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父赎罪?村上春树罕见撰文追溯父亲侵华经历引发强烈关注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70岁)为5月10日发售的月刊杂志《文艺春秋》撰文,提及了他的父亲村上千秋二战期间作为日军士兵在中国的经历。村上春树此前几乎没有谈论过他的父亲。

村上春树在《文艺春秋》杂志中投稿,图片来源:共同社

村上春树在这篇题为《扔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话》的文章中写道:

“不管怎样,父亲回忆用军刀砍下人头时的残忍景象,在我心里留下了强烈的阴影。”“我作为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自己的思考,一滴雨水也有雨水的历史,应该继承一滴雨水的责任。这让我不能忘却那段历史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这些沉重的文字充满了替父赎罪、反省战争的意味。

大江健三朗后,日本当代作家很少有记录和反思侵华战争的作品,反而出现了石原慎太朗这样美化侵略战争的所谓“右翼作家”。所以作为日本呼声最高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家,村上春树这篇反思侵华战争罪恶历史的文章引发中日各界的广泛关注。

日本右翼攻击村上春树

村上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有一处记忆令我印象颇深。每天早上,在吃早饭之前,他(父亲)会面对佛龛很长时间,闭着眼非常投入地念经……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他叫我到他的面前。他说,你知道我是为了谁念经么?我是为了很多此前战争中的死难者。这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是的我的战友,还有作为‘敌方’死去的中国士兵。”

村上春树(资料图)。图片来源:《中央日报》日文版

在这篇长达26页的文章里,村上春树详细回忆并考证了父亲的生平。他的父亲村上千秋大正6年(1917年)12月1日出生在京都市左京区粟田口的“安养寺”,那里是净土宗的寺庙,他是寺庙住持的第二个儿子。父亲弟兄六个,其中三个人是在军队任职。“是奇迹也是幸运,他们全部都没有战死、受伤,平安地迎来了终战。”

侵华战争开始后村上千秋被分配到了日军第十六师团(伏见师团)所属的辎重兵第十六联队,为特务二等兵。1938年10月3日,村上千秋从日本宇品港坐运兵船出发,当月6日来到上海。上岸之后,他们和步兵第二十联队一起行军。根据《陆军战时名簿》的记载,他们主要负责补给、警备的任务,以及在河口镇附近打追击战(10月25日),在汉水的安陆进行攻略战(转年3月17日),参加襄东会战(从4月30日到5月24日)。

村上特意考证了父亲有没有参与攻占南京的战斗,得出的结论是:

“父亲进入军队的时候,是1938年8月1日。虽然步兵第二十联队以攻占南京而驰名,但那是在前一年,也就是1937年12月发生的事。所以,父亲其实并没有参加攻占南京的战斗。当我知道了这个之后,我的担心一下子缓和下来了,感觉如释重负。

在这段话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村上春树对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的厌恶,也为父亲没有犯下那么重的罪而“庆幸”。

“追踪部队行动的足迹,可以发现他们惊人的行动距离。他们没有机械化装备,燃料的补给也不是十分充足,唯一的动力只有马匹。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战斗中行军,一定是非常的痛苦。在战场上,补给无法输送,粮食和弹药也逐渐不足,衣服也破破烂烂,在不卫生的环境中,霍乱等疾病开始蔓延,状况变得越来越糟。”

“牙医缺乏,很多士兵们都得了牙病。以日本有限的国力,想去占领广袤的中国大陆,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虽然中国一座又一座大城市被武力占领,但是想要维持所有占领区,几乎是不可能的。”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在这些对父亲在中国参战过程的追溯文字中,村上春树没有美化当年的“大东亚战争”,而是以客观真实的记录展示战争的苦难和恐怖。

他也关注了当年侵华日军老兵对战争的反省和思考:

“阅读当时第二十联队的士兵们遗留下的手记可以发现,他们所处的状况是悲惨的。在他们的笔记中,有些人毫不隐晦地写了自己因参与屠杀而感到愧疚,但也有些人完全认为这些事没有发生过,他们认为这是小说虚构的情节。”

