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汉宣帝是个宽容之帝?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读史摘录改编自《中国通史》,转载请注明

元凤四年(前 77 年)正月丁亥日,十八岁的昭帝在未央宫“加元服”,即举行成人仪式——冠礼。一般而言,年幼的皇帝成人后便可亲政,但昭帝依然将政事“委任”于霍光。

三年后,即元平元年(前 74 年)四月,年仅二十三岁的昭帝突然病死。昭帝无子,他的猝然离世令霍光和大臣们措手不及。国不可一日无君,然而,立谁为帝令霍光等朝臣十分为难。

武帝六子中,此时只有广陵王刘胥在世,群臣都认为应立刘胥。但霍光不这么看,当初武帝放弃年长的刘胥而选择昭帝,就是因为刘胥品行有亏。他和大臣们商议,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刘贺这年约十八九岁。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编钟

但事实证明,这仍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史书谓刘贺“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亡(无)节”。做了皇帝,并没有让刘贺有所收敛。若仅仅是生活奢靡,也许并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这位新君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执政班子。他将昌邑官属全部征至京城,并超迁拜官。这让霍光等朝廷旧臣十分不安。

霍光与几位重臣密谋,以刘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为由,请求皇太后废黜刘贺。昌邑王即位仅二十七天,便被废,他从昌邑带来的二百余臣僚,除少数几人外,悉数被杀。

选立新的皇帝再次被提上日程。由于武帝子孙零落,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这时,流落民间、身为庶人的卫太子孙刘病已进入了霍光的视野。

卫太子因巫蛊事件兵败自杀,妻妾、子女均被杀,当时刘病已刚刚出生几个月,被收系狱中。廷尉监丙吉、掖庭令张贺等人可怜他尚在襁褓,派女囚喂养他,他才历经磨难活了下来。昭帝时承认了他的皇室血统身份。

此时的刘病已年方十八岁。卫太子家族几乎灭绝,刘病已在朝中无人可以倚仗而便于操控,这应当是霍光选择刘病已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平元年(前 74 年)七月庚申,刘病已被迎入未央宫,当日便举行了登基典礼,是为宣帝。第二年正月,霍光稽首表示要归政皇上。宣帝谦让表示一切仍需委任大将军,结果一切都如昭帝时一样,凡事先向霍光汇报,然后再向宣帝上奏。

宣帝生长于民间,史称他喜游侠,斗鸡走马,游遍三辅地区。丰富的社会阅历,加之天资聪颖,使得他比同龄人成熟、老练得多。他很清楚自己能否坐稳皇位,取决于霍光,昌邑王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对霍光恭敬有加。史载,宣帝即位拜谒高庙时,霍光随从骖乘,宣帝感觉“若有芒刺在背”。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骖乘,宣帝“从容肆体”,才真正有了做皇帝的感觉。

地节二年(前 68 年)三月,霍光病逝,宣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汉宣帝终于可以亲理政事了。他自幼生长于闾阎,深知百姓艰难,故励精图治,希望百姓过上好日子。他宣布五天举行一次朝会,听取百官汇报,并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考核制度,信赏必罚。

为了广泛听取民意,打开言路,他允许吏民给皇帝上封事。

宣帝认为治政的关键在于吏治,吏不清廉、公平,政治就会衰败。而吏治的关键在于地方官,他经常对大臣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每当任命州刺史、郡太守、诸侯王相等地方官时,宣帝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执政方略,然后综核名实。治政确有成效的,就颁诏书加以勉励、赏赐,朝官需要增补时,依次从这些人中递补;有名实不符的,则予以处罚。每逢年初郡国上计(地方官员向朝廷上报一年的治理状况),宣帝都亲自询问地方官政令得失,了解民情。他反对频繁调换郡太守,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有安定感,才会服从管理。

