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礼教之道,不可不谈

众所周知,礼教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要打倒“吃人的礼教”,所以礼教这一概念相当敏感。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礼教代表的是封建、专制,是吃人的东西。提到儒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没有了礼教还叫儒家吗?所以必须讲儒家的礼教。儒家的礼教是不是就只有吃人的一面呢?如果只有吃人的一面那还有我们2000多年的历史吗?恐怕就没有了。

16世纪,欧洲正在进行宗教改革,一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发现中国的文化跟欧洲很不一样。欧洲以基督宗教作为唯一的正教维持欧洲的整个社会,时间上也就1000多年。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新教之后天主教失去了很多的领地,就跑到东方来发展。来到中国以后一看,中国的发展是靠礼教维持的,维持了2000多年,说得短一点是从西周开始,其实还可以往上追溯。这跟欧洲以基督宗教维持整个中世纪很不一样,所以他们把在中国见到的以礼教来维持社会持续的这种文化传到欧洲。中国的礼教传到欧洲就成了欧洲启蒙思想家重要的思想资源,成了他们来批判欧洲中世纪基督宗教可以称得上唯一正统的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当时欧洲一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像伏尔泰、狄德罗就曾以写文章、著书的形式赞扬中国礼教文化,他们希望能够借助礼教的文化唤起民众主体的自觉,从而推动以神为本的文化转化为以人为本的文化状态,高唱人本主义。欧洲人本主义思想的提倡有两个源头:一是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教文化。

认识到这点之后,就需要对礼教文化有一个全面的理解。除吃人以外,是不是还有养人、活人的一面?在今天是不是还有一些现实的意义呢?这些都值得深思。

儒家以礼的文化为核心,有的时候将孔子视为儒家创始人,其实孔子是在前人基础上将儒家文化进一步完整和深入。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说根据儒家的思想,孔子的思想重心是礼仪,就是讲“礼”。但我觉得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义的“仁”。从《论语》整理来看,孔子讲到“礼”的地方虽然很多,但从比例来看没有讲“仁”的多。“礼”是已经形成了的东西,所以没有多去讨论,他重点讨论是“仁”。所以近代思想家谭嗣同写了一部著作《仁学》,我想这就是指的就是孔子的思想。

那“仁”是什么呢?仁,是建立在礼教的基础上的,强调人要自觉维护、遵守礼仪。另外,孔子本人所处的时代在他的心目中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要想重新确立礼乐这样的社会秩序,必须是人要自觉维护和遵守礼治,所以他的“仁学”的基础就是“礼”,要“克己复礼为仁”。约束自己、使自己的一切言论行为都合乎礼仪,这就是他的“仁”。所以“仁”不是简单的爱人,爱人是“仁”里重要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强调人要有遵守“礼”的自觉性,使自己的一切思想、言论、行为都合乎“礼”。所以颜渊问孔子何为“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具体来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视、听、言、东都要合乎礼仪,也就是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1]现代人听到这个开始担心,在这样的束缚下是不是要扼杀个性?是不是要束缚人的思想言论行为?是不是要推行专制主义?这要看“礼”到底讲什么。

从字义来看,儒家讲“礼者,理也”,“礼”是礼仪的礼、礼貌的礼。礼就是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天道之理,人道之理。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天地人,天时地利人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都有要必然遵守的道理。儒家的思想里“礼”就是符合一切事物本性的道理,这叫做“礼者,理也!”(语出《礼记》)一个社会要维持正常的运转,一个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都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矩天地四时会混乱,没有规矩人的行为规范会失判,所以必须有规矩。什么叫“天理”?朱熹解释,“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2]。在他看来三纲五常就是天理,一个人要服从三纲五常,一个社会要维续必须也要三纲五常,所以他们将其看作天理,一切事物应该遵守的原则和道理,这就是礼。

