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反间谍高手

历史上的大韩民族,用“墙头上的草”来形容它最为合适。唐朝强大时,高丽王朝被打败了,自愿做了华夏的小弟,成了中国的属国。但当辽国在北方强大起来的时候,马上投入契丹人的怀里做了奴才。当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罢了,还时不时向北宋献媚,来个政治文化交流,背后却搞起小动作来。

北宋时,有个杭州僧人叫净源,他坐船去高丽,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义天。这义天可是高丽国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丽王子,后来当了国师。两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后来,净源回到祖国圆寂了。元祐四年(1089年),义天要到中国来,借口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

北宋王庭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把义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要给义天来访以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

但当时苏轼上奏哲宗和朝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份上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被骚扰,劳民伤财;高丽人停留时,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给国家与契丹对战留下隐患;应该对义天来朝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

当时哲宗皇帝立即采纳,朝廷开始执行,于是义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出乎了苏轼的意料之外!

第二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回到了宋朝,兄弟俩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已有人出卖给了契丹人。

苏辙立刻给礼部提出意见,内容包括三方面:

1、涉及国家安全和重要信息的图书的出版、印行要严加禁止或监督控制;

2、转运使、开封府、国子监等机构防止涉密图书文字流传到国外;

3、各州县、监司、国子监机构监督民间雕版印刷书籍。

这恐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出版发行的审核许可制度,也是最早的关于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保密政策了。

后来朝廷在苏轼的建议下,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停留的时间。规定如果高丽人外出买的东西发现有违禁品,立刻委婉没收,给以相应的钱数;如果书店把涉及时政或边防的书籍出售给高丽人,就要查封。

这下高丽使者蒙圈了,但贼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来,厚着脸皮要求看《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总汇,所以当时苏轼领导的礼部“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虽然高丽多次重金求购《太平御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

可是高丽人在与苏轼的斗争中却笑到了最后,北宋的国情还是被辽国掌握了。

这样的后果是怎么造成的呢?

元祐八年(1093年),高丽人又死皮赖脸地要求购买《册府元龟》《太学敕式》等书籍,这些书可是关于北宋政治理论及其制度建设的书籍。

北宋朝廷对于卖不卖书形成两派:以苏轼领导的礼部坚决反对,苏轼专门罗列了卖书的“五害”:经济上得少失多;过程暗损民力;高丽所得必为契丹所获,等于借寇资盗;国家虚实被窥测;可能授人以柄。

他认为如果北宋的政治动态、社会虚实这些情报都被契丹掌握的话,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太大了。

以董敦逸为主的尚书省同意卖书,他们认为中华图书典籍的境外传播是“柔远”之道,彰显了宋朝宽广的胸襟气度,苏轼苏辙两兄弟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指责苏轼兄弟“拒违君命”,要求严惩。

幸好太皇太后心中明白董敦逸这是借题发挥,主要打击以苏轼为主的川派文人,于是就把董氏贬为湖北运判,苏氏兄弟暂时获胜。

但不久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治风向突变,苏氏兄弟被贬谪到岭南,历史上这场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政策,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让人扼腕叹息。

最后北宋大量国家文献流入高丽转到辽国,给北宋的外交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就在苏轼苏辙被贬谪后,北宋的底细、谈判筹码都被人掌握了,还能有好结果么?

公元1105年,宋朝对西夏在军事上完全处于优势地位,马上就能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了,此时西夏主动和辽国通婚,向辽国求救。

辽国这时候虽然已经外强中干、行将灭亡,但是它更了解宋朝,居然装腔作势地调解北宋与西夏的关系。在这次外交调解中,辽国真是知己知彼,没有费一兵一卒,就阻止了北宋最后对西夏的军事成就。而北宋根本不了解辽国的虚实和是否有真正作战的意图,只能又一次承受了耻辱。

辽国衰弱后,更强大的金国兴起,这时北宋才真正认识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才有人想起了苏氏兄弟的国家安全的策略。

到北宋即将灭亡的前夕,宋钦宗即位,御史胡舜陟上书说,高丽这些年出使我国,让我们经济负担很重。以前高丽为契丹卖命,今天一定会为金国办事,来探听我们国家的虚实,应该停止使臣来访了。朝廷立刻采纳,规定高丽使者第二年必须回国,也不像以前免费提供一切花销了。但是为时已晚,没到一年,北宋灭亡。

南宋高宗皇帝接受教训,减少、终止高丽来使。到了南宋孝宗时,南宋与高丽彻底断交,再不来往。可惜苏轼已经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