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逝世134周年:文学不朽,为争取自由的不懈斗争亦不朽

按:1885年5月22日,一代文豪维克多·雨果去世,法国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200万人参加葬礼,法国全体人民甚至整个欧洲都为此陷入哀悼。此种荣誉,法国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拥有过。法国时任议长弗洛坎在演讲中说:“65年来,对我们法国人而言,他的声音和我们民族最令人悲痛而又最为光荣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几代人为他的热情所陶醉,受到安慰和鼓舞。我们中有谁会不从内心深处去感激他?我们的民主制为他而哭泣。他曾经讴歌了民主制的种种伟大之处,同情过各种各样的处境悲惨者。弱小和卑微的人总是对他的名字产生敬仰之情,深知这位伟人关怀着他们……”在葬礼这一天,凯旋门被巨大的黑纱包裹了起来,法国共用去了价值100万法郎的鲜花和花冠。

雨果所生活的年代,恰好是法兰西最动荡不安的19世纪,复辟、战争、革命、街头抗议从未停止。雨果、福楼拜、托克维尔等几代知识分子都投身于法兰西的光荣事业,甚至不惜付出生命。法国著名史学家、美第奇奖和龚古尔传记奖得主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便记录下了这群自由勇斗士的光荣与梦想,带我们穿越回那个紧张、矛盾甚至绝望的年代。“维克多·雨果并非只在文学方面不朽,同样不朽的是他赋予作品的政治意义和为争取自由的不懈斗争。自从他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转而赞成共和制之后,他就为他的信条——自由、平等、博爱——而不断斗争。”米歇尔在书中写到,“他自愿被放逐达19年之久,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拒绝接受专制主义。他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在《惩罚集》《小拿破仑》和《一桩谋杀案》等作品中谴责专制、政变和篡位。”雨果致力于所有自由的事业,如今,当我们嘲笑崇高、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挖苦19世纪文学政治之时,米歇尔提醒我们,要感激前人与历史的遗产——“我们还需要自由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我们。”

雨果逝世

维克多·雨果病了,1885年5月22日,各报将这一消息通告给他们的读者。塞、阿利克斯和维尔皮安三位医生发布了一份公报,里面宣布了他们的诊断结果:肺部充血。5月20日,尽管病情“相对稳定”,但“病情发展趋势不容乐观”。次日,形势变得“令人不安”,“心跳越来越微弱”。5月23日,星期六,各家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宣布:1885年5月22日,星期五,13时27分,维克多·雨果去世。他一共活了83年2个月零26天。

在雨果曾经担任议员的参议院,议长勒鲁瓦耶宣布了雨果逝世的消息,并认为“他是60年来让全世界敬佩,理应值得法国骄傲的人”。为表示哀悼,参议院取消了当天的会议。是日,众议院亦没有举行例会。巴黎的市政委员会也效仿参议院的做法。在铭文与美文学院,人们也取消了会议。在罗马,议会会议也因为克里斯皮而被中断,此人通过电报提醒大家:“维克多·雨果的去世不仅仅是法国的巨大不幸,也是文明世界的巨大不幸。”在法国的所有市镇,市镇议会都降半旗以表示哀悼;在国外,许多报纸特意为此开辟专版。

人们很快就知道了诗人的最后愿望,相关遗嘱是在2年前立下的:

我要把5万法郎捐给穷人。

我希望自己能躺在穷人的灵车上前往墓地。

我拒绝所有教堂为我祷告,我要求一种为所有灵魂进行的祷告。

我相信上帝。

维克多·雨果

在等待举行雨果葬礼的一周内,治安警察把前来吊唁的巴黎人分成两列,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存放雨果遗体的地方走过。与此同时,致敬和吊唁的电报和信函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欧内斯特·勒南用以下话表达了人们的心声:“几天来,在不分阶级、政党、宗派和文学流派的情况下,法国人认真倾听着他病危的令人心痛的报道。而今,每个人心中都感到了巨大的空虚。”但看破一切的埃德蒙·龚古尔在《日记》中吐露道:“法兰西民族真是个奇怪的民族!它不再要上帝,不再信仰宗教,刚刚还亵渎了基督,却一下子又崇拜起雨果,把他奉为神明。”

