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桩罪恶里,黑羊与灰鹰曾是同谋

  编按:《黑羊与灰鹰》一书以作者丽贝卡·韦斯特的沿途见闻为线索,追溯了巴尔干历史上源于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的内外政治纠葛和军事冲突。与此同时,她也在对当地居民生存现状的见证中,力图揭示当地各民族命运的悲剧之谜。

  “黑羊与灰鹰”是韦斯特笔下的一个隐喻,它源于斯拉夫人中流传的一篇关于拉扎尔大公在科索沃战役中英勇作战,却在战争尾声时为乌克·布兰科维奇背叛,最终惨败的著名诗篇。“灰鹰”,象征着巴尔干苦难之人的内心始终涌动着一股为神圣牺牲的、如鹰般汹涌的渴望,“黑羊”则代表了他们以“被献祭的羔羊以毁灭的姿态达至永恒”的祈盼。

  然而,集中在斯拉夫人身上的精神特质却令韦斯特感到危险。她意识到,他们想当正确的、正直高尚的人,却不是做正确的事,“和平主义者真正想要的是被打败。拉扎尔王子和他的军队将接受圣餐,将被土耳其人打败,然后他们会得到救赎。”在这样的信仰下,他们背叛了跟随他们的、相信他们会为其赢取仁爱与和平的人们,长达五百年。

  她也由此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同类,西欧的自由主义者们,“我们觉得自己比敌对的保守主义者神圣多了,因为我们用神父的角色替换了羔羊的角色,于是我们忘记了自己并没有在履行人类主要的道德义务,即保护爱的成果。我们觉得自己比敌对的保守主义者神圣多了,因为我们用神父的角色替换了羔羊的角色,于是我们忘记了自己并没有在履行人类主要的道德义务,即保护爱的成果。”“我们觉得自己比敌对的保守主义者神圣多了,因为我们用神父的角色替换了羔羊的角色,于是我们忘记了自己并没有在履行人类主要的道德义务,即保护爱的成果。”她说。

  本文由“壹伴编辑器”提供技术支持

  在这桩罪恶里,黑羊与灰鹰曾是同谋

  文/丽贝卡·韦斯特

  节选自《黑羊与灰鹰》

  他又啃了一大口苹果,一边用力嚼,一边走下公路。我对康斯坦丁说:“真是少见啊,他没去责怪贵族间的争吵。”康斯坦丁若有所思:“没有,但我认为他不是这个意思。”“但他是这么说的啊,‘我们心不齐’,这话他今天说了两次。所有的史书上都说斯拉夫人在科索沃战败是因为贵族亲王间的纷争。

  他能有什么其他意思呢?”“的确,我们民族总说战败是因为不齐心。在科索沃之前,的确有很多斯拉夫贵族亲王,他们总是争吵,但我认为这说法和事实毫不相关,”康斯坦丁说,“我认为,这说法的意思是,每一个斯拉夫人对待土耳其的态度都很分裂,其实是提及我们关于灰鹰的著名诗篇。”“我从没听说过呢。”我回答。康斯坦丁站起来叫德拉古廷,德拉古廷继续咀嚼着,走了回来。“知道吗,她居然从没听说过我们的灰鹰诗篇!”“太可惜了!”德拉古廷也叫起来,吐出些苹果籽,他们开始一同吟诵:

  Poetio soko titsa siva,

  Od svetinye, od Yerusalima,

  I on nosi titsu lastavitsu ...

  “我来帮你翻译,”康斯坦丁说,“用你们的语言来说,它不如本来那么美。但你也能听出,它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诗,它对我们非常特别……”

  灰色的鸟在飞翔,那是灰鹰,

  来自耶路撒冷,圣地,

  他的喙叼着燕子。那不是灰鹰,不是灰鸟,

  是圣以利亚。

  他带的,不是燕子,

  是书,来自圣母。

  在科索沃的大公面前,

  他把书放下,在大公的膝上。

  书上的话罕见无双:

  “拉扎尔大公,血统高贵的王啊,

  你想要怎样的王国?

  神圣的王国?

  抑或世俗的王国?

  如果你要的是世俗的王国,

  请鞍马执缰,佩剑出战,

  结束土耳其侵略,

  赶走每一个土耳其士兵!