礼”,第一个意思就是礼,指一切事物的本身应该具有的行为规范、发展的趋势等道理;第二个意思是“礼者,履也”,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履历,履就是人走的路,所以“礼”就是应该走的道路,或者走什么样的路才对。所以前者是从道理上讲,后者是从实践上讲。“礼”在实践中又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荀子解释道,“礼者,表也”(语出《天论》)[3],意思是“礼”树立起许多标志告诉人们该怎么做,而《礼记》里面有一篇专门的文章《表记》,告诉人们“礼”起的作用,就好比船要远航,海上有很多航海的标记表示有礁石等等的危险,礼就是这些标记,告诉人们不能往哪儿走、得绕开哪儿走。所以“礼者,表也”,是指“礼”的指示作用,是用来引导人们行为的。第四个意义是礼者,坊也。《礼记》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坊记》。“坊”是什么意思呢?坊者,房也。“坊”就是围起来的房子。“礼”告诉人们只能在这个规矩里面,不能越出,防止人们走不正确的道路、做错误的事情。

所以“礼”有这样一些含义,那么具体地来讲“礼”又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礼”的核心就是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一个确定的身份。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不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首先,人是有群体的就跟动物有区别,儒家重要的思想家荀子就讲过,“人,力不如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其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意思是,人的力气没有牛大,跑起来也没有马快,但是牛马被人支配,为什么?是因为人为群,牛马不能。

此时就有一个问题,草原上马和牛一群群地跑,怎么会说牛马没有群呢?实际上,荀子所说“群”的概念是有组织的群,牛马的“群”是没有组织的。所以这个“群”的概念就说明人是有组织的群体,什么是有组织群体?用现在的话来讲,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因此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先生在翻译西方的一本著作社会学著作《社会性原理》时,将题目定为《群学肄言》。群学,就相当于社会学,换言之,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得有组织把人们联系起来。所以,人跟一般的动物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荀子曾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语出《荀子·王制》)他认为,世界上的上万事万物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水火,水火是一股气,中国人认为一些外物是阴阳之气,所以水火是气,水火是有气而无生;二是草木,草木是有气有生而无知,即没有知;三是禽兽,禽兽是有气有生又有知,但却没有义;只有人是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所以有没有义是人跟动物的根本差别。

那么“义”是什么意思?

“义”就是遵守礼所规定的,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应该做的事情,实际上也是人应该走的道路。所以儒家的重要思想家孟子就讲过,“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语出《孟子·告子上》)意思是,仁指的是人心,义指的是人走的路,放弃那正道不走,丧失了善良的本性而不知道去寻找,可悲啊!孟子将“仁义”二字分开来讲,仁者,仁心也,义者,人路也。仁是人的心,侧隐之心;义是人路也,人应该走的路。所以“义”的意思就是“宜”的意思,表示恰当的意思。

“礼”首先是将人们在社会上定位,给人一个身份,比如父母、子女、长者、幼者、男人、女人。每个人在社会上面有这么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很重要,而这个身份都是通过名字来称呼的,所以礼教又被称为“名教”。“名教”是中国一个很古老的概念,通过“名”来表示一个人的身份。通过这些身份确定一个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儒家讲的五伦。

儒家把社会上所有人的关系分成五大类、即我们所熟悉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大类。这五大类关系中三大类属于自然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自然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没法改变的;夫妇也是没法改变的自然关系,一男一女才能成为夫妇;长幼关系也是如此,也是无法改变的自然关系。而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这两伦属于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除了自然关系之外,应该还有相互的、对等的朋友关系,这是社会存在的需要。君臣也是有很大的疑惑的,如果不拘泥于这个名词的话,所谓的君臣关系就是上下的关系,或者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也是社会有组织的群体中间必然要有的一个关系。

儒家在此问题上做了很多的分析,一个社会不可能大家都一样,总要有一种区别。因为地位的不同,有的人说话更有力度,有的人说话就差一点。民主也有集中,最后要有一个人拍板,拍板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领导、上级,必须要有这个关系。在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在五伦关系里,任何关系都要化解成一个自然的关系,哪怕是两个社会的关系。在魏晋时期,就有一批思想家想要协调名教跟人的天性之间的冲突矛盾。当时他们就已经察觉到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自然指的就是人的天性。

