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往丨忽必烈当年为何没能征服日本

我以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带来的,然而我们的聪明的名士却当作国粹了。(清末)留学日本的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说道:“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

这是鲁迅先生在《坟·说胡须》中写下的话。

鲁迅先生所指,是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军队跨洋征伐日本,即元朝伐日之战。这场战争对中日后来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在日本,形成了“神风”的国家神话;在中国,则有天时不济的感慨。看法殊异,却共同认定:如果不是遭遇台风,日本绝非元朝对手。

事实真的如此吗?

通过翻检史料,学者周思成发现,事实远比传说复杂:

首先,两次远征,元朝军力明显不足,在战争过程中,元军战果甚少,基本处在下风;

其次,元军未派出一流指挥官,几名高级将领互相掣肘。

其三,元朝准备严重不足,甚至不知对手是谁,不了解对方的地理环境。

其四,元军舰船虽多,但为赶工期,粗制滥造,甚至是河船改装的,经不起风浪。

综合以上因素,可知元朝伐日之战必败。忽必烈甚至有取败的动机:元军参战主力是南宋降卒,这些士兵社会地位低,皆被刺青,放归社会亦为害,不如在战场上消耗掉。

基于这些对细节的钩沉,便有了《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本书最大特色在于:在描绘大历史进程的同时,呈现出以往被忽略的、卷入战争中的小人物们。

被后人视为奸臣的贾似道。

比如南宋僧人祖元,曾得南宋权臣贾似道欣赏,因战祸到了日本,又被北条时宗(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推重,后者恰是元朝伐日之战的日方主持者……

再如竹崎季长,本是下级武士,多妄言,饱受邻里嘲笑。幸元军来袭,建功心切又无纪律的竹崎率先冲阵,受伤而还,意外成了勇气的象征。可战争结束后,却未得封赏,竹崎只好踏上漫漫上访路……

日本描绘的竹崎季长冲阵。

还有日将少弍资时,才十二三岁。按当时日本作战礼仪,单骑来到阵前,射出一支小响箭,表示战斗开始。没想到,元军竟爆发出一阵哄笑,因元军作战前,“种种乐器之声及歌声群起”,与这样的热闹相比,响射太过儿戏。少弍资时满脸通红,跑回本阵……

《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虽是一本小书,却呈现出历史的丰富与多元。为更好解读它,特专访了本书作者周思成先生。

日本首次被别人打

问:从本书后记看,您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完成了这本小书,您为何如此关注这段历史?

周思成:中日有两千多年的友好历史,其间发生过三次大战,即唐朝白江口之战、明朝壬辰倭乱(即明朝抗日援朝之战),再有就是元朝伐日之战了。白江口之战的史料甚少,人们较多关注后两场战争。

忽必烈

元朝伐日之战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形成意义重大,在近世之前,日本这是首次被别人打,刺激了民族意识,此前都是它打别人。从明治维新起,一直到昭和时期,日本反复提起这场战争,强调“神风”的作用,将自己称为“神国”。二战时,日军成立自杀式攻击队,便命名为“神风攻击队”。

在中国,元朝与传统中原王朝是什么关系,尚有争论,不像强汉、盛唐那么受重视。但元朝伐日之战打的是日本,所以近代以来,一旦受日方刺激,人们又会想起这一话题。

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人们对这场战争仍有不少的刻板印象,有必要对事实加以钩沉。

主要史料已经穷尽

问:元朝伐日之战的史料太少了,还能钩沉出什么新东西吗?

周思成:确实如此。因年代久远,留下来的记录很少,日本相关研究较多,所用材料、陈述方式大同小异,主要史料已基本穷尽了。

日本当时实际的统治者北条时宗

相比之下,明朝抗日援朝之战的材料就丰富得多。可以从中、日、朝三方记载中,还原出历史的原貌,而元朝伐日之战的记录太简单。相关研究的突破点在两方面:

首先,相关海域的考古记录,这些年陆续有成果出来。

其次,从元朝文人的文集、碑传中,找一些相关材料,毕竟元朝伐日之战有较大社会影响。

在后一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将找到的细节材料组合起来,放在本书中。

渲染此战,是为捏造“举国一致”

问:为何日本这么重视这场战争?

周思成:黑船来航(1853年)后,日本被迫打开国门,为凝聚民族认同,需要竖立一个“举国一致”的标本。元朝伐日之战被塑造成民族神话——天皇亲自祈祷,强藩全力作战,武士表现勇猛,国民也很支持……这一神话被反复宣讲。

其实,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是镰仓幕府,它是军政府,一旦对元妥协,其统治合法性便消失了,只能死战到底。可见,镰仓幕府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参战的,并不是“举国一致”。

当时日本武士参战,也只是为了获取个人的荣誉和利益,并不像日本民族史学所强调的那样,是所谓“一致对外”。

忽必烈为什么要伐日

问:一些通俗历史作品称,忽必烈之所以伐日,因贪图日本出产黄金,是这样吗?

周思成:在伐日前,忽必烈没有制定完善的计划,具体目的是什么,从史料中,目前找不到任何证据,写作者只能各自发挥想象力。

日本绘制的《元寇袭来绘图》局部

我认为,忽必烈面临合法性危机的压力,他靠权谋上位,不被其他家族成员认同,只能不断开疆拓土,来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大汗。

然而,如果内部问题解决了,是一个健康帝国,扩张可能是有利的,如果内部问题没解决,不是一个健康帝国,扩张不仅治不了病,反而可能是毒药。

问:元朝战力超强,为什么伐日却两度惨败?

