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四策:战略博弈离不开正确的时代观

  摘要:合法性是战略博弈的前提。汉末,魏蜀吴在数十个政治集团的激烈竞争中能脱颖而出,不断壮大,其秘诀之一即延用了管子的思想——“尊王攘夷”。这是魏蜀吴三国的锐利思想武器,他们不是简单照搬,而是结合自身实际,演绎了各自“尊王”的历史轨迹。

  东汉末年,皇权虚弱无力,地主豪强拥有自己的私人武力,造成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在数十个豪强集团相互兼并混战中,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脱颖而出,相互博弈,先后分别提出了四大战略构想,主导了当时中国的战略走向,在战略博弈的历史舞台上,为后人留下了有声有色、可资可鉴的千古绝唱。

  四大对策

  (一)孙策时张纮的江都策。

  张纮(153-212年),徐州名士,曾建议孙权迁都秣陵(今南京),孙权从之。孙策(175-200年),是一个少年早熟的英雄。孙坚战死后,还葬曲阿(今江苏丹阳),孙策带着母亲、弟弟,暂时依附袁术,袁术非常赏识他,将孙坚部曲千余人还给他,任命他为怀义校尉。兴平二年(195年),21岁的孙策摆脱袁术羁绊,独自率兵渡江南下,短短三四年间就占据江东大片地盘,为孙吴立国奠定了基础。他不仅是当时几大政治军事集团中势力发展最快的一个,而且是魏、蜀、吴三国创业者中最年轻的一个。当曹操于初平三年(192年)领兖州牧,奠定一生基业时,年38岁;当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夺得荆州江南四郡,有了一块较为像样的地盘之时,年48岁;而孙策据有江东之时,年仅24岁!

  张纮

  天下大乱之际,江东政权如何博弈,这是摆在孙策面前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孙策在江都时曾“数诣(张)纮,咨以世务”。“孙策创业遂委质焉”(《三国志·张绒传》),参与谋议,甚见信任。对张纮说:“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馀兵,就舅氏於丹阳(按:孙策母舅吴景,时任丹阳太守),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 ?”张纮答道: “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扬,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作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三国志·孙权传》引《吴历》)由此可见,孙策之“微志”是“扶危济乱”,“为朝廷外藩”。张纮之对策是以“复汉室,功业作于桓、文”,“岂徒外藩”为最高目标。

  (二)孙权时鲁肃的吴中策。

  建安五年孙权统事时,周瑜荐鲁肃于吴,“与语甚悦之,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孙权对鲁肃说:“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答:“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孙权又说:“今尽力—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三国志·鲁肃传》)。因为这个建议是孙、鲁两人在榻上对饮时鲁肃提出的,所以叫做“榻上策”。

  鲁肃的对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汉室不可复兴;二是曹操不可卒除;三是应在确保江东的基础上观衅而动,乘北方多务之际,先除黄祖,进伐刘表,夺取荆州,然后竟长江之所极,据而有之(这自然应视作包括夺取地处长江上游的益州在内);四是在巩固了整个长江以南的割据后,再建号帝王,图取天下,完成统一大业。中心思想就是,既然汉室不可复兴了,而曹操不可马上消灭,孙权只有在江东站稳,与曹操、刘备形成鼎足三分之势,以观天下之变才是上策。我们把孙策时张纮之江都策,与孙权时鲁肃之吴中策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差距。孙策之所谓“与天下争衡”(《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与孙权相比低了一个档次。孙策之“与天下争衡”,不过是建立“桓、文之功”,而孙权则把它提升为“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三)刘备时诸葛亮的隆中策。

  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屯兵新野,徐庶为幕僚,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与其相见,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形势,并提出建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了,连连称善,说我有了诸葛亮,如鱼得水。(《三国志·诸葛亮传》)

  “隆中对”一方面对天下形势进行了分析,从刘备集团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对待各个割据势力的态度:反抗曹操,联合孙权,图谋刘表和刘璋,从而规划出了曹、孙、刘三足鼎立的战略前景。另一方面指出了三足鼎立后,天下有变,进一步北伐中原、中兴汉室的战略目标。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战胜了貌似强大的袁绍。诸葛亮看到了曹操军事力量的强大,得出了不可与其单独争强,必须联合其它力量与之对抗的结论。孙权则有地理优势,加上孙氏家族已经历经三世,在所辖区域得民心,可以成为未来天下三极中的一极。诸葛亮看到了这两大军事集团将会成为三极中的二极。刘备当时是个只拥有几千人马的荆州客居者。其他的军事集团,如刘表、刘璋、张鲁、马腾等,最多算为天下英雄的配角,不足以形成称霸一方的力量。

  “隆中对”指出了实现三分天下的基本途径。在正确认识和分析孙权、曹操力量的基础之上,诸葛亮提出了三分天下的基本途径。诸葛亮提出统一天下的步骤是:首先“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然后致力于内部建设,开展和平外交。“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最后两路北伐,钳制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样,达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实现统一天下。