没有人不折服于作家的才能,其创作的巨著汇聚了各种精神领域的产品:诗歌、歌曲、戏剧、小说、演讲、小册子、历史著作、散文,这里还不包括他的画作。此后,相关传记则在另一个方面强调了雨果的生命力:正如他那秘而不宣的日记所证实的那样,他那频繁的性生活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结束为止。

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雨果身边的亲友越来越少,他感到越来越孤独。他不断参加同辈人的葬礼,为死亡所包围,尽管他不畏惧死亡,但他已经感到死亡的征兆,他以为听见了那些“看不见的人”和“已经消失的亲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窥视着他,尤其在夜间,他们敲打着墙壁,发出声音的影子则不断让他对不朽的信念抱有希望。他晚年的作品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包括《凶年集》(1872)、《九三年》(1874)、《一桩谋杀案》(1877)、《历代传说》(1877和1883)、《精神的四种风向》(1881)、《多尔格玛达》(1882)。新上演或重演的剧本也大获成功:根据小说《悲惨世界》改编的剧本于1878年在圣马丹门剧院上演,同年,莎拉·贝纳尔再次主演《埃尔纳尼》《吕伊·布拉斯》以及1879年改编的《巴黎圣母院》,1882年《国王取乐》再度上演……

维克多·雨果

雨果这种独特的创造力同他的政治斗争密不可分。自从1876年1月在参议院当选之后,他就一直赞成对巴黎公社成员进行大赦。5月22日,在所有参议院议员默不作声之际,他以振聋发聩的激情打破了会场的沉寂,再次为“经过长期围攻依然泰然自若”、却被取消首都称号的巴黎辩护。他要求给予公社成员完全大赦的主张,只获得佩拉、舍尔歇和施厄雷-凯斯特内等9位同僚的支持。但是,图卢兹的共济会向他表示了共和派的感谢:“对于共济会成员来说……对于具有知识和道德的法国来说,你永远是伟大的诗人、充满勇气的公民、雄辩的思想家、那些最伟大的人道且神圣法则的代言人,你同时也是当代堪与伏尔泰和莫里哀媲美的最杰出的天才。”雨果坚持不懈要求大赦,直至1880年7月大赦最后获得通过。

他同样也为那些被奴役民族的独立而斗争,为受到土耳其压迫的塞尔维亚人辩护,他在1876年8月发问道:“这个英勇的小国家的殉道行为何时才能结束?”他还说道:“在塞尔维亚发生的一切(塞尔维亚受到奥斯曼帝国的压迫)表明成立欧洲联盟的必要性。但愿在各个政府的四分五裂之后出现各民族的团结一致。让那些杀人的帝国灭亡吧!控制那些狂热和独裁的言论吧!打碎那些具有威胁性的迷信和教条的枷锁。不要再有战争,不要再有屠杀,不要再有蹂躏,而是要思想自由、贸易自由,要博爱。和平难道如此困难吗?除了建立欧洲共和国、大陆联邦,没有别的政治选择。”1876年9月,他再次向民主派的代表大会提出,要有共和国的纪念日。以下就是可以打碎枷锁和链条的法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意识自由;生活方面的自由,面对死亡的解脱;自由的人,自由的灵魂。”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这个声名显赫的老人成为共和主义良知的代言人、自由的先驱、人性的先知、被压迫者的辩护者和欧洲合众国的倡导者。诚然,他依旧在天主教、君主主义者以及新一代作家中有许多敌人,他们发誓要永远埋葬浪漫主义、多愁善感和充满激情的情感抒发——正如左拉在1880年11月2日,即在《驴子》出版后的次日在《费加罗报》上所写的那样:“维克多·雨果是本世纪的伟人!维克多·雨果是本世纪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博学之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受到人们的尊敬,被看作天才和慈善家。而这也是他让年轻的同行恼怒的地方。

“我们参加的不是葬礼,是加冕礼”

