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格尔:从草原歌王到“最萌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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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份,腾格尔参与了综艺节目《少年可期》的录制。节目里,当红偶像男团“乐华七子NEXT”拜他为师,与他同吃同住两天三夜。

乐华七子20岁上下,出道刚满一年,个个又高又帅,见到腾格尔好一顿鞠躬。他笑吟吟地接待大家,以蒙古人的热情劝吃劝喝,又带着他们射箭、摔跤,一整天玩下来,他还是认不清七个男孩谁是谁。

早上,大家在院子里用脸盆盛热水洗头,一个男孩递过来一瓶赞助品牌的保湿精华让腾格尔试试,他以为是洗发水,利索地接了一捧就往头顶抹,一头扎进热水盆里冲洗。男孩们看着他一顿爽快利落的动作,仰起的头在冷空气里冒着白烟,目瞪口呆。

这两个片段,被节目组剪成花絮用以宣传。在节目里,他戴一顶棒球帽,和蔼可亲,时不时慢悠悠地开玩笑。节目组给他打上的标签是“最萌鲜师”。

为了配合这次拍摄,腾格尔专程回了一趟老家。

腾格尔的老家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一望无际的旷野上,独一户院,院里一栋扁扁的白色平房。白天,腾格尔领着乐华七子到草原上走走,寻找童年记忆。他们脚下是秃秃的黄沙,放眼望去,只能看到稀疏的枯草、风化的巨石和干涸的河床。天气还没转暖,北方的冬天就是这么荒凉。不过,即使再过几个月,这片草原也绿不了多少。鄂尔多斯的草原沙漠化早在多年前就已经非常严重。

多年来,人们一提起腾格尔,就想到内蒙古大草原,继而引发天堂般的联想和向往。“天堂”是存在过的。在腾格尔小时候,家乡是一片茫茫的真正的草原。野芦和草丛里藏着啼叫的鸟。院子外不远处有一片宽阔的湖,水波荡漾。深夜里,涌动的水波声回荡在空阔的草原上空,让人听得害怕。再远处有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的大树。有时他到外头玩,能看见远处颠儿着走的野狼。不过,这是四五十年前的景象了。“草原”、“家乡”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概念式的词汇,有些淡了。他离开内蒙已经四十多年,父母也不在了,兄弟姐妹四散在世界各地,家里只剩来帮忙的邻居,负责牧羊——羊还是要吃的。

距离腾格尔创作出那首代言草原的代表作《天堂》,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那时候他被称为“草原歌王”。近几年来,草原歌王的形象被彻底颠覆了。提起腾格尔,你可能会想到他穿着东北大花袄,一边呼着白气一边热热闹闹地唱《日不落》,或是那个一身荧光黄运动服,领一群年轻人蹬着动感单车唱《卡路里》的光头大叔。

录制第二天夜里,家里杀了一头羊。腾格尔在院子里设宴开派对,大家喝酒吃肉,表演完节目,就到了师父答疑解惑的环节。

一个男孩问:“如何保持初心?”腾格尔说:“不断地创新。”男孩们煞有介事地点点头。他又接着说,“叔要是一直唱《天堂》、《蒙古人》的话,估计你们都不认识我。”男孩们摇了摇头,谁不知道腾格尔呢?他继续说,“我估计你们认识我都是通过《卡路里》……”“我是《天堂》!”“我也是《天堂》!”男孩们打断他,争先恐后举手表态。腾格尔不信,哈哈大笑甩了下脑袋,说,“滚蛋滚蛋”。

2011年腾格尔在敦煌拍摄电影《双城计中计》期间所摄。

2006年,腾格尔的第二次台湾演唱会。

腾格尔和儿子在老家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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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知道腾格尔。零零年代初,全家人看电视时,总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三套各大晚会中看到他。那时他还有半头卷曲的黑色长发,嘴边留一圈黑色髭续,穿厚实的蒙古长袍。他唱的永远是《天堂》,听起来像马在草原上颠着碎步,走着走着,突然拔足狂奔。唱到高潮,他嘶吼,五官紧紧地皱成一团,好像用上了全部感情和力气。

