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影,看得太揪心

斯里兰卡发生了连环爆炸,爆炸造成321死亡,500多人受伤。

这是一起悲伤的事件。

在全球反恐情绪如此高涨的当下,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之时,极端恐怖分子们似乎还一直处在一种共情回路关闭的状态。

2008年,孟买发生暴力恐怖袭击,造成195人死亡,295人受伤。

《孟买酒店》就是改编自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事件的电影,这也是北影节让我看得最揪心的一部电影。

来自巴基斯坦的极端分子,伪装成受到袭击的平民和他们一起进入了泰姬陵酒店,开始了一场毫无人性的血腥屠杀。当然,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火车站,咖啡馆都丢了炸弹。

见人就开枪,和今天发生在斯里兰卡的连环爆炸一样震惊世人。

电影在展示恐怖分子的冷血之余,也将当时印度政府的无能救援摆在了观众眼前。

《孟买酒店》

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印度政府反应迟缓,救援不力,这也是后来大众口诛笔伐的焦点所在。后来责任人也因此主动辞职。

而相比于对平民英雄的歌颂,批判似乎隐藏在摄像机的背后。

《孟买酒店》里,导演将视角对准了一个马上要做父亲的酒店普通员工。电影以他作为视角中心点,带我们穿梭于10年前的那段炮火中,相对于恐怖分子的残暴,他在情感上给予了观众很大的安慰。

不过导演并没有过多的渲染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是更侧重于说他是在当时环境下作出了一个普通人的选择。

面对恐怖分子的荷枪实弹,他引领受困的住客们穿越烟雾炮火抵达了安全地带。这是比和恐怖分子正面较量更振奋人心的地方,也是最耀眼的人性之光。

这不是以暴制暴,而是在共情方面吊打对手。在每一次战火中,都会有这种普通的、却让人感动的平民时刻。

电影尽管通过不同的人的视角展示那场灾难,但还是回避了很多血腥时刻,毕竟在做足了临场感的同时,本质不在于猎奇。

但有一个细节也让我对于这部电影有了更多的想法。《孟买酒店》的导演对于恐怖分子的刻画并不是刻板的纸片人,而是提出了他自己的思考。

影片的后半段,我们得知这批所谓的恐怖分子,是来自极端分子的“虔诚军”。

他们来屠杀平民是因为有幕后主脑给他们说——你们去杀人能让家人得到一笔价值不菲的钱。

在这个过程中,全程被幕后主脑遥控。

后来受伤的恐怖分子甚至在杀人的当下还打电话给父母,问他们有没有收到那笔钱。

原来所谓的极端恐怖分子,居然是因为钱。

这就是信仰?

因为钱,把枪口对准大众。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既得利益。

这些所谓的“虔诚军”为了钱可以残暴到犯下滔天罪行。

但背后的原因也许还有很多,只是电影没有过多的说明。

所以恐怖分子在杀人间隙给父母打电话居然是问有没有收到钱就充满的强烈的荒诞和黑暗色彩。

这个世界的悲欢是如此不相同。

杀人也是是他们机械地执行命令,奉命行事,他们用一段恶之极限来诠释“恶之平庸”让人胆颤。

这些人当然要抓起来审判。

但是,那通电话是不是也想说,这幕后的大脑更罪大恶极。

他们只是作恶的工具?

想到这个,更让人悲愤莫名。

当年有数十万普通的德国人在纳粹大屠杀期间做了共犯,战后许多人都不能被以战争罪而起诉。

因为他们只是在这其中,做了其中一个环节的事情。

收集辖区犹太人名单的人,送这群人上火车的人,开火车的人,直到最后打开淋浴器,放出毒气的人。

谁更有罪?

是不是把个体的责任向上推卸,一直推到身居高位,发布命令的人身上?

这明显也是强词夺理。

这些极端恐怖分子必须受到惩罚,自由意志和个体的责任是互为因果。

这次事件的幕后主使到现在还没有抓到,而行凶的恐怖分子又都在交火中被击毙,所以不存在审判这个环节。

其实,为极端犯罪分子辩护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大众从情感上根本接受不了这一点,《孟买酒店》的导演也干脆没有提这个问题。

而《我们与恶之间的距离》则更大胆,吴慷仁饰演的王赦就是一个这样的律师。

如果我们不去了解恶背后的动机,而简单粗暴的将杀人者杀掉,那就是在逃避现实。很多人和剧中他的老婆和岳父岳母一样都无法理解王所做的事情。

无神论哲学家彼得利普顿在演讲时说到:

如果我们把另一个人当十足的恶人,那就是没有把他当人看待。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人内心都有善,哪怕只有0.1%,那么我们在关注他们善念的时候,我们也就把他们看作是人类。

所以,那个给父母打电话的恐怖分子是不是有一点点善?

在《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这本书中,作者提到“无论对方多恶劣,只要拥有善,我们就要去改善它。这样,我们才能证明自己是在向恶者表达共情,而不是在重复他的罪恶,把他看作是一件物品而不是人。要不然,我们也不比我们惩罚的对象好到哪里。”

《我们与恶之间的距离》里面王赦喝多了,才得以在他老婆家里喊出的那一段话也是如此:

这是他作为一个辩护律师的困惑。

也是我的困惑,当然我和他困惑的点不一样。我多么希望世界和平,永远没有恐怖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