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天禄琳琅”藏书新探:是版本文化和版本学发展的成果

中国历代的宫廷之中都有规模宏大、收藏丰富的宫廷藏书,宫廷藏书是中国古代官府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宫廷藏书一向具有丰富性和珍贵性的特点。中国历史上的各朝贤明君主大多非常重视广泛地搜求典籍,建设宫廷藏书,用以显示其文治之功。所以,宫廷藏书的规模之宏大,书籍种类和数量之丰富,内容质量之优良是其他类型的藏书无法比拟的。

明清时期的宫廷藏书可以说是中国宫廷藏书发展的鼎盛时期,尤其是清代。清代的宫廷藏书除了继承了前代宫廷藏书规模宏大、收藏丰富的特点,还产生了独有的特色,在宫廷藏书中出现了专门性的藏书。清代宫廷藏书的规模绝不亚于前代任何一朝的宫廷藏书,仅在京城大内之中的藏书就有不下五十余处。在为数众多的宫廷藏书之中出现了一类前朝未有的专门性藏书。清代宫廷的专门性藏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书藏书,另一种是特色收藏。专书藏书以专门用来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渊阁、文汇阁等南北七阁和收藏《四库全书荟要》的摛藻堂、味腴书室等为代表。特色藏书以专门收藏《实录》、《圣训》、《玉牒》的皇史宬和专门收藏善本的昭仁殿“天禄琳琅”藏书为代表。

“天禄琳琅”藏书是清代乾隆时期建立的宫廷善本特藏。乾隆九年 (公元1744年) ,乾隆皇帝命内值诸臣对内府藏书进行检阅,并在内府藏书之中选择宋元善本进呈御览。此后,这批善本被列架庋藏于昭仁殿内并对其进行了重新装帧,赐名“天禄琳琅”。“天禄”是指我国西汉时期的著名宫廷藏书室天禄阁;“琳琅”即是琳琅满目之意,“天禄琳琅”就是指宫廷内收藏的图书中善本精华荟萃的所在。嘉庆二年,昭仁殿失火,“天禄琳琅”藏书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同年,嘉庆皇帝又命将“天禄琳琅”藏书重建,而且其规模与数量超过之前。可惜,这批宫廷藏书中的善本精华由于内廷腐败和保管不善等原因在晚清光绪时期开始逐渐散出。时至今日,仅有少部分的原“天禄琳琅”藏书被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单位收藏。在清代对“天禄琳琅”藏书进行编目前后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乾隆四十年 (公元1775年) 由于敏中主持编纂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该目录中著录有“天禄琳琅”藏书中收藏的宋元明善本图书429部 (一说为450部) ,其中宋版书71部,金版书1部,影宋本20部,元版书85部,明版书252部。第二次是嘉庆年间,“天禄琳琅”藏书被毁重建之后,由彭元瑞主持的对新“天禄琳琅”藏书进行的编目,即《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共计659部。其篇幅与收录书籍的数量远超于前编书。在编纂完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之后,清廷也曾计划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三编》和《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四编》,但是由于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并未完成。其是否有遗稿留存于世尚属疑案。