除了《天堂》,我没听过腾格尔任何一首作品。对于十三四岁的小孩来说,他是央视晚会型的主流民族歌唱家,是父母辈喜欢的歌手。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们听周杰伦、SHE和五月天。后来,有了选秀节目推出的偶像歌手,又有了通过互联网走红的网络歌手,乐坛的年轻面孔层出不穷,迭代很快。腾格尔和很多老一辈歌手一样,很早就从我们视野里淡出,成了一个过去式的名字。除非有人在KTV里面目狰狞地模仿他唱《天堂》,你根本不会想起这个名字。

过了好些年,我都大学毕业了,有一天突然又看到腾格尔的新作。那天,一位朋友在微信群里发了条链接,是他的新MV《桃花源》:腾格尔饰演光头渔夫,撑船来到桃花源,和一群身披彩色轻纱的美女搓麻将,捉迷藏,跷跷板。一会儿他又化身长发剑客,他抱着长剑和身旁抱琵琶的美女一起,在电吉他和锣鼓交织的配乐声中激情“扫弦”。和声里,女孩们用银铃般的嗓音齐声念:“一个打渔的,这么有福气!”那可真是猝不及防的一惊,我们全都笑抽了。以至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福气”成了朋友们互相调侃常用的口头禅。

《桃花源》成了网络神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腾格尔的新面貌与过去的反差实在过于震撼。大张伟形容《桃花源》是“老哥去夜总会”。什么叫叛逆?他说,“腾格尔这才叫叛逆”。

随后几年腾格尔演出不多,他几乎不在电视上唱《天堂》了。他客串了几出戏,演骗子、黑社会大哥一类的喜剧角色。他上了一些综艺,在节目里翻唱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常常上热搜。那些歌由他粗旷、铿锵的嗓音一唱,就像经受一番重拳锤炼,彻底改头换面。与过去乐评人正儿八经的评论不同,现在,腾格尔收获了来自网友们戏谑却异常生动的点评。他唱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网友说,那是“钢铁之翼”,他用“烫嘴式”唱法唱出一股“嘚瑟劲”;他唱抖音上爆火的小清新歌曲《可能否》,那句“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给他唱出一股“把南墙撞垮”的架势。他的翻唱风格被统称为“硬核”,他唱得越正经,越是有种莫名其妙的荒诞感。有网友制作了他的翻唱视频集锦,满屏弹幕里到处飞着“哈哈哈哈”和“2333”。

腾格尔就这么在互联网时代重新翻红。如果不是他在2018年《歌手》的舞台又一次演唱《天堂》,大家都快忘了他是个严肃的民族歌唱家。

在那场演出中,腾格尔穿了一套庄重的黑色裤裙礼服。他张开双臂走到舞台中央,站定,一束追光从头顶打下来。先是一段马头琴和呼麦,他在前奏声中垂下眼睛,像是沉入某种情绪,他的头不自觉地轻微抖了抖。“蓝蓝的天空……”,他开始唱,眯着眼唱得很轻。逐渐地,情绪激烈起来,他的眉头越蹙越紧,配乐也随之密集。他抬起手扬起高音,紧接着沉落嗓子嘶吼,像仰起脖子嘶鸣的马重重砸落前蹄。撕心裂肺地用蒙语唱出末尾的那句“顺其自然,一切如故”时,他转过身背对观众,用力地半蹲下身子,落下最后一个音。

现场和屏幕后的观众都被这场表演扎实地打动了,很多人听得落泪。电视舞台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如此高水准的音乐现场了。看了这场表演,你会明白,那些热闹的翻唱全都不过是表演,只有这样的演唱,才是腾格尔作为一个歌手真正的歌唱。

