号之一,亦称广府话,俗称“白话”,全球约有1.2亿人口在使用。广州人认为西关白话是粤语的标杆。

  粤语由北方古汉语与南越族语言融合而成,经过长时间的调适、演变,在唐代趋于成熟,至宋代已与现代粤语十分接近。

  粤语共有九声六调,保留有较多古汉语的特征,具有独特的韵律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乐坛进入全盛时期,粤语歌曲百花齐放,并传入内地,引起了内地追逐粤语歌的热潮。不少内地歌迷都认为粤语歌更加优美动听,可见粤语确实具有其独特的魅力。

  古代的广州创造了辉煌的帝国商业史,现代在的广州则是令人神往的美食之都。各位朋友如有机会不妨来此品尝精致考究的广东美食,感受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