“天禄琳琅”藏书作为宫廷善本特藏的建立是在清代宫廷中收藏丰富的藏书的物质基础上,在当时的文化发展水平、学术氛围和文化风尚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善本”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宋代,最初的含义就是指校勘精良、内容文字错误少的版本。在当时对于善本的评定是通过版本之间的比较评价版本质量的高低优劣。时至明代,明代的图书印刷业较之前代规模扩大,但是由于疏于校勘而导致明代刊印的图书质量良莠不齐,很多图书内容质量相对低劣,文字上错讹脱衍较多,以明代的北监本尤为严重。同时,明清两代的藏书家一般是将自己的藏书与自身的学术研究以及刻书活动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时的藏书家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对于书籍的版本非常重视,特别是校勘精良、内容质量高、错误少的善本。宋代的文化与图书印刷产业发达,宋版书籍内容质量较高,错误少且比较接近古书原貌。因此,在当时的藏书家的眼中宋元旧本就成为选择善本的重要标准,甚至很多时候宋元旧本就等同于善本。再加上明代中期以来“复古”风潮兴起,在图书的刊印上出现了大量的翻刻宋本和影宋刻本。这更激发了藏书家们对于宋元旧本的珍视,甚至是痴迷。例如,清代中期的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对于宋版书的喜爱已经达到了“每于除夕布列家藏宋本经史子集,以花果名酒酬之”的痴迷地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元旧本的存世数量日益稀少,加之其本身具有的文物价值使得宋元旧本的价值日渐珍贵。所以,热衷于收藏善本的藏书家为了得到梦寐以求的珍籍善本不惜以页论价,一本千金。正如明末江南著名藏书家毛晋曾为求书在告示中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佰。”至此,善本书籍已经由学术价值极高的文献资料变成富于收藏价值的古董珍玩。对于善本书籍的拥有已经从学术研究和校勘刻书的需要变成财富与地位的标榜。更多的人对于善本的收藏的目的变成为了收藏而收藏。善本收藏已经成为一种当时社会上热衷的文化风尚。虽然如此,当时的学者们对于善本古籍在学术上依旧拥有着他们自己的追求。在清代的乾隆、嘉庆时期,“朴学”,即考据学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产生了一股“尊古”的思潮。在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下,当时的学者们醉心于埋头整理古籍,考证古文古物,同时也十分重视典籍的校勘,尤其是依据善本进行精校。所以乾嘉时期的学者在其学术研究中对于书籍文献的版本仍旧十分重视,对于善本书籍有着迫切的需求。这一时期的学者虽然依旧对宋元旧本十分热衷,但是他们对于宋、元、明各种版本有着与只知道一味“佞宋”的古董家们有着不一样的见解。学者们并不着眼于版本的版式、字体、纸张、避讳等外部特征,而是从学术的角度通过严谨细致的考证发掘版本的学术价值。因此,从明代中期开始,对于宋元善本的热衷与收藏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文化风尚,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在我国古代作为官方文化代表的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一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一种比较普遍性的文化行为与文化现象,宫廷藏书与民间的私家藏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清代的宫廷藏书除了继承了明代宫廷遗书和收藏清代内府刻书之外,更多的是来自民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多次下诏征书,大量的民间藏书被搜藏进宫廷。其中就不乏毛晋、钱曾、季振怡等民间藏书大家收藏的珍籍善本。同时,在从民间搜集书籍入宫的过程中,民间盛行的收藏善本古籍的文化风尚与学术风气也在对宫廷文化和宫廷藏书产生着影响。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宫廷开始对其收藏的书籍中的善本古籍进行检阅、发掘与整理、保护,用以体现宫廷收藏的书籍在版本上同样具有丰富性与权威性。可以说,“天禄琳琅”藏书作为善本特藏在宫廷藏书系统之中的出现就是民间文化对于宫廷文化自下而上施加影响的结果,也是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联系的一种表现。

民间的私家藏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个人的文化情趣与学术倾向,而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国家藏书的代表的宫廷藏书则更多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与文化政策。虽然很多时候国家,或者说朝廷利用征书和藏书活动对民间的文化与学术进行影响,但是有时候也需要对民间文化做出一定的呼应,用以实现在文化上相互之间的一种认同。清统治者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性的政权。为了稳固其统治,从顺治至乾隆历代君主都实行宽严相济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大肆进行禁书活动兴文字狱,以期达到对思想文化的控制;而另一方面,又大规模进行修书、征书和藏书活动,利用这类文化建设争取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对其政权在文化上的认可,以摆脱在汉族知识分子心目中清统治者的蛮族形象。“天禄琳琅”藏书的建立就是清统治者对于民间流行的收藏善本的文化风尚做出的呼应。在整个文化呼应活动中,不仅是要在宫廷之中建立一个善本特藏,更重要的是得到民间知识分子对其价值的认可。因此,乾隆皇帝敕命朝中饱学儒臣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将藏书的情况公之于世。《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中对“天禄琳琅”藏书中收集的珍籍善本逐一进行详细考订,用以说明版本的珍贵与价值。同时,还在每一部著录的善本的提要中记录有可以说明其来源的藏书印和乾隆皇帝的御题识语或诗文。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强“天禄琳琅”藏书作为宫廷善本特藏在善本收藏方面的丰富性与权威性,同时也展现了宫廷在版本学等学术方面具有的水平。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通过获取民间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认同以及对其在文治方面的认可来稳固统治。乾隆皇帝并没有像古董家一般把“天禄琳琅”藏书中的善本古籍当作古玩珍宝收藏在密室高阁之中用以供其个人赏玩与标榜。在乾隆时期进行的编纂《四库全书》和整理《乾隆石经》这两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中对“天禄琳琅”藏书中收藏的善本古籍都有所利用。乾隆皇帝和当时的很多学者一样将这些珍贵的善本书籍运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实现它们的重要价值。由此可以反映出乾隆皇帝优秀的文化素养和他对古籍版本的深刻认识。

综上所述,清宫善本特藏“天禄琳琅”藏书的建立既是版本文化和版本学发展的成果,同样也是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宫廷藏书与私家藏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呼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