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馆之宝的美丽惊艳世界,但它的名称,居然争论了几十年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诞生过无数的书法绘画作品,它们或美丽不可方物,或出自名家的手笔,总之是成为了国宝级的文物。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艺术杰作并未完全让人弄懂含义,比如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文姬归汉图》,就一直存在着争议。

  这副字画,是溥仪被赶出皇宫时带走的珍贵藏品,后来流落在东三省。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李姓老人,将自己当年作为溥仪卫士时拿到手的《文姬归汉图》献给国家,这才让国之重宝重新为人所知,并且精心收藏。

  《文姬归汉图》的传承有序,历经明清内府,有过万历、乾隆、嘉庆、宣统等都曾经在上面留下过鉴赏印章。但就是该图简单的名字,却引起了诸多争议,本来约定俗成的《文姬归汉图》,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有部分人认为它是《昭君出塞图》。

  这幅图的中心位置,就是焦点所在,那是一个身着胡装、头戴貂冠、脚蹬皮靴的女子。她的身后,是一大批护送的官员和侍卫,从发型和冠冕来看,胡汉皆有。她的前面,是汉胡两官员并列前行。最前方似乎是一个穿着汉服,打着旗帜的汉人。

  文姬归汉与昭君出塞,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文姬归汉,讲的是东汉才女蔡文姬被匈奴抓到塞北,并生下了两个孩子,曹操得知后,重金将其赎回的故事。昭君出塞则是在汉元帝时期,宫女王昭君为了和睦汉匈关系,主动远嫁漠北的故事。两个场景,同样是以送别为主题,确实有相通之处,但一个是从匈奴归来,一个是到匈奴驻地去。

  《文姬归汉图》又怎么会弄错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呢?一开始,它就没有名字,是清朝初年著名诗人王士祯为它所踢“文姬归汉图”诗。乾隆采用了这个说法将其定为“宋人文姬归汉图”。乾隆之所以认定是宋朝的,是因为它的落款经过岁月的侵蚀,“祗应司张瑀画”这六个字有些模糊不清。

  乾隆以为是“祗侯司”,那是宋朝的一个机构,因此他确认是宋人所画,并且将这个名字写在画作之上。直到郭沫若先生做出鉴定,才弄懂这并非是宋人所作,而是金朝的御用画师张瑀所画。

  这个结论非同小可,那就涉及到名字是否妥当的关键性问题。要知道,如果是宋朝人所绘制,文姬归汉这个主题自然是可以的,然而如果是金朝人,特别还是宫廷画师,难道他敢绘制“文姬归汉”?他不怕朝廷问个里通外国之罪吗?

  另外,在这幅途中,人物穿着都很厚实,显然是处于秋冬季节。我们在仔细看途中人物衣服、头发飘动的方向,说明是逆风而行。在秋冬季节,中国一般是刮北风,逆风而行,自然是前往北方。所以,说它是“昭君出塞”是有相当的根据。

  但是,这幅作品的名字最开始是由王士祯所定,他是书法鉴定大师,后来又由乾隆确认。要知道乾隆在艺术界并非泛泛之辈,他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力网络无数艺术真品,也有无数知识分子与之交流。他的结论也一定是有充分理由的。

  首先,画作中没有出现“昭君出塞”的必备道具——琵琶。这件乐器,无论是在戏曲、诗歌、绘画作品中,是提到“昭君出塞”就绕不开的。

  其次,画作中的女主人公是一身少数民族打扮,如果是前去和亲,一开始应该是汉装,到了目的地才入乡随俗。现存的“昭君出塞图”,一般都是如此。只有从游牧民族归来的蔡文姬,才会这样的打扮。

  还有是从汉匈两国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来。匈奴人毫无喜色,明显带着诧异和不解,情绪非常低迷,这符合文姬归汉的故事背景。如果是匈奴人求得和亲,自然应该是趾高气昂,得意洋洋的。

  当然,这两种说法,都有相当的道理,到底是《文姬归汉》还是《昭君出塞》,还得让您来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