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阎连科评越南小说《战争哀歌》:东方战争文学的标高

编者按:本文为作家阎连科为《战争哀歌》所作序言,腾讯文化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题为《东方战争文学的标高(代序)》。《战争哀歌》一书于2015年译介到中国,2019年4月正式出版。所以本文虽写于2015年,却是新近公开发表的。

如同去年开花,今年我们才闻到花香。越南作家保宁先生199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战争哀歌》,直到25年后的今天,才被译介到中国,这委实有些无论邻家梨树上多大的果实,也都是一颗庸常小枣的感觉。相比欧美文学,既是一粒葡萄,也可以很快在中国放出桃梨之香的景况,这不仅让人觉得可笑,而且也让人觉得无奈后的合理。更何况,《战争之歌》作为一部了不得的战争小说,它能给中国文学——尤其从来都在中国文学中占有重镇地位的军事文学更多的路标和启示;给中国作家和读者,更多的亲近和异受。这种文学的迟到,对于保宁,对于《战争哀歌》,都不会影响作家和作品固有的成就与地位,而所受影响的,是中国的文学,尤其是中国军事文学的写作与创造。我作为一个有过26年军旅生涯的小说家,读完这部小说最为轰然的感受,就是倘若我们可以如80年代初中国作家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一经发表,就在同一时间被其译为越文一样,而在80年代末或晚时的90年代初,将其《战争哀歌》译为中文,那么,我们对越南文学的认识,就将不是今天这么封闭和短视;今天中国极端固步旧陈的军事文学,就一定不会这么保守、裹脚与滞后。甚至说,如果能够及时的译进保宁的《战争哀歌》,中国的军事文学,在那时或今天,都极为可能是一种新的景观和生气。

把《战争哀歌》视为世界文学中的东方战争小说去研读,毫无疑问,我们就可以读到的中、日、韩、印度等地的战争文学来说,它标志了一种新的文学的高度。一种东方的亚洲作家在关于战争的描述、认知、审美的批判和对人的理解与爱以及对人性的探讨,乃至于作为一个作家至关重要的最为个性的艺术表达,都是少之又少的罕见稀品。尤其把它放在中国的军事文学或单纯的战争小说中去比较,那是让中国几乎所有热爱战争写作的作家都觉汗颜和唏嘘的一桩。原来,当我们把英雄主义奉为军事文学的天神时,越南的保宁,已经把人之本性和生命本身作为了写作之灵神;原来,作为相同制度的国度,都在阅读和汲取俄罗斯(前苏联)军事文学的崇高之养时,保宁已经在超越这些并试图让其作品和世界文学中的战争写作进行对话和沟通;原来,我们的战争写作,直到今天都还停留在70年前“苏联革命军事文学”行程的中途,而保宁已经在25年前,就从那条路上走过来,又从那条路上一蹴而就地走过去。这种超越的一蹴而就,不仅是故事、人物、情节和对战争的描述,更在于他把战争放在整个人类的命运上对人和战争的认识。对于中国作家言,关于战争文学的写作,我们缺的不是技巧、技术、经验乃至语言和情感,而是某种关于战争与人类命运的思考;是对战争中包括“敌人”在内的对所有人的爱。是文学思维宽狭的心界之本身。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无法真正解开并逃离《三国演义》等战争经典文学留下的传统之锁链,也无法逃离苏联军事文学中崇高意识刺目的光环。也正是这样,《战争哀歌》被译介的迟到,使中国军事文学错过了一个最为绝佳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汲取期。但它今天的到来,却仍然可以使那些敏感、谦卑的中国作家和读者意识到,越南文学的多样和丰沛;意识到《战争哀歌》作为战争文学的存在,它所标示的战争文学的东方高度和文学的普遍意义。

这个高度,让我们想到近年来自西方与战争相关并又获得口碑与市场的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与《朗读者》。这两部小说,无论就作家个人的写作技巧,还是对战争灾难与命运的生命体验,都不及《战争哀歌》来得更为丰富和直切。《战争哀歌》最为不同凡俗的价值,也就正在这儿得到了凸显和不惜笔墨的表现:作家无论是对战争戈雅油画般的描绘,还是小说中对越南炎热雨林的大自然细腻罕见的草木感受,再或是对阿坚、阿芳、哑女、护士、阿盛、阿慈、阿乾等一批生命弃儿般的内心抒写,都近乎在为一种战争之下的生命表达着泣血的呻吟和哀叹。但令我惊绝的,还不仅仅是小说中战争的残酷和对人之心灵的摧残与叙述,还有小说文本中“面对什么之怎么”的——小说写作之方法:作家保宁的写作与小说中主人翁阿坚的写作;保宁所讲的阿坚与众人物的战争故事与阿坚所写小说中的命运故事,以及小说最后真正的写作者对小说中的小说的整理与阅读——所构成的“盒故事”与“叠写作”,使得《战争哀歌》非常成功的获得了“叠盒结构”。正是这种可称为“叠盒结构”的叙述,近乎完美的平衡和挽住了小说故事中过渡抒情的冒险,使得这种东方传统文学中舞台剧般的抒情和议论,成为了世界文学中东方写作的一种色彩(川端康成小说的抒情性也亦有此色)。