人的天性自由,可是受到名分的束缚。那该怎么办呢?究竟这些关系都是什么呢?比如强调子要孝父亲,这是不是强加在子女身上,一定要孝父母?不是。魏晋时就讲了什么是孝?魏晋时期的儒学大家王弼曾说“自然亲爱为孝”,由此可见,孝应该是体现自然的亲爱关系,强调社会伦常的要求是完全符合一种人的自然本性,符合一个社会正常存在和发展所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不是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的。所以在五伦关系中,儒家就非常强调把这些关系都能够化解成自然亲爱的关系,长幼、父子、夫妇之间都是这种关系。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把上下的关系变成父子关系,比如把君称为君父,把臣称为臣子,官民关系也是一样,父母官、子民,也要化解成这种关系。那么这样做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将官民关系比作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说明儒家在最私的关系里发现了最无私的精神,而在最私的关系里,父母子女算是最私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发现了一个最无私的精神,就要求人们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

意思是,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体现了次第的关系,从亲爱亲人开始。所谓“亲亲”就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这样的关系。然后是“仁民”,“仁民”就是爱民,然后要“爱物”就是爱惜万物。后来才有张载讲的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宋·张载《西铭》)

意思是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生,统治者与人民,人与人之间的爱要像爱同胞手足一样。“民吾同胞”民和我是一母所生的,所以我们相互之间实际上也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物吾与也”,物跟我是同类。所以孟子讲到“亲亲”的时候又讲了一句话,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告诉我们要尊敬家里的老人,要爱护家里的儿童,由此推演出要爱社会里的老人和社会的子女。一个在家里不尊老爱幼的人,能够到社会上尊老爱幼,这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外面能做到尊老爱幼,回到家里却虐待父母子女的人是可能存在的,即使这有点不可想象。

我认为在儒家构建的五伦关系里,好象一切都从亲情入手。于是在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儒家强调“家国同构”,将家变成国,国就变成家天下,有没有这个问题呢?当然是有这个问题。以一家为天下,这是传统文化里的一个问题。

但是,以一家为天下,把天下看成家里的事情,反过来又有合理性。就像我刚才讲的,当君父不是耍权威而是要付出代价的。联系到三纲的问题,“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就是传统中的三纲。好像君、父、夫要实行绝对的权力,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专制手段,而且把它推演到极端,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封建透顶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提倡过盲从,也就是绝对的服从。荀子里明确主张,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

他强调,人不是简单地从君、从父,要从道、从义。举例来讲,教育子女最经久不衰的儒家经典《孝经》里有云:

“父有争(诤)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孝经·谏诤章》)

家有诤子,不败其家;国有诤臣,不忘其国。诤,就是提出不同的意见。《孝经》是歌颂、赞扬家有诤子、国有诤臣的。父母、国君不对,子女、臣子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不是盲目地服从。

历史上纠正父母行为、言论上错误的诤子有很多,纠正君主错误的诤臣也有很多。明代尤其是后期君主的权威生长到了极点,甚至产生了一种不听话就当场打死的“廷杖制度”。因此,明代出现了很多诤臣抬着棺材上朝的景象,今天我已经把棺材带来了,你不接受我的意见就把我打死,我就不回去了。所以事情不是单方面的,而且我们说我们要服从君父。

北大哲学系教授贺麟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分析三纲五常的问题。[5]他认为要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问题,礼仪对不对,服从的人对不对,这两个问题要分开来看。其中包含的礼仪,从道理上来讲就是应该无私奉献自己的孝或者忠。这个道理不可否,不管服从的人是否足够优秀。他引了西方柏拉图和康德的理论来说明不能因为人的问题否定了理的问题。

