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美国学生从童年到大学的教育,看美国阶层是如何固化的

5月1日,《洛杉矶时报》报道,来自中国的Yusi Zhao在2017年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她的家人为此向升学顾问威廉·辛格支付了650万美元,YusiZhao中文名为赵雨思,其父为山东步长制药董事长、联合创始人赵涛。

《斯坦福日报》的报道称,斯坦福大学在发现赵雨思在申请书中伪造帆船运动证书后将其开除,并在4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中宣布了这一决定。赵雨思在3月30日离开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等多所大学的舞弊事件引爆了中国读者对于美国教育公平的关注。今天我们通过两本严谨的社会学研究《不平等的童年》和《被选中的》来窥视美国社会中的教育公平问题。

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通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因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很多时候儿童教养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折射在儿童身上的阶层差异,不仅体现在是不是买得起学区房上重点小学,也不仅是能否带孩子出国旅游多见世面,差别从家庭教育便已开始,不同的文化资本积累在儿童与公共机构互动时被激活,并产生长远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社会的经验与反思值得我们重视。《不平等的童年》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妮特·拉鲁)的代表作,探究了二十世纪末美国社会不同阶层儿童面临的迥异的家庭教育模式,以及不同教育方式如何导致阶层的再生产。研究者想搞清楚的问题是:不同的家庭氛围和教育方式是如何将家长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传递到儿童身上的?

拉鲁深受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影响,关注社会中的冲突、变化和系统性的不平等。布迪厄认为,社会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体通过不同的社交活动将自己的生活合理化,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形成的最自然舒适的感觉称为“惯习”,不同的生活经历导致了个体继承的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在个体参与社会生活、面对公共机构时发挥出来。

拉鲁认为布迪厄对拥有资本和激活资本的区别关注不够,通过丰富的个案研究,拉鲁试图展示家长是如何通过家庭生活塑造了子女的惯习,以及文化资本在与公共机构交锋中发挥的作用,为布迪厄的理论提供了经验性数据的支持。

该研究把各个家庭按社会类别分两类,一类是中产阶级,一类是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不同的社会阶层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是迥然不同的,这既是现有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在文化方面的渗透,反过来内化了的不平等又会导致阶层再生产,固化这种不平等。作者从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运用和对公共教育机构的干预三个层面区分了两种教养方式。

中产阶级家庭倾向于采用协作培养,家长会主动评估、培养孩子的天赋和技能,为孩子精心安排了各种休闲活动。沟通方式常常是协商讨论,讲道理、发号指令、讨价还价,孩子可以反驳成年人的话。面对学校时,家长会代表孩子提出反对意见和干预措施,并训练孩子承担起批评和干预的角色。

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倾向于采用成就自然成长,说白了就是放任自流,让孩子经常与亲戚或邻居家的小孩一起自由玩耍,很少有计划地培养他们的技能。家长通常向孩子发号指令,孩子通常接受指令,处于被动、顺从的地位,很少挑战家长。对学校十分依赖,但学校教育与家庭养成的习惯又存在矛盾冲突,产生无力感和挫败感。

愈来愈大的差距

不同的教育逻辑分别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呢?最显著的是代际之间的传输差别优势,放在当今中国社会的二代文化背景下考量并不难理解。

比如,中产阶层的家长和孩子更经常交谈,以此锻炼出敏捷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拥有更大的词汇量,在权威人士面前能更快地适应。这让人想起了小学班主任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三流的孩子用手教,二流的孩子用嘴教,一流的孩子用眼教”,话糙理不糙,可看作民间概括。

对于中产家庭的孩子来说,和家长的互动早已磨练出他们察言观色的能力,即使与成年人交流也能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而目光交流在现代职场是一种被提倡的习惯。相反,在贫困家庭中,容易践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身体教育”,家庭成员聊天时并不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他们总是一边忙碌一边交谈,没有社交礼仪上的尊重。甚至,在贫民窟持久盯着别人的眼睛可能被视作挑衅,会带来危险。

微小习惯和技能的不同将逐渐生成中产阶层的优越感和贫困家庭的局促感,这种潜在的文化资本的差异将在他们进入到学校、工作单位等社会体制的时候转化成各种形式的价值差异。

中产阶层儿童追求个人偏好的欲望很强烈,公共生活中他们主动掌控着自己的行动,尽量满足自己的需求使自己舒适,“中产阶级的孩子在模仿和直接的训练中学会了如何让各种规章值得有利于他们并为他们服务。”相比之下,贫困家庭的孩子难以主动通过互动交流实现自己的意图,而是习惯同父母一样,被动地接受权威的命令和吩咐,他们习惯去适应规则,而不是创造对自己有利的环境。

