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霉素》:叙事和历史的迷宫

2019-3《收获》

尹学芸中篇

《青霉素》

《青霉素》:叙事和历史的迷宫

文| 陈丽

“从打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在《我的叔叔李海》第5节开头,叙述者曾这样说。而《青霉素》开篇即:“老街有两座四合院,其中一座住了四户人家。”

读完《青霉素》后再返回“李海叔叔”,陡然生起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四合院”像一个“书写”不尽的历史现场,无论是何种“书写”、哪个叙述者,他们都在不断地重返“它”。但每一次重返都变了样:共时的空间布局、人员分布,以及由小说叙述者“叙事”的“此时”向前、向后辐射出的“过去的空间”和“未来的空间”,再及,种种空间呈现的方式(也就是叙事的方式)。

比如,在《我的叔叔李海》中,于四合院里出场的只有一家(“我”家),与之发生关联的是远在另一座城市的李海叔叔一家;若再仔细些说,在两家人间,主导一次次交往的只有李海叔叔和“我”家(也许说“我”的父母更为确切些)。两家人关系的发生被安排得极为偶然,但“我”家对李海叔叔态度前后的分别,又是相对明朗的:小说由李海叔叔成了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说起,向后、向前,从两家人的初识到态度转变的发生,追溯父辈这段来往的来龙去脉。这种明朗的关系原本足以撑起小说一条清晰的线索,但是《我的叔叔李海》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它对这种清晰和明朗产生了怀疑:当“我”这代人日后聚在一起,谈及李海叔叔“打秋风”的来龙去脉、道出了种种让人意外的细节,以及“我”与李海叔叔一家有了更多的来往和交流后,叙述者最后说:“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符合程序甚至正义。但只有我自己清楚,这里面有太多的微妙不能对人言。”这微妙当然也包括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态度”里,那些复杂的无以言说的种种“可能性”;它们在多数时候约等于“沉默”,若无人发现,无人发声,无人知晓,那么已经说出的一切看起来是如此“顺理成章”,叙事由此显得顺畅和可信;当然,对读者而言,这样的文本阅读起来也是轻松的。

《我的叔叔李海》在“顺畅”之余,开出了一条裂隙,引入了无穷的“活水”,以反思性的方式包容了生活的可能性。我想,这种反思对于小说家的叙事观念而言,也许应该带来些什么没有回旋余地的转变吧。这个转变,我恰恰在《青霉素》中读出了:它使叙事变得“芜杂”,仿佛一座迷宫,叙述者深陷其中。

写《青霉素》的尹学芸这一次,对生活的可能性极为诚实地做了谨慎的处理。当叙述者说“正房和倒房住了另外姓氏的两户人家,因为与本文无关,暂且不论”时,小说其实使“现实”保有了一种“敞开性”:另两户人家是存在的,他们的故事也在那儿,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被放逐到了“幕后”。与此同时,“我们家”和正坤家在四合院中一下子被推向了舞台中央,在叙述中轮番出场。但是在叙述者心中始终悬有“幕后”这个“他者”。在叙事过程中,总有人在“幕后”,在《青霉素》中,作者似乎总在往后面探脑袋,想要翻出生活的、历史的另一面和更多面。这是诚实的,也是艰难的。

相比《我的叔叔李海》,《青霉素》对于四合院的这番“重返”,像是已经重组了一个“多面体”:故事发生在四合院内的两家人之间,“我们家”有五口人,父母和三个孩子,刘正坤一家有赵兰香、四老歪夫妻二人及七个儿子;人物关系由此难免交叉、缠绕得不讲道理。因为太过复杂,生活也就没道理可言了。小说题目叫“青霉素”,跟“李海叔叔”一样,它也有一个核心人物刘正坤。正坤是个赤脚医生,学成后回了罕村为村里人治病,动辄给人打青霉素;但是说到这儿,却很难再像对“李海叔叔”那样,对这个人物的故事走向说个明白。读者会感受到述说的无力。正坤是个中心点,由他发散出去的关系线铺陈了一张没有结点的网,人们在此什么都抓不住、也找不到路。他还像是打针、输液时的针尖,轻轻扎入皮肤,青霉素就进入体内、涌向交错的血管。但没有人知道输液后产生了些什么反应。打青霉素要做皮试。小说最后,正杰说:

“有时候,他假装给人家做皮试,其实根本没做。他乐于看见过敏的人,那样他就像猎手遇见了猎物。他的药箱里其实一直储存着肾上腺素,可他一次也没给人用过。”

四老歪、正合、正清、小水,正坤,一家人先后去世。但这一切依然不明朗,我们还是不知道正坤究竟发生了什么,做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为什么。