周思成:蒙古帝国能所向披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情报工作做得好,充分了解对手,可在伐日之战中,却毫无作为,甚至不知敌将是谁。当然,镰仓幕府对元朝也不太了解,只是笼统地称为“异国人”。

在战略上、战术上,忽必烈可能太藐视对手了。两次伐日失败后,元朝吸取了教训,做了一些改变,比如雇了两名海盗头子领导水军,改用抗风能力更强的船只,忽必烈本想第三次伐日,但他去世了,未能进行。

忽必烈没拿出全部力量对付日本,包括打安南失败,犯的也是同样错误。

没有台风,伐日也未必能成功

问:在战争中,日本也没派出主力部队,却几乎全程压倒元军,为什么?

周思成:战争开始时,正是镰仓政府最盛期,它是一个武家政权,非常尚武,重视军事训练,武士的作战能力很强。元朝伐日之战后,大量有功武士要求兑现赏赐,镰仓政府拿不出这么多资产,由盛转衰。

文永之役参战的日本高级武士,日方文献认为他们使用毒箭,给元军造成很大损失,但本书认为此说无据。

忽必烈不了解相关信息,派兵数量太少。我认为,以当时元军规模,勉强能打下九州,很难征服日本全境。

问:既然如此,日本为何将元军视为劲敌?

周思成:日本的作战方式、武器有问题。当时日军的作战方式还是单打独斗,武士骑马对冲,到一定距离后互相射箭,决定胜负,有点像近代欧洲骑士的战法。这种作战方式决定,日军披甲重,箭也重,射距、频率均不及元军。

元军则采用集团作战,用快弓进行覆盖式射击,会战时满天箭雨,日军很吃亏,死伤较多,所以视元军为劲敌。

元朝百姓竟以为打赢了

问:对于伐日这一错误决策,南宋降将均大力支持,为何他们能忽悠了忽必烈?

周思成:在南宋降将中,确有一些人是有才干的,但此时他们的年龄都已比较大,剩下的人在元灭南宋中没出什么力。忽必烈看不起这些人,为给未降的南宋将领树个典型,也会重用一些降将,封个“江汉大都督”之类听上去很漂亮、其实没什么职权的官。南宋灭亡后,降将们连这样的虚衔也捞不到了,他们鼓动打日本,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在元朝伐日之战中,忽必烈没把降将放在重要位置上,只是当成炮灰用。可见,彼此在互相利用而已。

问:第一次伐日失败,元主将之一刘复亨反而受了赏赐,他后来的墓志铭中竟说他“统军四万、战船九百征日本,与倭兵十万遇,战败之”,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周思成:不奇怪,当时百姓对这场战争既不关心,也不了解。《元史·日本传》中说:“惟虏掠四境而归。”《元史·世祖本纪》也说:“赏东征元帅府日本战功,锦绢、弓矢、鞍勒。”元朝单方面宣布取胜了,大家也就以为胜了,所以看到刘复亨的墓志铭,也不知道他在说谎。

个体命运是历史魅力的所在

问:本书中涉及了很多小人物,在以往写作中常被忽略,为什么您特别关注他们的命运?

周思成:个人兴趣吧。我喜欢历史,就源于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他们或处在战乱中,或处在和平中,从中能体会出人在不同环境中会如何,所以我特别喜欢读传记,这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在历史研究中,主要分析的是思潮、制度等,但我很关注历史中的个人。毕竟历史是由各种小人物呈现出来的,在元朝伐日之战中,触动我的不只是忽必烈,也包括被斩首的元朝使节,乃至被卷入战争的旁观者。

在史料中,我读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小人物,他生活在北方,因受大户欺压,族产尽失,还背上一身官司,只好跑到南方,参加了元朝伐日战争。对他来说,这场战争只是为了满足野心而已,他想在遥远的国度建功立业,以摆脱个人困境。这场战争是统治者为证明自己的威望而发动的,个人参与,是为满足个体所需,而非民族主义。

在书中,我没写这个案例,但它深深地打动了我。

对那段历史应有距离感

问:对于今天读者而言,了解这历史的意义何在?

周思成: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历史的意义不只是胜负,还有胜负背后的东西。

元朝伐日之战变成日本现代民族神话的资源,反而给社会心理造成扭曲,进而影响了民族发展,对于这一历史教训,所有人都应引为镜鉴。

元朝伐日之战,被日本称为“一千万人(日本当时人口)打败两亿人(元朝当时人口)”,其实元朝未派主力部队

此外,真实的历史和塑造的历史是有区别的。比如明朝抗日援朝战争,明朝为树立万历皇帝的形象,将其列入“万历三大征”,成了帝国荣耀。后人也引用它,用来证明“历史上能打赢”。但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探求真相,而不被帝国的意识形态塑造的刻板印象迷惑。

历史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人物,不能标签化。如果这本书能帮助读者意识到这一点,我就很满足了。

问:阅读这本书,您的建议是什么?

周思成:读书是个人的事,每个人的感受差异很大,我不好提什么建议。我个人有点希望,就是希望大家能对那段历史有一点距离感,这样才能客观、冷静。带入感过强,可能会有先入之见。

文/唐山

周思成: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现就职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能阅读日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维吾尔文和蒙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