  (四)曹操时毛玠的兖州策。

  毛玠,陈留国平丘人。曹操占领兖州,毛玠对曹操说: “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毛玠传》)毛玠认为:当时国家分崩离析,国君四处迁移,百姓的生产废弃,因饥馑而四处流亡,官府连一年的储蓄都没有。百姓没有安心定居的念头,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是难以持久的。现今袁绍、刘表,虽然手下士人、百姓众多强大,但都没有长远的打算,不是建立基业的人。用兵以遵守礼义者胜,保住地位必须依靠财力,毛玠认为曹操应该尊奉天子而向不守臣道的人发号施令,整顿农业耕作,储备军用物资,这样,霸王的业绩就可以成功了。毛的建议得到了荀彧的支持,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

  张纮的江都策、鲁肃的吴中策、诸葛亮的隆中策和毛玠的兖州策,分别成为魏蜀吴三国的战略决策,对当时的战略博弈和外交经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条经验

  (一)合法性是战略博弈的前提。为了赢得合法性,各方都打正统牌,正统就是汉室,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否定汉室的合法性。汉末,魏蜀吴在数十个政治集团的激烈竞争中能脱颖而出,不断壮大,其秘诀之一即延用了管子的思想——“尊王攘夷”。这是魏蜀吴三国的锐利思想武器,他们不是简单照搬,而是结合自身实际,演绎了各自“尊王”的历史轨迹。相比之下,曹操在赢得合法性方面,棋高一着。他的首要方略不是扩大地盘,不是争抢势力范围,而是争抢“天子”,占据政治高地,赢得社会信赖和支持。建安元年(196年),时任兖州刺史曹操,获悉献帝东归,立即率军进驻洛阳,护驾汉献帝刘协。曹操先后把三个女儿许配汉献帝为妃,不久全部晋号为“贵人”。其中第二个女儿曹节,立为皇后。

  此时,袁绍袁术等其他军事集团,正在忙于争夺各自地盘,孙策占据江东、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各路军阀混战,唯有曹操率军入驻洛阳,拥护汉献帝重振朝纲。刘协赐予曹操“节钺”,曹操获得了主持军政大权的合法地位。自此,曹操始终头顶“效忠”汉献帝的桂冠,占据中国历史舞台的突出位置。这是曹操“奇货可居”的政治筹码。

  后来的史学家尖刻地改写了一个词,把曹操“迎天子”改写为“挟天子”,表现了对曹操政治思想动机的质疑,认为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国志·诸葛亮》)、“挟天子以令天下”(《三国志·张范传附张承》)。不管曹操动机是什么,也不管世人如何揣测,历史事实是,汉献帝在曹操主政期间,安享帝位未变。曹操借鉴“尊王”之史,凭借“忠君”旗帜,构建了统一半壁江山的大业。相比之下,在打正统牌方面,本可打一手好牌的袁绍,却把牌打得稀烂。

  史载郭图“说绍迎天子都邺,绍不从”。沮授也向袁绍提出同样主张,说:“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袁绍传》)但是沮授的建议,遭到一些短视之士的反驳。淳于琼即向袁绍提出了反对意见,曰:“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淳于琼的这一意见,受到沮授批评,说:“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夫权不失机,功在速捷。将军其图之。”沮授力劝袁绍“迎天子”。可惜,袁“不能用”。曹操“迎天子”定都许之后,袁绍的谋士田丰继续劝袁绍“迎天子”,曰:早袭许(即许昌),若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三国志·注武帝操》)

  曹操“迎天子”之举极大地扩大了他的影响力。曹操出兵征冀州,袁术问名士张承,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数千,敌十万之众,可谓不量力矣。”张承作出相反的回答,曰:“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敌百万之众,可也。”(《三国志·张范传附张承》)表明张承充分肯定曹操“迎天子”所获得的政治优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诸葛亮传》)《三国志》作者陈寿评曰: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三国志·周瑜传》)蜀汉、东吴打的也是正统牌,也是在彰显自己的合法性。

  (二)人才是战略博弈的资本。三国时人才济济,英雄辈出。特别是曹操爱才思贤、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的人才战略影响深远。曹操先后下达了著名的唯才是举三令,广纳贤才。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下达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曹操再次强调要不拘一格招揽人才,就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意思是要求各地方领导,把哪怕他过去背着不光彩的名声,做过让人讥笑的事情,或者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才干的人,你们都要把各人所知道的这些人都推荐上来,千万不要有所遗漏。曹操前期的5位重要谋士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贾诩,都是从曹操的对手那里投奔过来的,郭嘉和荀彧曾经是袁绍的谋臣。陈寿《三国志》评道:“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张辽、张郃、于禁、乐进、徐晃五位上将,都是从敌人阵营里叛逃过来的。相比之下,蜀汉后期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情况,人才短缺成为蜀汉在三国最早亡国的原因之一。