  如果你要的是神圣的王国,

  请在科索沃修建教堂,

  地板不用大理石,

  铺上丝绸和红衣,

  让你的士兵接受圣餐,以及军令,

  你的士兵都会战败,

  你,王子,随之而败。”

  大公读毕,陷入深思:

  “主啊,这话从何而来,何以如此!

  我应该选怎样的王国?

  神圣的王国?

  抑或世俗的王国?

  如果选择世俗的王国,世俗的王国存在不过一时,

  但神圣的王国将永世长存。”

  大公选择了神圣的王国,

  放弃了世俗的王国。

  他在科索沃建起教堂,

  地板不用大理石,

  铺上丝绸和红衣。

  他传召塞尔维亚大主教,

  以及主教十二位。

  他让士兵接受圣餐,以及军令。

  王子下令时,

  土耳其人侵入科索沃。

  “接下来,”康斯坦丁说,“有很长的篇幅,文字非常混乱,讲述大公如何英勇作战。战争尾声时,他们看起来好像即将胜利,但乌克·布兰科维奇背叛了他们,于是他们惨败。诗云:

  土耳其人击垮了拉扎尔,

  拉扎尔大公被灭,

  他的军队随之而灭,

  兵士七万七千人。

  万物神圣,万物可敬,

  上帝的荣光得以实现。”

  我说:“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拉扎尔是‘和平誓言联盟’的成员之一。”走过面前山脊上一长片黑麦地,一阵风吹过,仿佛战栗袭过皮肤和血液。我一边剥蛋壳,一边离开其他人。我知道,诗里提到了一些我生活中真实而令人不快的东西。“拉扎尔错了,”我暗自思忖,“他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但之后五百年间,在这片平原上,或者欧洲任何其他地方方圆数百里,没有人被允许保留他的灵魂。他应该为了他们,选择被罚入地狱。不,我在说什么?我正把国家置于个人之上。我相信某些终极人权优先于其他权利。我的意思是,其实我不相信这诗的主旨。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会为了自己的救赎,而拒绝将几百万人从痛苦的奴隶生活中解救出来。战争的问题其实无关紧要,事实上,尽管战争可能有点令人厌恶,但人们为了使民族抵御入侵,不得不做的许多事比战争更甚。为了保护我们免于病菌困扰,许多人不得不从事和污物打交道的、让人极为反感的工作;为了让人们充分利用经济资源,海员和矿工也不得不忍受各种不适和危险。但是,这首诗的确表明,和平主义态度无关于战争的恐怖,因为它丝毫没有提及这个。它直入问题的核心,表明观点:和平主义者真正想要的是被打败。拉扎尔王子和他的军队将接受圣餐,将被土耳其人打败,然后他们会得到救赎。诗里没有一个词是关于避免杀戮的,相反,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是他全力以战,杀尽能杀的每一个土耳其人。重点不是说他无辜,而是说他应被打败。”

  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这首诗搅动了我的心绪。当我站在弗鲁什卡·格拉的弗尔德尼克修道院里的墓旁,触摸拉扎尔王子干枯的手时,我就清醒地意识到,他是我熟悉的类型。他是那种热爱荣誉、自由与和谐的群体中的一员,与我们时代的赫伯特·费希尔、西塞尔勋爵和吉伯特·默里教授同列。我一直追随着这些人,我知道他们是正确的。我的理性承认,依照他们的规则,也只有依照他们的规则,纯洁的幸福才会在地球上扎根,并且欣欣向荣。可是,当时代催生了这些优秀的人,以及如我一般的追随者时,为什么这样的幸福却没有实现呢?我们准备走向繁荣时,为什么仍然存在贫穷?存在对孩子未来的漠视?存在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存在种族之间的残酷?我知道答案。我已经知道了很久,只是这首诗让我的意识承认了我的知晓。