“三纲”又包含着另外一层意义,什么是“纲”?“纲”究竟是什么意思?“纲”是“钢鞭”还是“纲要”?是钢鞭用来打人呢,还是纲要用来提携人的呢?我们常常讲“纲举目张”[6],纲举起来了,目才能张。在五伦关系中,君是纲,臣就是目;父是纲,子就是目;夫是纲,妇就是目,纲举目才能张。所以要有一个以身作则、能起榜样作用的人才行。

如何理解“纲”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7] 是常常遭到批评的一句话。从纲的角度审视这句话,可以看出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十分森严。那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做君的要像个做君的样子,做臣的要像个做臣的样子,做父亲要像一个做父亲的样子,做子女的要像一个做子女的样子。之所以这样说,就是为了正名。

《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卫君,指的是卫出公,卫灵公之孙。这段话的意思是,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想得太不合时宜了。这名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强调治理国家一定要从正名开始。正名的作用就是要告诉人们,自己是一个什么名分的人,在社会上是什么身份的人,人要按自己的身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正名,就是要求每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身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三强先生就是这样教育他的子女,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拿佛教的话就是做好本份的事,拿现在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话来讲就叫尽伦尽职。

所以儒家的思想与礼教要表达的是,社会是有组织的群体,要维持正常的秩序就必须要有名分。荀子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名分使群”。[8] “群”能发挥作用一定要“名分”。这个社会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并且能够发挥社会的作用,就要让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明白自己的身份。然后通过“仁”以及道德的自觉,使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合乎自己的身份,即“克己复礼以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尽到自己应该尽到的职责。

儒家强调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承担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义务。要追求权利,但不宜将权利放在第一位,而要把责任和义务放在第一位,每个人都应该尽伦尽责。所以礼制的建设,就是要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身份,不仅包括在家庭里的身份,还有在单位里的身份。在这个位置上就应该把自己的位置上应该尽到的责任完完全全地实现,其实这正是我们现在盼望的。

老师负责教育学生,不能将学校的教育加在家长身上。现在,有很多老师把一大批的责任推给家长,一天到晚给家长发短信、发邮件,督促孩子做功课。这是教师的责任,不是家长的责任,家长有家长教育的内容,学校有学校教育的内容,不能够把学校教育的东西加到家庭教育里面去,一旦加进去,就形成了家庭中的深刻矛盾。这是现在造成父母子女之间矛盾的罪魁祸首,原因就在于老师没有尽伦尽职。所以现在的家庭中潜伏着很大的危机,本来家庭教育应该和谐,父母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和谐,但现在由于学校教育的介入,使家庭教育变得不仅不和谐了,还对立升级了,这是很可怕的。由此可以看出,明确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在这个岗位上应尽什么样的职责有多么重要,也就是“名分使群”的重要性。

“礼”就是要让自己认同自己。现在很多人的烦恼和痛苦其实不是来源于他处,而是来源于自己不能够认同自己的名分,总是身处此地心想他处,不能够安于自己这样的身份,所以才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尤其是个人的烦恼和痛苦。儒家是通过礼的建设,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明白自己的“伦”。“伦”,就是类,明白自己的伦,也就是弄清自己是属于哪一类。所以我认为,儒家的思想用四个字简单概括就是:从礼明伦。推崇“礼”,目的是“明伦”。

全国各地的孔庙里都有大殿,大殿上方高悬一块匾额——“明伦堂”。这是儒家礼制建设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明白自己的身份,以及这个身份应该起的作用,提醒人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由此可见,“礼”是强调自我认同、自我规范的,所以是自觉自律的,这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理念,中国人认为通过礼的教育,通过人们对礼的实践,能够使自己变得更加完美、完善,也就相信人有自我完善的可能,也想要往自我完善的方向去努力,这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