  郭嘉

  (三)韬光养晦、能屈能伸是战略博弈的要诀。孙权是和曹操齐名的一代名主,但是,为了孙吴国家利益,孙权可以照样向曹操的儿子曹丕称臣。曹丕称帝后,孙权便遣使请求成为魏的藩属,并将降将于禁等送回北方。曹丕赐给孙权九锡,册封其为吴王、大将军、领荆州牧,节督荆、扬、交三州诸军事。孙权韬光养晦、能屈能伸避免了两面受敌的困境,为在次年的夷陵之战中大破蜀军创造了条件。

  (四)不图虚名是战略博弈的关键。孙权袭夺荆州、斩杀关羽后,随之上表称臣,并且说非常愿意拥戴曹操做皇帝。曹操说:他是想让我在炉子上烤呀。曹操把孙权的奏章一散发下去,群臣立刻山呼万岁。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带头启奏:汉朝气数已尽,殿下如今建立起来的大魏国,十分天下而有其九。所以孙权在外臣服,臣等以为殿下应该效法先贤,取代汉帝。曹操一摆手,不可说出此等没有天子的话语。大将夏侯惇脾气更大,只见他几步走到台阶,看了看魏王,大声说:天下人都知道汉朝名存实亡,寿终正寝,应该有新天子涌现。自古以来,能够带领老百姓除掉祸患的,就是老百姓的主人。殿下带领我们南征北战已经三十多年了,功德巍巍。天下老百姓谁不敬仰,这样的人做天子,老百姓自然心服口服。说着甩掉自己汉朝的印绶,叩请得到魏国的印绶。曹操清醒得很,知道皇帝是个烫手的山芋,自己不能摸。你看董卓很牛气,不敢称帝,废掉一个汉少帝全国反对声一大片;袁术刚想称皇帝,全国就有那么多反对他的人,包括他的哥哥和他曾经的部下孙策,可见皇帝的龙椅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坐的。曹操是个实权派,曹操要的是实际权力。曹操明白,孙权尽管表面上对自己很顺从,其实他和刘备一样,骨子里都是想置自己于死地。

  四个教训

  (一)战略博弈离不开正确的时代观。汉末四策中,在时代观上,鲁肃是高屋建瓴、最具真知灼见的战略家和外交家。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汉室的态度上。鲁肃所持“汉室不可复兴”的政治见解,不但高出孙权之上,而且和七年后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相比,也实在有高出一筹的地方。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讲过,如果像他设想的那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诸葛亮终其一生,汉室可以复兴的思想一直是十分明白的,“兴复汉室”是诸葛亮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如果说在建安十二年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作号召,自有其外交策略上的合理性的话,那末,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师表》)中仍然讲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已明显的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201年)鲁肃就提了出来。这一建立在正确估量当时客观斗争形势基础上的政治见解,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三国演义》中隆中对情节绘制的颐和园长廊彩绘

  (二)联盟是靠不住的。诸葛亮和鲁肃极力促成了吴蜀联盟,即使在夷陵之战后,诸葛亮也坚持“联孙抗曹”,主动缓和吴蜀关系。然而,除了诸葛亮、鲁肃、赵云等少数人始终不渝地维护联盟以外,无论是东吴的孙权、周瑜、吕蒙等人,还是吴蜀的刘备、关羽、张飞等人,都干过危害联盟的事。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联盟,吴蜀联盟是最典型的,吴蜀联盟的当家人孙权、刘备既对联盟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真诚的努力,并取得了赤壁之战等胜利,也基于从自身利益出发,干过一些危害联盟的事。这说明,国家的安全不能完全建立在联盟的基础之上。

  (三)哥们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刘关张桃园结义,主导了蜀汉的政治走向和权力格局,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圈子,连丞相诸葛亮对此也无可奈何。刘备起兵讨伐东吴为关羽报仇,支持的是张飞和关羽、张飞之子,其他文武百官基本不支持。赵云谏曰:“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先主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遂不听赵云之谏,下令起兵伐吴。这是把哥们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最典型的例子。

  (四)战略博弈不能战线太长、两个拳头打人。三国之中,蜀汉地处西部,国力最弱、人口最少、地缘环境最差。苏洵认为,诸葛亮只以关羽守荆州而以主力到西蜀建立根据地,很难实现两头兼顾的目的。孔明以为有高山险隘相阻,就可以免于灭亡,而实际上西蜀之险,守不可出,出不可继,保证安然偏于一隅都很困难,以此为根据地图取中原就更不可能了。苏洵还形象地举了一个例子:要成为富人,必须占据四通五达之都,收取天下之利。而赚到一点小利,就藏在家里,天天守着,是求不失,不是求富,要是来了大盗,又怎么知道真的不会失去呢? 毛泽东赞同苏洵的这一观点,并批注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按照《隆中对》的部署,刘备“跨有荆、益”之后,既要守卫荆州,又要经营川蜀;“一旦天下有变”,兵分两路,进取中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刘备则“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两路兵力很难相互呼应,协同作战。待到后来,关羽镇守荆州,孔明留守成都,刘备驻守白帝城,更是“三分兵力”矣。本就力量单薄而客观条件又不允许,却二分以至三分兵力,正如毛泽东所言,“安得不败”?(见鲁家峰:《毛泽东评点:诸葛亮战略失误在何处?》,载2017年02月14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