  这答案也在一些集会上有所显现。这些集会由心系他人的自由和福祉的次要群体讲话或参与,常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危险感觉。对立方的集会,由那些希望奴役他人以满足己利,或是因为从中得利而希望保留不公的社会制度的人组成的集会,只是让人单纯地厌恶其贪婪和愚蠢,但并没有散发出这种危险的感觉。危险的感觉在各个方面被唤起,比如,讲话人和听众中女性的着装。贫穷或工作过度不能解释这种穿着类型,它们并不是特别廉价;要找到它们倒是颇费功夫,因为它们完全不是寻常着装。它们除了使穿衣人疏离公众观点以外,别无他用。不幸的是,当他们试图改变群体信仰时,不应该竭尽全力地做这些事来争取群体的尊重。也可能,他们并不是真的想把事做成。这种怀疑常常由讲话者的音质和听众的反应引起。讲话人的口音真挚亲切,一直在颂扬美德。但他们的话听起来不像是说未来权力一旦掌握在他们手中,会被用于善行。他们的听众,似乎也没有将自己视作命定的统治者。他们漫不经心地鼓掌,嘲笑他们背后的敌人,其间夹杂着孩子们激动的笑声。他们想当正确的人,不是做正确的事。他们觉得没有义务成为生活主流的一部分。

  如果这意味着任何程度的污染,他们宁可另辟渠道,形成一池纯洁的静水。事实上,他们愿意领受圣餐,被土耳其打败,然后升入天堂。

  这样一来,他们证明了自己不如自己的对手。这些对手不会想让自己偏离生活的主道,他们简单地相信,侵略和暴政就是确保人类未来的最佳方式,所以承担了将这方式付诸实施的职责。自由之友的确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自己在哪方面高于对手。实际上,他们也因为自己的原则而希求失败,而非成功。

  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哪怕是最卓越的人,成为恺撒,像成为善良的自己一样。在出现一个善良的恺撒之前,每个女孩仍然一出生就面临险境。自省其心,我知道我也不清白。我时常琢磨,如果有需要,我能不能为了自己的原则而忍受煎熬,这个问题对我至关重要。不应这样问,我应该更急切地问问自己,可曾尽我所能践行自己的原则,怎样才能获得力量,让自己的原则获得绝对的胜利。但是,这些问题仍然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没能激起我的勇气,在我思考自己的殉道精神时,它们在焦躁地等待。

  “如果是这样,”我对自己说,“如果生于这个世界、热爱善良胜于丑恶的人们,都带着与生俱来对失败的冲动,那么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科索沃,被鲜血浸染、让人厌恶的平原。在这里,愿意走出去的人们与不愿意的人们对战,他们将自己的事业出卖给敌人。仁爱在大部分的历史时间里惨遭迫害,比它偶尔获得成功的时间要漫长得多。”我开始悲泣,我一生都与之同行的左翼人士,是他们对外国政治的态度,造成了这种背叛。他们一直正确,却从来不把自己的正确施加于人。“如果这种倾向天然存在,属于基督和犹大的关系,”我想着,“我们倒不如死掉,越早越好,美丽承诺后的失败更加痛苦。”我背对着平原,不去看湿漉漉的草地,不去回忆普里什蒂纳那个压在犁头下的愚蠢女人,衰弱无力地守护着领袖陵墓的那个目光涣散的牧师,面色惨白在苏丹的棺木前假意跪拜的招揽员,也不去想象基督教斯拉夫人失去的荣耀—奥斯曼土耳其也有其荣耀,与之不同,但相当,也同样消失。即便不用肉眼或心灵去看这一切,我仍然感到万念俱灰。我开始跑,想快点和同伴们待在一起。

  我刚刚离开的小团体里新增了第四个人,一个阿尔巴尼亚老人,戴着白色的无檐便帽。这种帽子对于他们民族,就像土耳其毡帽对于穆斯林一样。

  大家邀请他分享我们的食物。他坐在地上,背对着我。我走得更近些时,他转身和我打招呼,带着阿尔巴尼亚人独有的社交微笑。我看见他的臂弯里躺着只小黑羊,就像我在羊场见到的,在岩石上祭祀用的那种。“科索沃”的本义是平坦。

