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卖国贼”是怎样炼成的?

史叔说:众所周知,“五四”学生最痛恨的是北洋政府里三个亲日派分子——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这三个人被视为五四时期的三大“卖国贼”,他们的名字被深深地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先来看看曹汝霖在“五四”前夕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才落下这么个耻及子孙的骂名?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上海人。1900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在日本期间,热衷于君主立宪,曾与革命党人张继进行激烈辩论,以至于双方脱下皮鞋,互相抛掷,几乎要动手斗殴。1902年,清政府派载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学生代表的身份极力逢迎,大得载振之欢心。1904年曹汝霖回国,即入载振为尚书的商部,派在商务司行走,并兼任商律馆编纂。1905年清廷组织留学生考试,曹汝霖考试合格,赐进士出身,成为当时有名的洋翰林(贾熟村《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曹汝霖充当袁世凯的随员,参与同日本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使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合法化,此为曹氏卖国之始,他的“外交才能”也深得袁世凯的赏识,被调到外务部任职,从此平步升云,直至担任财政、交通等要害部门的总长显职,是“二十一条”对日交涉和“西原借款”谈判中方最主要的当事人,被西原龟三称作“是中国屈指的知日派。”

曹汝霖与侵华日军合影(二排左起第五人为曹汝霖)

同曹汝霖有过接触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这样评价曹汝霖:“为人玩世不恭,重视实利,尖刻敏锐,完全是另外一种典型的人物。他和陆宗舆先生过从密切,他自己是日本人在华政策的最顺从的工具。他曾留学日本;有一个或几个日本妻子,工作和娱乐都经常同日本人在一起。他直言不讳地说,他对自己的祖国和共和体制是怀疑的。”(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曹汝霖善于“理财”,“五四”时出的小册子《曹汝霖》,列出了曹氏财产清单,至少有2000万之巨,而其历年的薪水累计,却至多不过50万。这些“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显然是曹汝霖卖国自肥捞到的。

矛头对准曹汝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对德作战为由,在山东龙口登陆。袁世凯划潍县以东为“交战区”。然而日本却越过界线向西进军,直至完全占领了胶济铁路全线和青岛。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受命与日本代表日置益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5月7日,日方以48小时为限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被迫接受除第五号以外的大部分条款。5月25日曹汝霖和总长陆徵祥代表中国政府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这就是“五四”时经常提到的“五七”或“五九”国耻日的由来。也正是由于这些条款,使中国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处于被动地位。

从1917年7月起,任交通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又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于内阁总理段祺瑞,以出卖主权的代价向日本大举借款。其中经曹汝霖之手签订的借款有:两次“交通银行借款”共2500万日元,“吉长铁路第四次借款”450万日元,“四郑铁路借款”260万日元,“有线电报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垫款”1000万日元,“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共计9000多万日元。这些借款的许多协议是在曹汝霖的赵家楼私宅签订的。作为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则因借款有功,成为“新交通系”的头头。

“五四”学生烧毁日货

1919年5月四4日中午,大总统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刚从日本回来的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坐陪。席间,忽然有人报告说,很多学生正在天安门游行,游行队伍里有一面大白旗上写着:“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五四”时期攻击曹汝霖的小册子

很明显,这次游行的矛头是针对曹、章二人的。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但曹汝霖坚持认为学生赤手空拳,只要多派几名巡警就不会有事了。下午2时许,曹汝霖与暂住他家的章宗祥一起回到位于东城的赵家楼曹宅。

下午4点多,大队学生游行到曹宅。只见大门紧闭,门外有多名巡警正在值勤。学生们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一边冲击大门。巡警过来阻止,同学们与之理论。正当双方僵持不下,大门突然“吱”的一声开了,原来“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曹见大事不妙,慌忙躲进了一间箱子间,章宗祥也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躲避。学生们最终未能找到曹汝霖,便拥到后面的汽车房,将曹的汽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没想到,这一把火却意外地把章宗祥给引了出来。结果章宗祥代曹受过,饱尝了一顿老拳。不久,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带领数百名巡警赶来,驱散了人群,并把来不及撤走的32名学生逮捕。同时,救火车也赶到,扑灭了大火。曹汝霖乘着吴炳湘的汽车狼狈而去。这就是五四运动中著名的一幕——“火烧赵家楼”。

“火烧赵家楼”纪念碑

事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并撤掉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五四运动告一段落。

曹汝霖被撤职后曾在报纸发表一篇文章,替自己在“五四”前的卖国行为进行辩解。然而,在事实上,曹汝霖在“五四”前的一系列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国家的实质性危害,他个人也是难辞其咎的。因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民四条约(指‘二十一条’)之签字”和“民七济顺高徐两路借款及山东问题换文”,而办理这两次外交的“当事人”就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其中又以曹汝霖的责任最大,他被学生们列为“三大卖国贼之首”并不冤枉。

问题是,民国初年参与“二十一条”交涉和对日外交的当事人很多,如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是“二十一条”的中方签字人;财政总长梁启超是“吉长铁路借款”的签字人之一;农商总长田文烈是“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的签字人之一;交通银行协理任凤苞是“交通银行借款”的签字人之一。而这些“当事人”其实都是袁世凯和段祺瑞对日政策的实际执行者,罪魁祸首应当是袁世凯和段祺瑞。那么,为什么时人单单仅认定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为卖国贼呢?

“二十一条”稿本

袁世凯已死且不用论。段祺瑞因平定张勋复辟和积极主张加入协约国参战使中国获得战胜国地位这两件事,声誉正如日中天,很容易成为“被忽视的罪魁祸首”。梁启超在民初是被一般的年轻知识分子奉为精神导师的,自然不会把他的名字与“卖国”两字联系在一起(尽管偶尔也有人认为他是亲日派);任凤苞只是一位名声并不坏的普通金融家,签订“交通银行借款”时他只是作为交通银行协理署名于曹汝霖之后,目标不是很大;田文烈是军人出身的农商总长,只不过因职位的关系偶然间参与了被人称为卖国的对日借款签字。陆徵祥虽然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签字者,是重要的当事人,但他之所以没有被指责为卖国贼,恐怕与他的经历和身份有关:陆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早年就读于培养外语人材的广方言馆和京师同文馆,在欧洲各国长期从事外交,妻子是比利时人,自己又是个虔诚的教徒,而且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和会中的表现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因此,一般舆论认为陆徵祥是一位亲欧美人士(当时反日情绪极浓,对欧美国家抱有好感),学生也就放过了他只有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他们不仅是“二十一条”交涉和其他对日外交的“当事人”,而且还是留日出身的亲日分子,因此,很自然就被广大爱国学生认定为卖国贼。而此后三人在抗战时期的不光彩表现,证明他们被认定为卖国贼并非冤枉。

北京学生庆祝“五四”被捕学生归来

抗战爆发后,长期背负着卖国贼之名的曹汝霖并没有“避嫌”,而是应聘担任了北平汉奸伪政府的“最高顾问”,继又应聘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真可谓是“铁杆汉奸”!曹汝霖在任伪职期间虽然可能也没干过什么实质性的坏事,但做贼心虚,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时,他逃离上海,先到台湾,后又转到香港。1950年避居到日本,得到吉田茂(曾参加侵华战争,后任日本首相)等人“旧雨温情”的庇护(《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957年迁居美国。1966年死于底特律。

“五四”大游行(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