由于对越南文学阅读的匮乏,使我不断去想《战争哀歌》中这种带有极大风险的抒情的来源在哪儿,是因为作家对越南古代文学中诗歌盛世的继承,还是源自这个国度热带雨林气候的地理和天象所滋养,一如中国南方作家的写作都比北方作家更为细腻、婉约和水润样,再或纯粹是作家保宁个人气质的诗意和激情。总之,这种常常在阅读的畅处漫溢和加剧的抒情性,构成了小说叙述的气质和风险,而在抒情到了可能溢患的阅读时,又恰恰总是保宁的这种东方套盒的叠叙述,挽住了抒情的外滑和跌落,从而使抒情有了“见好”的美。也因此,则更使我对《战争哀歌》的结构产生审美的感激心。将《战争哀歌》与《追风筝的人》、《朗读者》的常规叙述相比较,决定了两种小说的阅读接受和艺术品质高下的,也正是《战争哀歌》的结构美。当然,不能否认,《追风筝的人》与《朗读者》在对人的理解与爱上,更有着世人常生共通的情感与温脉。而同样是近年由西方走进中国的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名闻世界的《恶童三部曲》,以及由阿尔巴尼亚移居法国的作家卡达莱在世界广获声誉的《亡军的将领》,作为“战争小说”与《战争哀歌》相论时,我们也由此看到在东方写作与西方写作的相遇和对话中,我们写作的拘谨和刻意,使得我们失去了结构和讲述上的隐含性与自然感。使得叙述的自然太被讲的姿势所左右,这也正是东方作家面对世界(西方)文学谦卑里的“怯”。当然,这种谦卑的怯,不仅体现在亚洲的越南、中国、韩国和日本(如安部公房小说结构偏“硬”的隔),而且是世界各地除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以外的所有语言——语种之“小”,面对语言之“大”的现实之困惑;是边缘语言(从某个方面说,使用人数众多的汉语也是边缘语言之一种)面对中心语言的无奈和困境。在这个角度上,东方文学的“怯”,不仅是在文学上,更在语言之本身。也正是这样,在一口气读完这部《战争哀歌》后,我产生的第一个想念竟然是,倘若这部小说不是降世在越南,给这部小说生命的母语不是越南语,而是英文、法文、德文等,那么它在世界上会是怎样的一种喝彩和盛况呢?会因为某种写作的超越而被国家禁止吗?会仅仅被当成美越战争中产生在越南本土的最好的小说去评价和狭隘理解吗?会被世界上纷纷的奖项青睐包围吗?所以,把这本书掩卷放下时,我是那么迫不及待地渴望读到这位东方作家的其它文章与小说。想到这位在38岁写出《战争哀歌》这样惊世之作的人,他在后来又写了什么呢?于他的才华、经历及对文学的感悟力,就是单纯地一生都如美国作家蒂姆.奥布莱恩一样,把全部的写作都致力于美越战争或说越南的军事题材上,他也是可以轻松写出超越战争、超越东方,而和世界上其它如《西线无战事》、《第二十二条军规》、《潘达雷昂上校与劳军女郎》、《北回归线》和《亡军的将领》那样的基于战争而又在人们的阅读和讨论中都忘记战争、忘记国界的小说来。

如此间,也就在阅读的等待中,真诚的表达着对译者和越南文学及保宁的写作生之内心的敬意。想,倘是没有如夏露这样执着辛劳的翻译,我们至今,都将对越南文学停留在过往几十年前僵化陈旧的记忆上。会以为世界上除了中国和西域这两宅大户人家的几枝毛笔、众多钢笔外,世界上就再也没有笔墨纸张的写作了。也籍此,表达着自己为了写作的便利,一样狭隘地把《战争哀歌》放在东方战争小说中的比较、叙说的欠疚和愧意。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战争哀歌》都是超越和外溢着这些意义的。都是世界文学中亚洲写作的一部罕见之稀品。

2015年7月8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