腾格尔在湖南卫视《歌手2018》节目中。

腾格尔在湖南卫视《歌手2018》节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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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腾格尔的经历感到好奇,我读了他的自传《天唱》,试图回溯他成为歌手的经历。

他15岁时是个苦闷的初中生,脑子里唯一的愿望是逃离学校,为此报考了内蒙古艺校,却录取到了舞蹈专业。可练功实在太累了,他到教务处找老师哭,调到了三弦专业。一些音乐上的天赋于是显现出来,他把三弦弹得极好,同时自学作曲,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过了两年,学校派他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指挥。在那儿,身边全是些上进分子,人人都在备考大学。这让胸无大志的他有点儿不好意思,于是也去考了考,考上了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1985年,他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指挥。

直到这时,他的人生跟歌手还没有关系。不过,他已经开始创作了。在音乐学院,他迷上了邓丽君。正赶上“反精神污染”运动中,邓丽君的歌被划归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他甚至为偶像背了一道处分。后来气氛宽松了,他开始听更多流行音乐。当自己动手写歌时,自然而然地,根骨里的民族性和流行音乐的启发成了影响创作最重要的因素。他听着苏芮的磁带扒谱,一边用吉他弹《请跟我来》的和声,一边哼唱出了蒙古民歌式的旋律。他节选了蒙古国诗人奇-其木德的蒙语长诗作为歌词,描绘牧民生活场景,将这首歌命名为《蒙古人》。

1986年,他在东方歌舞团主办的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上演唱了这首原创歌曲,被选为十佳歌手。机会随之而来。上海声像公司为他录制了第一张专辑,报酬是一千元人民币。他这么形容当时的感受:“手在口袋里,钱在手里,掐着,乘公共汽车回家,到了家又再数一遍”。出道头些年运气好得很,1990年前后,他一连获得了几个国内外流行音乐大奖。1992年他又成了第一个到台湾演出的大陆歌手。他在台湾演唱的第一场,观众就疯了,主办方干脆把第二场演出场地移到了中正纪念广场。那天来了两万多人,台下山呼海啸。

总的来说,这算不上一个励志故事,而是天赋加上机缘造就的成功。腾格尔不是那类目标明确,努力拼搏,汲汲于成功的人。他比较随性,把唱歌视为上天安排的一段缘分,因此才给了他天生的好嗓子,他只要用这把嗓子尽其所能地唱,就对了。他既不保护嗓子,也从不练声。他想,等到有一天唱不动了,说明缘分已尽,契约到期。这是件顺其自然的事情。

腾格尔的风格难以归类,有着蒙古味的基底,又融合了流行,还有一些摇滚。1993年,腾格尔组建了苍狼乐队。我在网上搜索他在那个时期的作品听,有些惊讶,乐队玩得挺前卫,在编曲上尝试了布鲁斯、摇滚、雷鬼多种曲风,甚至还有一些说唱,但你一听,依然是民族音乐。在当年,苍狼乐队没能走起来,接连出的几张唱片全部销量惨淡。进入九十年代中期,摇滚浪潮衰退,更具都市气息的港台流行音乐成为新的潮流。腾格尔被流行趋势抛下了。

直到2000年,《天堂》获得中国原创歌曲金奖,第二年又接连获得两项华语音乐大奖。他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次高峰,成为了国民级歌唱家、蒙古族的代表人物。他成立了公司,又重建苍狼乐队,随后几年都在国内国外跑演出,最多一个月连演了24场。有一回,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体育场,过于热情的观众涌上舞台,淹没了他和乐手。以至于他不得不在唱完最后一首歌时,趁观众还没来得及反应撒丫子就跑,才得以突出重围。那场演出期间,体育场的两座铁门都被挤烂了。

读腾格尔的自传,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音乐有自己的坚持和很严肃的思考,即使在遭遇事业低谷时,他也没有顺从市场,在音乐风格上做出妥协。他写:“我的艺术个性比我的意志更强大,它仿佛不受我的控制。既然认清了这一点,我就必须泰然面对市场可能的’冷遇’。我得学会一方面与我那过强的个性和平共处,一方面气定神闲地为它买单。”