这体现在中医理念里面也是同样,中国人非常重视人自身的痊愈能力,而不是依靠外物。这与西方文化存在很大不同。在西方文化中,尤其在基督教的基本理念中,人是无法自我完美的,人天生就有罪,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意志,而且人是无法自我完善的,所以要通过上帝的救赎、外在律法的监督。因此,我认为西方文化是救赎和他律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自救和自律的文化。儒家思想对这一点的体现非常明显,佛教到中国后之所以能够被中国社会接纳,而且融入到中国文化中并成为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核心原因就在于佛教同儒家思想一样,也是提倡自立解脱、自我圆满的。有一句话说的非常清楚,“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9]人的自我圆满就是佛。所以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开花、结果,原因就在于佛教核心的理念强调人可以自我完善,可以靠自力解脱,可以靠自己的智慧照亮自己、超越自我。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中,均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完善自己:儒家是可以成圣、成贤,佛家强调可以成佛,道家强调可以成仙。

现在有种说法,说我们没有道德底线,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视听言动均背离了社会需要,不符合正常的伦常关系了。有人用“礼崩乐坏”四字形容这个时代,而当年孔子也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他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的感叹,痛心人们已经不遵守社会伦常了。

我曾经在一个法制建设的会议上讲过,现在我们整天都在忙着建设现代法制社会,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成现代化的中国,才能够跟世界接轨。我认为,我们不能忘掉中国的文化传统本来的样子,“礼”的制度建设可能远远要比法制建设要重要。如果说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安于自己的身份的话,再强大的法律其实也无法管束自己的,就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行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所以礼制建设是非常的重要。这并不束缚任何人的手脚。过去有一个误解认为礼制就是做人要规规矩矩,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做人当然要有规矩,不然就跟野兽一样。野兽一有情,也会发情,人也是动物也会发情,但是人跟野兽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我人为最根本的是野兽是顺着天性发情,而人是要懂得发乎情止乎礼,如果不能止乎礼就跟动物一样了。情是多方面的,衣食住行等等都是情的表现。中国的文化中强调人和动物的差距就在这个地方,动物是发乎情不知道止,人是发乎情止乎礼的,这样才算是人。儒家通过礼教就是来规范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遵守了这样的规矩,那就可以纵情所欲。孔子活到70岁能够纵情所欲,很自由了,但后面还有一句“不逾矩”,就是礼确定好自己是什么身份,在自己的身份内可以自由自在,但是逾矩了就不行了。遵守交通规则怎么开都没问题,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一闯红灯马上就要受到惩罚,这个很简单,有道理要让我们自己会体会。而礼也不仅让人局限在一个身份里,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具有五伦里的十种身份,时间场地的不同,或者是时间空间的不同身份就转变了,所以人要不断的转换自己的角色。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一个人父母还在,自己有了子女,那么这个人的身份就不是单一了,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所以既有子女的身份,也有父母的身份,要根据场合确定自己的身份该说的话该做的事情,在父母面前做子女,要认同子女这个身份,做子女应该做的事情,说子女的话。在子女面前就要认同父母的身份,就要认同父母这个身份,做父母应该做的事情,说父母应该说的话。你是一个长者他是一个幼者,长幼也是相对的,在这个环境里大概我是最长,但是一出这个环境我就不敢说了,因为有比我长的,我就变成幼的了。长者对于幼者应该尽长者的责任,每个不同的身份都有自己行为规范的要求。所以一个人不是固定不变只是一个身份。都是在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一个人的身份在不断的变化。

理学家把三纲五常比喻成一个太极,太极是是一个圆的整体,五伦也是一个整体,这个关系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并不是每个人只有这边没有那边。因此儒家强调要将心比心要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因为身份在不断变,在不同的场合你就变了,所以要将心比心。对自己的子女怎么样要求,自己就应该体会到为什么自己的父母也有这样的要求,这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礼”并不是一个很强化的东西,而礼在中国古代也不是鼓励的,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是“礼乐教化”。那什么是文明呢?就是以文来明,不是以武来明。什么为“文”?就是礼乐教化,礼跟乐配合,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乐在教化中间的作用。礼是来让人确认身份,着重在分别,乐是一种亲和,让不同身份的人通过乐能够和谐的相处,所以它是配合的,这就叫做礼乐教化。今天讲的“人文”也是这个意义,也是礼乐教化以人为主体的教化。所以我认为儒家的礼教问题仍需要深刻反思。一百年前,人们把它批判得体无完肤,直到现在,绝大部分的人的脑海里这已经成为一种潜意识的认识,一提到儒家的礼教首先产生排斥的想法,认为这是一种封建的东西,而没有看到它在维护社会持续方面所起的作用。礼有内在的东西,也有外在的东西,内在东西的核心就是“敬”,敬重、敬畏。没有了“敬”,“礼”也就变成了形式上的东西,见到长辈、父母、老师鞠躬,如果不是出于真心、发自内心,那么“敬”就是外在的一个形式,没有多大意义。

