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唱作人》:音乐代沟之下,大众审美如何“断舍离”?

文|石榴

“我不跟你说话了”。

在进入《我是唱作人》的演播室后,常石磊受到的第一个“打击”就是钱正昊的年龄。知道这是一位比自己小了二十岁的“零零后”后,常石磊立马转头,并开了一个小玩笑。

这样的开场,为《我是唱作人》的下半季定下了更活泼的基调。

但毋庸置疑的是,对于老一派的唱作人来说,这个年龄差的确有些“残忍”。不过,让常石磊感叹的,或许不仅仅是年龄差,而是在不知不觉间,他们正在与新一代的唱作人们形成巨大的“音乐代沟”。

上半季的王源,下半季的钱正昊,他们在最潮流事物的浸润下长大,玩着最被年轻人所接受的新鲜玩意,唱着最极致、最流行的歌曲,这给常石磊们所带来的,是莫大的压力与未知的领域。

事实上,一直以来尽管诸多音乐节目一再强调着“音乐无代沟”,但或许只有实实在在地站在舞台之上,才能感觉到歌手与歌手、歌手与观众彼此之间的音乐理念差异到底有多大。

从1981年的常石磊到1991年的白安,再到2001年的钱正昊,横跨二十年的年龄差,三个时代的不同声音,八首风格各异的音乐创作,《我是唱作人》中泾渭分明的音乐风格与喜好差异,或许也正是华语乐坛最真实的“时代缩影”与“音乐代沟”。

从逃离到回归

改变背后的“失语者”

在见面环节,常石磊一直坐立难安。

对于一位曾在音乐节目上被称为“大魔王”的“音乐老炮”来说,或许并非是对接下来demo互听环节的紧张,而是因为几乎每进来一位歌手,他都要重复一遍,“我不认识。”

相比于上半季的各位富有争议的唱作人们而言,下半季的陌生面孔的确多了许多。

有在选秀中成名又逐渐暗淡的流星,也有被圈层壁垒隔开的强劲势力,更不乏在亚文化崛起后骤然升起的新生偶像。

但在被“流量音乐”与“网红音乐”所分割的主流视听空间里,他们的名字往往不被大众所熟知。

这或许不仅仅是《我是唱作人》一档节目的现况,更是整个音乐行业难以逃脱的藩篱。

在这些年中,音乐市场经历过亚文化从地下到地上的爆发与崛起,流量明星从如火如荼到号召力逐渐失效,时代审美经历过山车式的上行与下沉。

音乐世界看似越加广阔,但却有越来越多的歌手成为音乐市场的“失语者”。

在开场的介绍视频中,白举纲这样介绍自己:“大家可能在其他综艺节目上看到我,但大家并不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

2010年《快乐男声》出道后,白举纲和所有选秀选手的命运殊途同归——出道、发歌、沉寂,即便也曾凭借综艺节目重新刷了一波好感,但他的歌声却逐渐消失在年轻一代的观众耳边。

然而事实上,这些年来他却从未停止创作的脚步,组建自己的乐队,发行两张全创专辑。后来,他把这些感受写进歌里,“或许有些困境,或许一身泥,也浇不灭那颗炙热的心”。

和白举纲有着同样境遇的,还有白安。

这位16岁便在网络创作台Streetvoice上发表多首音乐作品的创作才女,曾经历过网络端的走红,也曾用才华打动李宗盛,但如今更多的人,却没有听过她的声音。

音乐的环境愈加浮躁,但属于白安的音乐初心似乎没有改变。舞台之上,她弹着吉他,慢慢悠悠地唱着“别把我当成可耻的成年人,就让我做个天真纯粹的孩子”。相比于白举纲沉寂多年,一朝爆发的“锋利”相比,白安更像是一汪温柔的“水”。

上半季,《我是唱作人》给予各位唱作人的是“逃离”标签的舞台,而下半季,则是“回归”大众视线的舞台。

这种改变的背后,是被从曾经有限的表达空间中不断被释放出来的“失语者”们,更是对疲惫乐坛的一次“心理按摩”。

交锋之后

时代的脉搏在由谁掌控?

如果说上半季各位富有争议的唱作人,在《唱作人》的舞台上是对昔日自我的告别,以及对于大众偏见扭转的殊死一搏,那么下半季则更像是一个汇聚着不同音乐理念的盛大聚会。

以胡海泉、金志文等为代表的高资历的传统唱作人,以钱正昊、白举纲等为代表的意气风发的新生代汇聚一堂,流行、民谣、摇滚、说唱等等八首风格各异的原创歌曲轮番登场,梦幻、洒脱、优雅、先锋的演唱风格鲜明特色,他们辐射向更多的人群,也折射着整个华语乐坛文化最纷杂也最真实的图景。

被称作“老江湖”的常石磊,“什么好听我做什么”的金志文,渴望做这些年从未做过的音乐类型的周笔畅,给自己作品打分十二分的王以太……新老唱作观念的巨大差异,让《我是唱作人》下半季的第一期节目就充满了火药味。