自传出版是在2005年,那年腾格尔45岁。他在书中提出了对大陆流行音乐现状的看法:内地当代流行乐发展二十多年,依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歌手们一窝蜂地模仿港台流行音乐,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过分都市化。好音乐有自己的背景,内地如此广阔,有着多样的风土人情,不同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如果失去“本土风格”,就失去了它的丰富、大气和活力。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永远都不要脱离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永远都不辜负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

1999年,腾格尔在沙漠里。

2002年,腾格尔回到草原家中,装扮成一只混入羊群的“苍狼”。

1978年,腾格尔在艺校当老师。

2001年的腾格尔和狗尾巴草。

2000年腾格尔在去妻子珠拉家的路上,背后是阿盟草原上常见的驼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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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泽是个很和气的中年男人。和大部分演艺行业积极活络的经纪人不一样,他不太参与这个圈子的社交,他喜欢研究玉石,有自己的兴趣圈子。

冯泽说,带腾格尔这样的艺人简直太省事儿了。他不需要主动联系资源,争取机会,等别人找过来就行了。腾格尔很怕麻烦,比较懒散,他一个月只给自己安排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这个月的完成了,再谈下个月。参加《歌手》算是这两三年里比较辛苦的一项工作,录制时间长,周期也很紧张。不过,他依然是参赛歌手中最松弛的。正式录制前的彩排,每位歌手分配一个小时,别的歌手一定会把时间用尽。腾格尔只跟乐队合一遍,再完整排一遍,一会儿功夫完事。今年初,有家公司想给腾格尔做全国巡演,团队觉得时机挺好的,而且做巡演需要很好的体力储备,他可以借此机会开始锻炼身体。可腾格尔觉得太累,又麻烦,还是推了。他现在活得非常放松。

最近这几年,腾格尔接到的大部分工作邀请是卫视的综艺节目,请他去翻唱些新歌,而不是他的那些经典作品。他也明白,电视台要的是热闹,不是严肃的演唱。但现在的腾格尔特别好说话,翻唱年轻人的流行歌或者做一些简单的表演,都没问题。虽然那些歌他从没听过,但因为音乐基础扎实,听一两遍就能按自己的路子唱出来,这种工作对他来说很容易。就是记词比较麻烦,没有提词器不行。

“五十岁之后,慢慢地没什么想不开的了,没什么较劲的了”,冯泽说,“以前他从不跟人合唱,现在都行。他说话很坦率,过去我们总要交代他,有些事说了不合适,他也记不住。后来他自己想法变了,开通圆融了很多,也没什么需要交代了。早几年接受采访时,我们还会特意提醒记者,不要提他女儿的事儿,现在这事对他来说,也过去了。”

2010年,腾格尔6岁的女儿因为先天性疾病去世。当时为了救孩子,所有办法都用尽了。他们还上峨眉山烧过香,山上的大师说,不管什么结果都要去面对,生活带给你的,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要接受。冯泽说,即使那段时间,腾格尔也没有太对外表露痛苦,“他不是很外露的人。他自己也说过,蒙古有两种羊,山羊和绵羊,山羊你扎它一下就叫得不行,绵羊呢,你拿刀子捅进去它也不怎么叫。他就是那后一种”。

现在腾格尔59岁了,他变了很多。他的转变完全契合了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兴趣,反差萌,娱乐,搞笑。并且,变成“网红”的腾格尔,看起来一点包袱都没有。

不过,腾格尔有一样秉性一以贯之——好酒。他喝了三十多年酒,一体检,脂肪肝、高血脂……跟喝酒有关的毛病全有。“来朋友了就喝一个,久没见了也要喝一个,爱喝酒的人总能找到借口”,冯泽说,“他原来喝白酒,后来说白酒伤肝,改喝红酒。可是人家一杯红酒品一晚上,他用那高脚杯,一口一杯”。