村上春树并没有因为父亲没有参与“南京大屠杀”而为他辩护。他忠实地写下父亲当年参战时亲自参与或目睹的杀人暴行。这是他父亲“一生难以迈过的坎”,也是战争带给村上最强烈的刺激。

“曾经,父亲给我讲过,他自己所属的部队俘虏了一名中国士兵,然后对他处以了极刑。当时,我还在上学,是低年级学生,父亲给我讲处刑的情况时,语言非常平和。当中国士兵知道自己要被杀死的时候,他到底是大声吵闹,还是非常恐惧,或者一直闭着眼睛,静静坐在那里,然后被斩首呢?实际上,父亲告诉我,他一直抬着头,拥有不屈的态度。他说,他一直对那个被杀害的中国士兵充满敬意。”

村上在文章中写道,“这个时候,在中国大陆,杀人的事情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命令新兵和预备兵去处死抓捕的中国士兵非常常见。”他在文中引用了吉田裕的书《日本军兵士》(中公新书)里面的记载:

“藤田茂,从1938年末到1939年,作为骑兵第28联队队长,后来回忆了他对全体将校士兵的训示:‘作为战士,要想迅速习惯战争,杀人是非常快捷的方法,也就是说,它可以训练你的胆量气魄。所以我们最好要学会使用‘俘虏’。到了四月,有一些新兵会补充进来,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让他们抓住机会,早早习惯强悍的战争”。“刺杀战俘,要比枪杀效果更好。”

“杀害毫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当然是违反国际法和不人道的行为。可是,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根本没有人对此有所考虑。父亲说,从1938年开始到1939年,作为新兵的自己刚刚来到中国大陆,一个下级士兵即使被强迫做很多杀害俘虏的行为,也完全不是奇怪的事。父亲后来回忆说,士兵开始是用枪上的刺刀杀死俘虏,后来是用军刀残杀。”

对于父亲的战争回忆,村上写道:

不管怎样,父亲回忆用军刀砍下人头时的残忍景象,在我心里留下了强烈的阴影。诉说这个情景,更像是我经历了一次体验。换言之,这件事在父亲的心中也留下了非常重的阴影——借用现代术语讲,就是心灵创伤。作为儿子,我也受到了父亲这种感觉的影响,因为人的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于历史的这些事会感同身受。”

根据《福知山联队史》记载,在菲律宾群岛与美军的作战中,至1942年2月15日,村上春树父亲曾经服役的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联队长以下只剩下378人,师团几乎被全部消灭。

村上对战争狂热者最后的悲惨结局并没有给予多少同情:

“一个士兵在留下的书中写到:‘由于战局判断失误,很多战友都死去了,他们射击没有子弹,吃饭没有粮食,步兵倒在了阵地上,炮兵倒在了大炮上,全部都在巴丹半岛变成了护国之鬼,这个地方是养育福知山联队的本土人永远不能忘却的地方。’”

在文章中村上春树也回忆了母亲在战时的际遇,而她同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母亲曾经有一个心上人(是个音乐教师),结果对方在战争中牺牲了。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曾经在船场拥有一家店,后来由于美军的空袭,全部被烧。她一直记得,她在美军格鲁曼战斗机的机枪扫射中,在大阪街道四处躲避。战争让母亲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也多亏了战争,让我终于能够存在于世界上。”

在最后的“总结”中,村上春树对个人作为战争加害国的国民,作为一个侵略者的后代,表达了对侵略战争沉痛的反省和深刻的反思:

“换言之,我作为落向广袤大地的众多雨滴中那无名的一滴,即使是一滴雨水也有自己的思考,一滴雨水也有雨水的历史,应该继承一滴雨水的责任。这让我不能忘却那段历史的责任。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就算有一天,我们经历的这些事情被某个地方吞没,丧失了作为个体的轮廓,被整体的东西替换掉,就算有一天会消失。不,或许应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一天,我们的经历会被整体的东西替换掉,我们才更不应该忘记。”

新民眼工作室岳鸣

编辑 | 顾莹颖 李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