而“战争”从demo互听环节就开始了。

对于周笔畅的《无聊的一天》,胡海泉和金志文给出的评价都是不是太认同,“我并没有听出太多的感觉”。但周笔畅给出的回复也同样“硬核”:“如果大家还不能接受的话,就过几年再看吧”。

同样的,一位大众评审对于王以太的评价是“完全没有共鸣”。但在挑战失败后,王以太却依旧选择坚持自我:“我会反思如何去对待这样一个舞台,但我永远不会反思的事情是我创作的方向。”

艺术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每一个时期的艺术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前一个时代的准则和规范。而改变之下,那些真实存在的“音乐代沟”是不应该被粉饰掉的。

在《我是唱作人》的舞台上,音乐观念的交锋随处可见,old school音乐风格和new music创作理念分立两端,泾渭分明。

事实上,对于音乐市场中新老歌手的交锋,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的脉搏未来将会由谁掌控?

直面而来的审美差异,让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但对于真心热爱舞台的人来说,时代掌握在谁的手中,或许并没有那样重要。

就像胡海泉面对钱正昊的演唱的感慨:“在不到30岁的时候,很在乎别人怎样评价我的歌,但现在我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自信、硬核、真实,让音乐审美不再趋同,让唱作人们在交锋中意识到代沟的存在形式,让观众见时到不同的人对于音乐的独特感受和见解,或许才是《我是唱作人》给出的最终答案。

回归现场

关于音乐的凝视与迷思

马东曾经把做内容的人分成了两类,一种是“内容创造者”,一种是“内容生产者”。

创造者是内容的源头,他们创作首先是为了排解自己的焦虑,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而生产者是组织生产者,是把创造者的焦虑去对市场进行匹配的人。

在音乐市场,同样也有这样一条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工业化派和感觉派

站在服务者角度的“工业化派”,以服务当下大众的需求,用保守换取市场的稳定为目标,别人听不听的懂、会不会被单曲循环、能否有传唱度,是创作环节的重要的指标。

但从长期来看,这种保守的方式也正在让这些唱作人们被困在“围城”无法逃离。

出道二十一年的胡海泉是《我是唱作人》中资历最老的唱作人,多年舞台的表演经验让他擅长使用现有的音乐“套路”,去服务市场。

这里“套路”并非贬义词,它代表着成熟的方法论、流程和结构。但足够的成熟也让他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尴尬的境地,“现在在媒体上,很少再能看到对于我作品的评价”。

因此,在唱作人的舞台上,虽然胡海泉在第一期节目中所演唱的《胡》依旧是被大众评审认可的“工业化派”的成熟作品,但他也在尝试着一些更加欢乐、悠扬、俏皮的元素。

对于胡海泉而言,这是他二十年间都一直渴望去做出的尝试。“这样的音乐形式我非常喜欢,只是过去二十年来,我没有机会以这样的形式表达。是这个舞台给了这样一首歌一个这样的机会。”

相对而言,站在精英主义的角度的“感觉派”,是灵感迸现后的绝对自我,人们常常以“高级感”称呼它。

但其自我表达是不同于大众审美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是在挑战观众的接受度。

第一期节目中,钱正昊演唱的《普罗米修斯》面临了两种极端的评价。有的评审感叹于他前沿的西方潮流音乐,将他定义为“今天最好的”,但也有人认为他被歌词的框架所限制,创作过于空泛。

但对于他来说,这或许仅仅只是个开始。在节目播出之前,他在微博上写道:“Moving on don't stop me”。打破传统音乐观念,颠覆传统听觉习惯的同时,他也在向着各位前辈们学习如何用更丰富、更成熟的音乐形式,去表达自我。

上半季播出时,高进与曾轶可的同台演唱让音乐鄙视链被逐渐打破着,而下半季,观众又在工业化派与感觉派的合流中,看到一扇扇被轰然打开的未知而独特的音乐之门。

在demo互听环节,面对各种新颖的演唱形式,常石磊感叹道的:“我不应该一直宅在家做幕后的,音乐变化的太快了”。

的确,这个时代来去匆匆,不经意间新的事物接连涌现。音乐行业越来越像是一个填补属性的商店,市场本身的要求和制约正在逐渐被打破着。

当人们开始惊叹于胡海泉在形成工业化的创作模式后,仍能冲出框架的勇气;也开始青睐于零零后小弟弟钱正昊“初生牛犊不怕虎”,用大胆新奇的幻想破壁音乐世界时,《我是唱作人》冲击的或许就不仅仅是观众们当下的耳膜,更是长久以来被囚于围城之中的大众审美。

而更关键的是,这场碰撞性的实验,才刚刚开始。

—The End—

出品 | 米瑞文化

总编 | 韩英楠

编辑 | 昆仑

校对 | 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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