腾格尔最开始喝酒是为了借酒浇愁。那时,他刚离开家乡来到大城市念书,生活环境变了,学校里多数是汉族同学老师,上课听不懂,十几门考试挂了一半,他过得很苦闷。可喝酒费钱,他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为了赚酒钱,他去献了一次血,500ml血换来70块酒钱。他喝多了豪迈,特别爱送人东西,第二天什么都忘了,到处找不着东西。后来他开了酒楼,一喝多就全场免单,酒楼维持了两年就赔垮了。

公司曾经给腾格尔下过规定:喝一次酒罚款500。他一次性交了五万,说:“我先交一百次的”。

苍狼乐队的鼓手范俊义发现,在酒桌上,只要看到腾哥不自觉地眨眼睛,就是到位了。平时内向的他会像变了个人似的活泼起来,话特别多,爱讲笑话,成为全场主持。范俊义也是内蒙人,他在2001年加入苍狼乐队。苍狼乐队像流水席,陆续换过许多乐手,最终稳定下的阵容,全是内蒙人。

腾格尔喝多了喜欢唱歌。有时唱蒙古长调,是纯正的草原味道,没有节奏,一个音拖得很长。所有人听得安安静静。范俊义说,“草原像海一样,一望无际,视觉上远看是平坦的,可走过去,是一个又一个山丘。草原上的内蒙人,一出门就看见辽阔的大草原,你的心情也是敞开的,心胸也是广阔的。现在我们住在城市里,那么多的人,密集的楼,每个人住在一格一格的房子里。感受真的不一样。”

腾格尔和苍狼乐队在内蒙古正黄旗拍摄《蒙古马》MV。

少年腾格尔。

1995年电影《黑骏马》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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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腾格尔的采访并不是特别容易,他嫌麻烦,一开始总会推辞。不过,如果你诚心诚意地多次拜托,他最终不会拒绝。今年3月,我终于约到了采访,到他家拜访。

敲门后稍等一会儿,门打开了。“来了啊”,他穿一件舒适的套头卫衣,很和善地微笑,“进来进来”。

不同于节目中呈现的内蒙老家民族风情浓郁的室内布置,这是一间陈设简洁的客厅。一个木质电视柜,随意摆放着一些工艺品,根雕、彩陶罐,还有儿子的艺术照。电视柜旁立着一把木吉他。沙发是实木的中式沙发,茶几上放着一本《未来简史》。只有一些细微处透露出蒙古元素,比如,电视后挂着的画框里,是一个蒙古袍大汉的背影,他面对成吉思汗雕像张开双臂。

腾格尔的生活通常是从下午开始的,泡一壶茶,看会儿书,或者一个人安静坐着。有时候他会听听歌,他的播放器里有3000首歌,他听Pink Floyd,Phill Collins,还有六七十年代爵士乐。晚上他经常看球,他是球迷,欧洲足球比赛基本不会落下。夜里是最精神的,11点有朋友喊喝酒,他“噌”一下就去了。现在的量不比当年了,但半斤白酒或两瓶红酒还是没问题的。这样的作息和生活习惯,健康就成了问题。过年前,他向身边朋友们宣布,新的一年天天游泳。三个月过去了,一次没游过。

现在是下午,屋里采光不错。春天来了,窗外能看到长出绿叶的树枝摇摆。腾格尔正在厨房烧水泡茶。

“来,新上的绿茶”,他把一个透明玻璃茶壶和两只茶杯放到茶几上,“绿茶,一定要喝新的”。他说话声音挺轻,慢悠悠的。茶叶在热水里翻滚,他盯着看了一会儿,“你看,多好”。

我们开始聊天。他说,过去的事儿都在书上了,咱们谈谈当下的吧。行,那就从《桃花源》说起。为什么写了这么首跟过去风格差别巨大的作品呢?