  黑羊和灰鹰曾在这里合作。在这桩罪恶里,就像在几乎所有的历史罪恶里,和最私密的罪恶里一样,他们曾是同谋。关于这个,我在南斯拉夫读到过。隐晦的东西写得很清楚,给出一些学者尚不能阐释的象征。我在羊圈看到了肮脏且虚伪的祭祀,以及基于想象力的令人惊叹的神力。在那里,我明白了,那些极其恶心的作为,都源于人们相信让动物流血会带来人的提升,相信向死亡献礼会获得生命的回报。在那里,我意识到这种信仰是我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与原始思想很亲近,能够为各种错综复杂的东西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而原始思想是现代思想建立的基础。这信仰不仅自身丑陋:它玷污了爱的全部。它还不遗余力地使基督意义变得无效。它巧妙地潜入教会,大展手脚,释放出散漫的哭喊和迷醉的狂喜,并催生出荒谬得无从下笔的赎罪论学说。这学说假装着,仿佛是基督降临,编造出一套愚蠢难看的神奇仪式,用他的痛苦来交换毫不相关的良善。于是,真相从我们眼前被蒙蔽。他的死是在控诉我们的罪。它证明我们族群是如此残酷,以至于在我们身边出现良善时我们不知该怎么办,只得将其扼杀。我同米丽察、穆罕默德一道离开岩石时感觉到,如果我就这场祭祀多进行一些思索,可能会悟到更多的东西,关于自己不堪的天性的东西。

  我看着羔羊,它那柔弱无力,像黑色小锤头一样的口鼻,从老人疲惫的手臂围成的颤巍巍的庇护所里伸出来。我不能够再让自己的意识退离。我们中没有人,不管是我们族群还是其他人,能够抵制诱惑,拒绝接受祭祀为有效象征。在诸多思虑中,我们相信自己的心。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并无其他。站在岩石上的男人,割破羊喉,取悦上帝,以得到幸福。我们的智学告诉我们,这男人干的是恶心且无意义的事。我们的回应不是把这个主意作为噩梦排斥开,而是说“既然牧师牺牲羊羔不对,那我来当羊羔,当作牧师的祭品”。于是,我们建立起“对于无辜的事物来说,厄运便是荣耀”这样的原则。如果我们谈及仁爱、主张和平,之后,屠刀抹过我们的脖子便被认为是适当的。所以,类似的事件反复出现。当我们为了正当理由勇猛作战且胜利在望时,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违反了神圣的协议,从而转向,寻求失败,于是背叛了那些相信我们为他们赢取仁爱、和平的人们。

  斯拉夫人就这样,在科索沃平原上被土耳其击败。他们知道,基督教义比伊斯兰教义更有利于人,因为它指责人的原罪和残酷,穆罕默德的军事大脑甚至都未曾识别这些东西。他们也知道,一旦被征服,他们在行为和艺术上的成就也会随之被践踏进泥土里。由于岩石上的神力作用是在他们的大脑里,他们不会走向胜利。他们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是正直高尚的,因而自己赴死也很正确。在这样的信仰中,他们背叛了跟随他们的正直高尚的人,长达五百年。我也同样有罪,我和我的同类,西欧的自由主义者们。我们觉得自己比敌对的保守主义者神圣多了,因为我们用神父的角色替换了羔羊的角色,于是我们忘记了自己并没有在履行人类主要的道德义务,即保护爱的成果。我们在保护民众方面无所作为。他们拥有些许自由,因而也有些塑造灵魂的力量,可践踏他们的其他民族充满仇恨,没有自由的能力,却有将灵魂像野草一样连根拔起的欲望。可能我们背叛生命与爱的时间,比五百年更长,在比科索沃更加广阔的土地上,广阔至整个欧洲。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再次感到了低能的焦虑,关于我在这场危机中的作为。这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事。真正重要的是,我没有忠诚地对待生命,我太忧心于虚幻的个人救赎,愚蠢到想象自己可能通过在发臭的岩石边晃荡而获得救赎—那里不过站了个男人,用肮脏的双手让鲜血无缘无故地流洒。

  “这真是个可爱的阿尔巴尼亚老人!”康斯坦丁道。的确是的。他尤其可爱,因为他在微笑。阿尔巴尼亚人的微笑爽朗提神,给人的感觉像吃了一口西瓜一样。他们浅色的眼睛目光灼灼,雪白的牙齿熠熠生辉。这个老人的皮肤也是白而透明的,好像一层很薄的云。“我想他是个很好的人,”康斯坦丁说,“肯定也很可怜。他猜想我们是去特浦加矿场,所以希望我们去帮他孙子找份工作。

