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字狱究竟死了多少人?

  文|陈卿美

  文字狱,因文生祸,属于钳制思想自由之举。有清一代,最遭人诟病的便是,文字狱横行,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康乾时期,本是清朝的鼎盛时期,按说清廷应该有包容、开放的心态,但在这个华丽的盛世外衣下,却是万马齐喑。据史书统计,仅乾隆一朝,各种文字狱就达120起以上,甚至连疯子都不放过。康乾盛世如此,晚清末世又如何呢?

  如果从1840年开始算起,卿美兄根据《三千年文祸》一书进行梳理发现,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竟然没有明显的文字狱记录。有的只是零星“小浪花”。如1860年,礼部尚书麟魁在上呈谢恩奏折时,因个别文字疏于检点,被降职一级。道光以后,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文字狱竟然也同样在大幅下降。

  晚清的文字狱基本集中在光绪一朝,尤其是谏祸,共发生了10起,涉及大臣、御史、太监等多个群体。御史一职,就是专门找茬、提意见的,但很容易因言惹祸。

  1886年,御史朱一新上疏,对李莲英赴天津巡阅北洋海军一事感到不满,建议预防宦官窃权。慈禧阅后,大为不满,将朱一新降为主事。朱一新一怒之下,辞官还乡。

  1888年,御史吴兆泰上疏慈禧,要求停止修建颐和园。慈禧大怒,将其革职。

  在这10起案件中,有7起遭到革职处分,如1881年,通政司参议刘锡鸿因要求弹劾李鸿章而被革职。1894年,北洋海军惨败,御史安维峻上疏,要治李鸿章误国卖国之罪。最终,安维峻被革职,戍边新疆。另外2起是降职处分,除御史朱一新外,御史江春霖在上疏弹劾奕劻父子结党营私时,也被降职。

  最严重的一起,死了人,但还不是清廷治罪,是尸谏自杀。1879年4月,同治在清东陵举行奉安大典,吏部主事吴可读随驾。在回京的路上,吴可读失联。半个月后,被发现死在蓟州的三义庙内。吴可读留下一封密折,指责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得知后,反而对这个小小六品京官多了几分怜悯,给予恤典优待。后来人们得知,吴可读怕尸谏惹祸,生前曾给儿子写信,嘱其火速离京。

  光绪一朝,慈禧大权独揽,谏祸多发与慈禧的权力膨胀有直接的关系。但真正的文字狱还是要属康梁文字之禁、《苏报》案这两起影响力较大的案件。

  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文字查禁,缘于戊戌变法。在这期间,康梁等人是最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他们著书立说、上书清廷,宣传演讲,创办报纸《中外纪闻》、《强学报》等媒体,成立京沪强学会。这两个公知、意见领袖由此迅速蹿红,成为大V。慈禧突然发动政变,捕杀谭嗣同等六人,查禁康梁文字书籍。

  首先,清廷在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的同时,对他们二人以往所创办的报纸、书籍全部查禁,诸如《时务报》、《仁学》。二人的所有著作,以及媒体发表的文章全部查封,销毁。直至庚子事变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仍在查禁之列。据称,这是乾隆朝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书禁。这次文字狱影响力虽大,波及范围虽广,但似乎并没有死人,康、梁早已逃到了日本。其他相关人士如何处理,史料中没有提及。

  后来发生的《苏报》案则是晚清最重大的一次文字狱。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的《苏报》,本是上海租界内的一家普通报纸。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宣传改良为主,后又逐渐倾向于革命,由温和转向激烈,由此惹祸上身。

  1903年6月9日,邹容在《苏报》上发表《革命军》一文,抨击清政府误国卖国,号召以革命推翻满清政权。同时,章太炎又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同样是鼓动革命推翻清政府。该文章在嘲讽光绪时,竟然说“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两篇文章顿时成为10万+的爆文,《苏报》一报风行。邹容、章太炎此举顿时引发清廷震怒,严令要求缉拿二人。慈禧要求“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

  经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施压,6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了章太炎,邹容投案自首。但英国方面以《苏报》位于英租界为由,拒绝将二人交给清政府。经过租界会审公廨与额外公堂的两次审讯,清政府与洋人不断角力,最终将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刑满释放后,驱逐出境。慈禧本意是,押解到京城凌迟处死。有了洋人的干预,效果大打折扣。最终,邹容病死狱中,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日本。

  不过,在《三千年文祸》中忽略了沈荩案。几乎与《苏报》案同时,沈荩案也发生在媒体。同样是1903年,在天津从事报馆访事(记者)工作的沈荩得知,清政府将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这是一项卖国的条约。沈荩通过王文韶的儿子拿到条约草稿,随即透露给天津的英文版《新闻西报》。消息一经披露,舆论哗然,清政府在极度尴尬之余,愤而逮捕沈荩,将其杀害。沈荩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牺牲的新闻记者。

  两个案件发生在同一年的夏季,邹容、章太炎与沈荩的命运截然不同。如果没有洋人的庇护,邹容、章太炎想必与沈荩的下场是一样的,必遭杀害。

  沈荩

  除以上两起较严重,影响较大的案例外,另外还有多起小事件。如绥定府的教谕廖平所著《今古学考》一书,被官府认为是“离经叛道” 、“行检不修”,处理结果是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著书被禁。

  如杭州求是书院要求学生撰写作文《罪辫文》,有学生将“本朝”写为“贼清”,教员在批阅时竟然装作没看见。驻防旗籍学生金梁将此事控告至浙江巡抚处。教员反控金梁诬告,最终,金梁受到轻微处理。

  其他的案件也基本大同小异,如《萃新报》案、《新山歌》案、《猛回头》案等。纵观这些案件,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排满、宣传革命。在清末的革命思潮下,此种文字狱最为常见,但影响较大的案件似乎并没有。

  盘点下来可知,晚清的文字狱中,死人的只有三起。吴可读的死属于尸谏,生前惧怕因言惹祸,便以死进谏。他死后得到很多高官赞赏,赞其勇气可嘉,敢于说、敢于死。由此说明当时的气氛还是比较紧张、压抑。邹容、沈荩二人的死是真正因言惹祸,

  以上只是狭义的文字狱范畴,如果从广义上来说,则死人难以统计。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很多人都曾写过反清文章、发表过革命演说,有些革命者没能看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就被清政府捕杀。

  文字狱的多少是对社会开放、包容程度的直接检验。传统观念认为,是朝廷的不自信,制造了众多文字狱。其实康熙、雍正、乾隆个个都很自信,甚至是自负,但文字狱却最多。因此,统治阶级“不自信”的逻辑是说不通的。

  制造文字狱,就是打击不同政见。这就如同高压锅消毒,专制社会的统治阶级希望将所有细菌、病毒统统用高温杀灭。但结果往往是,有益的细菌也会被杀死,最终导致菌群失调,身体健康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