“我一直说,一个人生活在哪个年代,就应该为那个年代服务”,他说,“《桃花源》出来之后,好多人说我有逆反心理,要打破以前的风格。其实不是,我是很认真地写的。我写的时候考虑的是,这个时代的人们会喜欢和接受什么。必须得尽量跟上流行,如果我一直唱《天堂》、《蒙古人》这样的作品,没人听啊,已经被淘汰了”。

那么,这个时代的人喜欢什么呢?

他说:“现在年轻人的时尚就是好玩有趣的,不要给我弄什么严肃的东西。还有一点,年轻人普遍喜欢节奏快的。就好像你给他们讲故事,他们会说,哎呀快点讲,他们不要听你讲什么特深的。”身边就有个例子。有一次,他给儿子放《天堂》,开玩笑问,你没觉得这歌特美吗?儿子摇头,他才听了两三句就说,“太慢了”。腾格尔的儿子8岁就听AC/DC。

我问,有没有人觉得,这样的转变是为了讨好年轻人?

“我这个年龄,想继续在这圈子里混下去,也要做一些适合这个快速发展时代的东西和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对吧”,他喝了口茶,继续说,“也有人说你已经功成名就了,用不着改变。可是那样就好像我是那种老艺术家,我不是特别喜欢那样。我还是尽量让自己的音乐不要落伍”。

那您平时会听年轻人的歌吗?

“基本不怎么听。主要是,我现在写歌也少。一个人改变自己的风格挺难的。我们那代人的创作跟现在区别很大。我们的创作是音乐艺术成分要多一些,但是现在的好多歌,娱乐性比较重要。这是创作的区别。你要真让我老写成现在流行的那样,我写不出来,恐怕也写不好。为了写一首歌天天听孩子们的歌……懒啊……”,他往沙发后背靠,“我这人特别懒,懒得听这些歌”。

那么,音乐的艺术性和娱乐性,存在孰优孰劣吗?

他想了想,说:“谈不上。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互联网发达,开放的年代,人们会喜欢这样的东西,这是顺其自然的事。很多老音乐家会说,担心越来越娱乐化,民族的艺术消失什么的。但现在就是这个趋势,你根本管不了”。

可您以前对中国流行音乐也提出了一些严肃的批评。

“对,那个时候我真的会有想法,想对中国的音乐,包括少数民族音乐做一些贡献,年轻时候的抱负和责任感吧。后来慢慢没了。你天天在那儿说不能一味模仿西方,要把国外先进的手法和技术用来发展我们自己民族性的音乐,要坚持民族性的。没用啊,孩子们听的全是那些流行歌,你说你的我听我的。现在说心里话,我把我自己管好就行了。至于中国民族音乐以后怎么样,就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有时候一些搞民族音乐的朋友跟我一块聊发展民歌,我就觉得……扯淡。”

我又问,是做过努力发现并没有用吗?

“就是,说也是白扯。说了也没人做,也改变不了。我过去也提过一下建议,说民族音乐要发展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平台……没法落实,现在都不好意思提了。再说,你呼吁了,市场也不认。我后期写的一些歌,现在听都觉得,写得真棒。发行之前抱着很高的期望,但是,不行,观众不喜欢。写歌容易,写好歌难,写一首受欢迎的歌更难。没办法,就是这样。人到了这个岁数,没什么可较劲的。”

他给空杯续上茶,又往后靠,还是笑眯眯的。“我现在也不大写歌了。人不能一辈子搞事业,年轻的时候,你要加着过,年纪大了,要减着过。到一定时候你就得闲下来,享受你搞事业得到的东西,不要有什么压力。年轻时候有创作冲动,现在没了,写不写无所谓。我现在的状态就是随心所欲,什么时候突然冒出点想法,再写出来就好。”