  他说他孙子是个聪明的孩子。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帮他做点什么。”康斯坦丁发善心时总是最开心的。施善的机会让他两眼放光,是我们多天以来看到他眼神最亮的时候。但下面的脸颊像挨了揍似的,轮廓模糊,仿佛一张哭泣的女人脸。也许他是哭了。灰鹰也降临于他。他把他的喉咙裸露在格尔达的刀下,把他的挚爱之心奉献于仇恨之前,以让自己被打败,保持清白。

  “那是自然,”德拉古廷说,用的是结结巴巴的德语,以便让老人听不懂,“这人是个恶棍之类的。他是个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喜欢族斗,当强盗,被基督抛弃,他们是大恶棍。但这人又穷又老,不管他做什么坏事,也做不了很久了,所以我们尽力帮帮他吧。”他抖了一下,把张开的手掌放在胸上,在做深呼吸,好像是因为想到了老年,要感受自己的健康和力量,来进行自我恢复。如果不是他刚才背诵了那首关于灰鹰的微妙复杂的诗,如果那首诗不是仅仅由于他的民族能够欣赏而存留,他可能就成了原始简单的形象。

  这是斯拉夫的神秘。斯拉夫人看起来完全是行动派,却很重视内在生活,重视行动的源泉。而其他民族,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有这样的意识。斯拉夫的恺撒大帝,有可能因为纯粹的形而上的动机而陷入危机,而在其他地方,除了神父和哲学家们,很少有人会去进行这类思考。也许史蒂芬·杜尚不仅是被清白与罪恶的想法影响,就像所有的政治家都会被影响那样;他是被它们控制,以至于几乎排斥更简单和更物质的考虑。也许他像许多人那样,死于自己的鼎盛时期,因为他希望死亡。烦扰我们所有人的血腥祭祀形象,让他从命定的胜利中看到耻辱。他站在面向巴尔干山脉的门廊下,看着君士坦丁堡的黄金、象牙和大理石,在它的十字架上,圆屋顶上,以及港口的船舶上。他知道他是这一切的上帝,因为它们会不复存在,如果他不把它们作为清晰的想法保留在脑海里的话。他害怕拥有那样的创造力。他从门廊的光照下往后退,退进了无罪的阴影世界里;君士坦丁堡就像呼到窗玻璃上的一口气,慢慢隐去。

  “南斯拉夫总是在对我讲述一个接一个的死亡,”我自言自语,“弗朗茨·斐迪南之死,亚历山大·奥布伦诺维奇和德拉加之死,迈克王子之死,拉扎尔王子之死,史蒂芬·杜尚之死。然而这个国家充满了生命。我觉得我们西方人应该到这里来学习怎样生活。也许我们在西方对生活无知,正是由于我们避免思考死亡。一个人专注于陆地而无视海洋,是没法学习地理的。”然后我叫了起来。我忽略了那只黑羊,它伸着脖子把它颤搐的鼻头贴到我裸露的前臂上。男人们都嘲笑起我来,阿尔巴尼亚人小心翼翼地在笑声里保持着礼貌的内核。我回应了他们的笑声,但我被吓到了。在这个群体里,我不相信任何人,尤其是我自己,能够摆脱对牺牲的迷醉。它造成了现在的科索沃,如果不加制止,它会让一切的人类进步化为乌有。

  注:题图及文内图片(如未注明)均为20世纪20-30年代的南斯拉夫乡间(摄/Kurt Hielscher)

  《黑羊与灰鹰》(全三册)

  [英] 丽贝卡·韦斯特 著

  向洪全,夏娟,陈丹杰 译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8069-9

  三辉图书天猫店已预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欧洲的转折点,作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在 20 世纪40年代前后的命运截然不同。本书观照了自14世纪中叶至“二战”爆发这漫长岁月中的巴尔干历史。这片土地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会蜕变为浸透鲜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连串难解的谜团和苦难又是否有迹可循?

  本书以作者巴尔干之行的沿途见闻为线索,追溯了巴尔干历史上缘于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的内外政治纠葛与军事冲突;也在对当地居民生存现状的见证中,力图揭示当地各民族命运的悲剧之谜——巴尔干苦难之人的内心始终涌动着一股为神圣牺牲的、如鹰般汹涌的渴望,他们祈盼着,犹如被献祭的羔羊以毁灭的姿态达至永恒。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指引巴尔干人超越苦难,也滑向了悲剧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