“我”看了正坤去世后留下的日记后,告诉了王永利。日记第一页,1974年10月13日,“我忘记做皮试了”。那时正是第一次为“我”打青霉素。“我”问:“这么多年,罕村就没人察觉?”王永利说:“都跟我们一样吧。有一种无力感,让你说不得,做不得。”“我”问:“为什么呢?”叙述者随即说,“我真想他还活着。”刘正坤本人是沉默的、不发声的:“你永远看不见他有态度。”“他就像个腊人,温度几乎恒定。”最终,没有人真的了解他,而日记也不可信:“说日记其实并不准确,里面没有多少内容。”小说结尾,正杰打来电话,说要收回“日记”,真相再次面临失落。刘正坤的历史是个迷宫,若试图走进他的历史,是可以发现无数条路的,但是难以找到的恰恰是从前因走到后果的那一条。所以小说不无遗憾地说:

“历史就是一本书,既看不到第一页,也翻不到最后一页。所以,很多事情容不得看清前因后果。

就随风而逝。”

事实是,人人历史皆如此。“随风而逝”的是发出后的声音,总要归于沉默,或是还来不及发出声音的种种沉默。那么,小说家讲历史时,就像迷失在风里,面对一片空无偏偏想要抓住点什么,捕来的当然只有影子或碎片了。在《青霉素》的叙事过程中,有很多旁出的“片断”,人物的历史也因此断裂成“碎片”,由此“书写”变得和“阅读”一样,人人都在努力走出迷宫;既乐于、又苦于此事。但总在迷宫中。

譬如,在写到正坤结婚的那一节,叙述者突然说起:“这个冬天我十三岁。记忆深刻的事情是终于有了一条自己的内裤。不是穿不起,是大人想不起来。”没有人能够确定两件事之间的关联,但作者所捕捉到的这类隐秘的欲望浮现,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时间里都是动人的。这种浮现雾蒙蒙的。在迷宫中与之相遇,不知道是属于哪段时间,我们不知道正坤是不是在这一年结的婚。此外,片断式叙述还表现在“重复”:小说反复写刘正坤坐在屋脊上旁观赵兰香和他过去喜欢的姑娘发生争执,一声不吭;写正坤和铁秀珍婚礼时的场景;写赵兰香和书记那张写着“一丘之貉”的大字报;写正坤和凤丫在一起的可能性……仿佛它们都是什么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但又说不清有什么意义,没有人能因此作出任何定论。

“可能性”总在一种看似“必然”的逻辑之外,它就像是一个人在遇到岔路口时选择了一条路之后剩下的无数条其他的路。这未选择的路,又像是处于一种现实逻辑中的人的欲望的无方向性“外溢”。但若是每一次恰在选择之时就面临着欲望的拉扯,那我们便是处在了博尔赫斯的“花园”里,体验着时空的分岔。更多的时候,人们若没选择走上去,那路就同没有一样。但到底还是聊胜于无的吧,因了人的意识。

有关正坤和凤丫的人生,叙述者说:“他们中间隔了一条河,谁都不肯往前迈,结果造成了终身误。”两人没能走到一起,各自结了婚。没有人知道那条河在那里,正是因为河水四溢,遍地都是。叙述者无意像人们通常会做的那样,将过错归于正坤的母亲赵兰香身上。凤丫说:“就冲正坤这么听他妈的话,将来谁嫁给他也不会幸福。”叙述者对此回应道:“这话我又不爱听。儿子听妈的话,能有错?”不同的声音如此互相激荡,仿佛没有人该为谁的人生“失误”承担罪责。奥登在《歧途》里说:“在这里相逢并拥抱的朋友已经离去,/各自奔向各自的错误。”

有趣的是,《青霉素》中或隐或显的时间线索,无疑能让人梳理出三个历史时期,甚至小说时间的推进有时也在依赖它们:

先是土地革命分得四合院,随后由于院中人的离散,院子不再被提及,像是遭了拆毁似的;“我们”读大学、进入城市工作;在世的老人们则住进了养老院。但是推进没能促使任何谜团解开。老人们仿佛失了忆,罕村的过去被抛在了后面;谜团像是反线性时间似的,没有人因此豁然开朗。真相始终在发声与噤声的张力间回旋,小说最后在刘正坤日记那个情节上戛然而止的,是王永利说出的一句话。声音的涟漪在风中荡开。没有最后一页。

罗兰·巴特谈及叙事时说:“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以这些几乎无限的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由此,叙事面对的好像就是历史。《青霉素》中除了叙述者构筑的叙事迷宫以外,也引入了种种传言、传说和民间故事。小说开篇谈起一只黄鼬时即说:

“当然这是传言,但这传言知道的人甚广,许多年后,甚至被写进了民间传说,只是时代被往前提了大概一百年,钢镚变成了铜板。”

迷宫中的断片式叙事也像是传说的断片,等待捡拾。

本文作者简介:陈丽,女,1995年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尹学芸

尹学芸,天津市蓟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已出版散文集《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长篇小说《菜根谣》,中篇小说集《我的叔叔李海》《士别十年》《分驴计》《天堂向左》等。曾荣获首届梁斌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