腾格尔在演唱会中。

2015年腾格尔北京演唱会。

2017年腾格尔的宣传照。

6

去年,腾格尔闲着没事,写了首新歌《黑红》。到今年3月,终于投入制作,准备发行,他完全不着急。

歌词有两段,写的是惨兮兮的旧社会和平等祥和的新时代,词是通俗的大白话,旋律和编曲也格外欢快,是很热闹的一首歌。副歌只有一句词:“这什么时代?什么什么时代?再不能这样活着,明白吗?”腾格尔想到一个点子,把不断重复的“什么”全部唱成“神马”——一个在网上看到的流行俏皮话。他有一个抖音账号,在抖音上做推广,放这“神马神马”的片段也很合适。

他提出了MV情节的设想,第一段地主老爷欺负穷人,第二段穷人翻身当家作主,用夸张的表演增强这种反差的喜剧效果。视频团队又在他想法的基础上设计了穿越情节。腾格尔觉得这个虚构的思路很对,“不是真的要演万恶的旧社会,不要那么现实。这首歌没要讲什么道理,就是非常开心,好玩的一种感觉”。

腾格尔亲自出演MV中的地主老爷,地主老婆这个角色,他闭眼一想,肯定不是个美女,得是精明脸,媒婆相,最好嘴边一颗黑痣。他想到一个老朋友,特合适。但转念一想,人家是个严肃的高音歌唱家,就别给人拉下水了。团队最终挑了个圆圆脸,表情生动的年轻姑娘。

3月25日MV拍摄,他起了个大早,七点就从家出发赶往位于北京东六环外的影视基地。守时守约是老一辈文艺工作者的作风,当他准时到达影棚时,剧组的工作人员都尚未到位。

当天的拍摄持续到晚上十一点,腾格尔换了四身装扮。上午是地主老爷,下午换上西装礼服,傍晚变成了一身黑的中山装大佬。到了晚上,化妆师给他粘上一头银白长发,束了发髻,插上簪子,他披上轻纱长袍,握一把浮尘,成了一位仙风道骨的活神仙。音乐一放,腾格尔瞬间入戏,五官都生动起来,他眯眼睛,咧嘴,单边挑眉,有节奏地抖肩,完全是个搞怪的老顽童。一天下来,他穿着不同服装,伴着副歌,兴高采烈地跳了几十遍舞。到最后,这几句歌在在场所有人的脑海里萦绕不散,几乎每个人都会唱了。

我在中午到达影视基地。走进影棚,腾格尔正穿着一身棕色古装长袍跳舞,他把一支短手杖当作麦架,假装放声高歌。导演正站在五米外的监视器后喊“卡”,欢腾的音乐戛然而止。腾格尔收起动作垂下胳膊,老老实实地站着。化妆师往他脸上打粉,导演远远地大声指导,“腾老师,您的动作可以再大一点,手杖再举高”。他有点发怔,快速地眨了眨眼。已经工作了一个早晨,他有些困倦,努力集中精神。

终于到了午休时间。导演一喊停,他就安静下来,走进化妆间,走到靠门的单人沙发座前,慢慢地倾身把自己放进去。化妆室是一间大房间,布置简易,有一张茶几,两列沙发。两位年轻演员、化妆师和几位助理也在这里休息,散淡地聊天。他摘掉了大老爷的高帽,露出鸡蛋似的光溜溜的脑门。他不大说话,用手指拨弄衣袖上的布条。不一会儿放饭了,冯泽递给他一份红烧肉盒饭,他边吃边说,“我就喜欢吃红烧肉这个肥肉”。屋里的一个女孩不吃肥肉,把自己的饭递上去,“腾老师,我的肥肉给您,我不吃肥的”。他笑呵呵地接受了,并阻止了女孩继续把瘦肉也拨过来。

午饭后,他舒适地靠在沙发上,用一件衣服盖在喝酒喝得圆鼓鼓的肚皮上,眼神安然地落在前方,整个人很静态,有一种让人不忍打扰的安详。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新歌《黑红》MV拍摄现场。黄昕宇摄。

新歌《黑红》MV拍摄现场。黄昕宇摄。

新歌《黑红》MV拍摄现场。黄昕宇摄。

—— 完——

题图:2002年腾格尔在草原上。全部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