孟子曾经讲到一个事情,他的弟子问他:“我平时看到长辈、老师我都很恭敬的。可是我感受不到,他们对我的这种恭敬,所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孟子就说:“这个你不要去问别人,问你自己。你是对别人的恭敬只是出于一个形式上面的恭敬,还是真正出于你内心对别人的尊重。”这个学生听完就明白了,所以“礼”的核心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恭敬,不是出于外在的形式,而是出于内心对别人的一种尊重,也可以说是一种敬畏感。

[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语出《论语·颜渊》)意思是,颜渊问孔子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仁的条目。”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虽然愚笨,也要照您的这些话去做。”

[2] 三纲、五常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最早渊源于孔子。何晏在《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中集解:“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也。”。这种名教(名份与教化)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即通过上定名份来教化天下,以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政治制度。(来自 百度百科)

[3] 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语出 荀子《天论》)表,标志、标准。意思是:礼,就是标志。违反了礼,就是昏暗的世界;昏暗的世界,那就是天下大乱。也就是说,没有礼义的世界必是大乱的世界。(来自《诸子箴言录文库 荀子箴言录》 -王文莉 尚琦 1992 )

[4] 《社会学研究》,又称《社会学原理》,系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在1876-1896年所著,全书共三卷。严复于1897年开始译,1898年在《国闻报》的旬刊《国闻汇编》上发表《砭愚》和《倡学》两篇,题为《劝学篇》。1903年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群学肄言》足本,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订正群学肄言》,现在流行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严译名著丛书》本。该书是一部研究社会方法的著作,强调“以天演为宗”,以生物学规律研究社会现象,从而论证中国的社会变法。《群学肄言》的翻译出版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5] 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1940年5月1日刊登于《战国策》第3期

[6] 纲举目张:纲,是渔网上的总绳,比喻事物的主干部分。目,网眼,比喻事物的从属部分。这个成语比喻抓住事物的关键,就可以带动其他环节,也比喻调理分明。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用民》:“壹引其纲,万目皆张”。汉·班固《白虎通·三纲六纪》:“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汉·郑玄《诗谱序》:“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

[7] 语出《论语·颜渊》第十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齐景公问孔子如何能治理好国家,孔子说: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齐国国君一听非常高兴,他说如果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子不子,我大概连饭都吃不上了。春秋时期,社会的变动导致封建等级制度受到威胁,孔子认为这是国家动乱的主要原因,所以他希望齐景公能够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秩序,这样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

[8] “明分使群”是荀子思想的观点。在荀子看来,群体秩序化维系关键在于:一是靠“礼”,以礼分施,以礼为组织原则与方法,把社会构成一套整齐的有机体,以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理想的群体生活。二是要分理好君臣、父子这两对群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父权从属于君权,血缘从属于政治,社会秩序的诉求主要依靠政治来整合。(引自 丁成际《“明分”之道——荀子“明分使群”思想解读》,《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11期)

[9]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太虚大师偈语。太虚,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属牛,出生在清代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上海玉佛寺示寂于公元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近代著名高僧。

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尝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太虚大师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说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一特征,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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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教授

楼宇烈,男,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1955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1960年7月至1979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1979年6月至1980年1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1980年12月至1985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85年9月至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90年起中国哲学博士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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