家庭生活是复杂的,两种文化逻辑的培养并非泾渭分明,交叉在所难免,两种教养方式也各有利弊:中产阶层的孩子更加冷漠、自私,容易感到无聊,有的习惯了被规划的生活,会依赖父母解决问题;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加懂事、独立,能吃苦,抱怨少,和家庭成员更亲近。作者倾向于协作培养模式,只是认为家长要为孩子的独立成长留出空间,不要逼孩子太紧。

说完了童年,我们来看看大学。

今日的美国一年一度的大学招生对于很多中国家长和学生来说并不陌生。美国的顶尖私立大学在数以万计的申请者中从容挑选,决定哪些幸运儿能够中选,最终能胜出的人是极少数。

大学招生过程的特色我们也很熟悉,不仅要推荐、面试、强调课外活动,还有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也就是我们熟悉的SAT,假如是运动员或者校友子弟还能获得加分。对于一些非常主观的品质,诸如品性、人格和领导力,学校更是重视,时至今日我们和美国人都觉得这些理所当然。

不过《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一书的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杰罗姆·卡拉贝尔,带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打破了这一习以为常的常识。作者在此书中解释了美国大学这些奇怪的做法源于何处,弄清他们为何能够经久不变,例如为什么会打橄榄球和父母是校友等因素居然事关学生是否能够入读顶尖大学。

排斥犹太裔的“美其名曰”

作者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所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他们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里是以学术标准为基础来录取新生的。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一情况有所改变,当时学校的当权者们很清楚,假如只依靠学业表现来选拔新生,那么校园中犹太裔的学生数量将会不断增长,而这些犹太裔学生的家庭大部分来自东欧。在美国限制移民运动达到顶峰时,这种增长已相当明显。

然而对于那些主持三巨头大学事务的盎格鲁·萨克逊血统的绅士们而言,这些迹象显然让人无法接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们发明了一套全新的招生体系,这套体系背离他们自身的传统,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顶尖大学的做法有着实质性差异。正是这套系统,经过一些细枝末节的修补,一直延续至今。

这套新系统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便是它完全摒弃了将学业能力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在三巨头大学,尽管教师们还普遍认为学生的录取应当是其学业表现,但是领导者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知道一旦学生的录取与否完全取决于某一单一标准,尤其是可量化的标准,例如学业是否优秀,那么他们便无法再将录取权控制自己的手中。

为了维持自身机构的利益,三巨头大学的领导者意欲牢牢掌握录取学生的权力,这样他们就可以不费周章地将大捐赠者那些平庸的子女录取进学校,将那些虽有天才却未经雕琢的移民子女拒之门外。

新录取政策的核心要素是所谓品性,也就是被认为犹太人少有,而上层阶级新教徒广泛拥有的品质,对于那些领导哈佛耶鲁以及普林斯顿的绅士们而言,品性就是道德观和生活方式的简称,他难以名状,只有那些拥有品质的人才能判断识别,在录取学生时,他们开始强调那些模棱两可的主观品质,例如刚毅和领导力,结果领导者们获得了高度的录取决定权,可以自由决定录取谁。

动态的“才能”标准

具体而言,过去了一个世纪里,三巨头大学对“才能”一词的定义历经了数次转变,在20世纪初“才能”一词所指基本上是与学术有关,主要通过对传统考试,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掌握程度来衡量。

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加强对移民的控制,这一含义逐渐让位于所谓的“全能”,也就是健康的体魄、优越的家庭背景。按照这一定义,所谓的理想的本科生就是指那些能够花一点时间在俱乐部或搞点活动的学生,那些花了大量时间端坐在课桌之前苦读的学生,常常会被称为书呆子。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冷战和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刺激,美国人开始担心所谓的人才流失问题,所谓的全能也开始让位于智力上的天赋,表现就是能否在SAT中获得高分,同时还能在一种或多种课外活动中表现出色。

在20世纪60年代更为激进的社会环境中,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最终再次塑造了“才能”一次的含义,三巨头大学的录取政策中,有了更大的文化转向,所谓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价值逐渐获得了中心地位。扶持有色人种,接纳女性入学,种种障碍最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三巨头大学录取政策变化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围绕“才能”一词的定义,不断斗争的历史,不过在这些不断的变化和反复争夺的背后有一要基本的规律可循,“才能”一词的定义,随着社会及社会各个群体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而发生变化。“才能”一词的定义是动态的,倾向于反映那些有权力,而将自身的文化理念强加给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利益。

在近几十年中,进入这三所大学和其他顶尖大学的竞争愈演愈烈,公众对大学几近痴迷而以此竟滋生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培训公司到辅导用书,从私人辅导到夏令营,从文书中介到动辄收费上万美元的私人咨询顾问,都是产业链上的环节,在产业链背后则是一种坚定的信念,进入一所权威大学是一项对后半生至关重要的投资。

作者 |曹柠

排版 | GINNY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