地节三年(前 67 年)三月,宣帝下诏表彰胶东相王成“劳徕不怠”,八万多口流民主动回乡登记户籍。表彰的目的显然是向天下宣示,要大力推行循吏政治。

《汉书》中有一篇《循吏传》。所谓循吏,唐代注释大家颜师古解释说:“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也就是世人所说的好官。《循吏传》共收了六个人的传,其中五人是宣帝时官,即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从这些循吏的事迹来看,主要是重视民生,大力推行教化,鼓励农桑。例如,龚遂任渤海郡太守时,为了扭转当地的奢靡之风,规定每人必须种一棵榆树、一百根薤、五十根葱、一畦韭菜,每家养两头母猪、五只鸡。见到有人佩带刀剑,就质问他:“何为带牛佩犊!”让他卖了刀剑买牛、牛犊。虽然当时就有人说这些循吏的政绩中有虚假的成分,但总体上说,宣帝时的吏治在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值得称道。故《循吏传 · 序》说:“汉世良吏,于是为盛。”

接着,宣帝公布了一系列减免刑罚的措施。

地节四年(前 66 年)九月,为了鼓励孝道,下诏子女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罪行的,都不治罪。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康二年(前 64 年)夏五月,宣帝再次下诏斥责一些地方官舞文弄法,欺上瞒下,明令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

也是在这年五月,宣帝下诏将自己的名字“病已”改为“询”。因为自秦始皇以来,皇帝的名字要行避讳,“病已”两字是常用字,难避讳,百姓上书经常因忘记避讳而被治罪。宣帝为了方便百姓,决定更名为“询”,并下诏,以前因触讳治罪的,一律赦免。

元康四年(前62年)春正月,宣帝下诏:年八十以上的老人,除诬告、杀伤人外,其他一切罪行都免于刑罚,以终天年。由于政通人和,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这一年谷价降至一石五钱。

但宣帝并非一味施行仁政,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在大力推行循吏政治的同时,也在三辅等官僚、豪强势力盘踞的地区,重用以“任刑罚”出名的能吏。例如,《汉书 · 循吏传》谈到宣帝时的官吏时就说,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皆称其位,然任刑罚”,严厉打击豪强势力、贪官污吏。由于他们不择手段,不避权贵,故多不得善终。

宣帝晚年,曾与后来的元帝、当时的太子刘奭闲聊。刘奭批评宣帝“持刑太深”,认为“宜用儒生”。宣帝勃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感慨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所谓王道、霸道是古代人对君主两种不同统治方式的称谓。古称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霸。春秋战国时期,统一成为大势所趋,故当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之政,称王道,认为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教化治理天下的方式;而将春秋霸主凭借武力、刑罚、权势等进行统治的方式称霸道。但事实上,治理国家必须兼用霸、王两道,不可偏废,否则国家必然大乱。宣帝深明此理,“霸王道杂之”正是对宣帝政治的最贴切解读。

在西域和匈奴问题上,宣帝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神爵二年(前 60 年),汉在车师都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正式设立机构,并护车师以西的北道,号“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正式成为中国的行政管理区。

五凤年间(前 57—前 54 年),匈奴分裂为五单于,后兼并为南北两部。南部呼韩邪单于为了求生存,向汉称臣归附,并于甘露元年(前53 年)遣子入侍。

甘露三年(前 51年)正月,呼韩邪单于亲自入长安朝见汉天子,汉宣帝在甘泉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宣帝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之上”,并颁赐黄金质“匈奴单于玺”,以册封形式承认呼韩邪为匈奴的最高首领。呼韩邪担心受到北匈奴郅支单于的攻击,希望留在保禄塞(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为汉保卫边塞。汉匈结束了近一百年的战争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友好相处的历史时期。两年后,即黄龙元年(前 49 年),呼韩邪再次入长安朝见宣帝。

此年年底,宣帝病逝于未央宫,结束了二十五年的统治。汉宣帝被后代尊为中宗,意谓中兴之主。汉宣帝对内轻徭薄赋、整饬吏治,对外安定边疆,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众多功绩使得他与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并列,成为西汉正式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