雨果死了。对当局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在满足雨果遗愿(用穷人的马车来运送灵柩)的同时让他的葬礼变得更为庄重。总理亨利·布里松向议会提交了一个议案,要求为雨果举行国葬,在418名议员中,有415人投了赞成票。议长夏尔·弗洛坎建议为此拨款20000法郎,“65年来,对我们法国人而言,他的声音和我们民族最令人悲痛而又最为光荣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几代人为他的热情所陶醉,受到安慰和鼓舞。我们中有谁会不从内心深处去感激他?我们的民主制为他而哭泣。他曾经讴歌了民主制的种种伟大之处,同情过各种各样的处境悲惨者。弱小和卑微的人总是对他的名字产生敬仰之情,深知这位伟人关怀着他们……”弗洛坎的演说多次被掌声打断。

“至高荣誉”这个词挂在每个人嘴边,出现在每个人的笔下。葬礼的日期被定为6月1日。5月30日星期六,人们把雨果的尸体放到灵柩当中,直到星期天的凌晨才把它运送到凯旋门下的灵柩台。等了一夜的人们对着灵车高喊诗人曾经熟悉的口号:“维克多·雨果万岁!”凯旋门被巨大黑纱包裹起来,并饰以刻有雨果作品名称的盾形纹章。侧面悬挂着维克多·雨果的相片,相片的下方是两位吹奏着充满激情的军号的名望女神。

遗体被放置在巨大穹顶下已加高12阶的灵柩台上。人流连续不断,成千上万的崇拜者、狂热分子、心怀感激的男男女女,从通往凯旋门的各条大街赶来。整个半天和大半个晚上,香榭丽舍大街上挤满了人,两排胸甲骑兵手持火把照亮了凯旋门。从6月1日上午5点开始,人群又重新汇聚,军号齐鸣,信使不断带来花环,摆放在灵柩台周围。11点的时候,瓦勒里昂山方向传来21响炮声,宣告葬礼的开始。在共和国卫队演奏了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之后,官员们开始在已经搭好的讲台上发表正式的讲话,他们当中的一员说道:“我们出席的不是葬礼,而是加冕礼。”

雨果葬礼

当军乐队吹响《马赛曲》和《出征之歌》时,殡葬队的人按照雨果的遗愿把灵柩抬上穷人的马车——一辆非常简易的黑色马车,只是在后面装饰了由乔治·雨果和让娜·雨果带来的很小的白玫瑰花环,马车边上是6位指定的朋友,之后是12辆由6匹马拉的四轮马车,上面装满了鲜花,边上围满了中小学生。随行的还有各方代表:政府机关代表、城市代表、各省代表、殖民地代表、同盟会代表、协会代表、大学校与学院代表、外国的代表……一些报纸进行了统计:今天,法国共用去了价值100万法郎的鲜花和花冠。

当随行人员从香榭丽舍大街一直走到协和广场时,巴黎显得拥挤不堪,商店的橱窗都挂出了告示:“因国葬暂停营业。”从街头到街尾,所有旗帜都降半旗。人们在协和桥放起了鸽子。在圣日耳曼大街的入口处,人潮涌动。人们爬上树梢,站在屋顶和烟囱边。数不胜数的陌生人、沉思者、未戴帽子的人,真是一幅壮观的景象。莫里斯·巴雷斯写道:“我们法国的人流,从早上6点钟开始流动,流向巨大的河边大道,一直涌到人行道、桌子边、梯子上、脚手架上,直至屋顶。这是怎样一种热情的积聚啊,它如同大自然当中最壮观的景象那样强大有力。注定要以此感激诗人兼先知的雨果,感谢用他自己的理想来鼓舞人心的老人,感谢激起法国朋友们最热忱希望的人。”

人们沿街目送灵车

下午2点,随行人员到达位于苏弗洛街的先贤祠的栅栏外面。在那里,人们从凌晨就开始等待。灵柩被放置在门廊下面的灵柩台上,接着又是一系列的讲话。勒孔特·德·李斯勒向“伟大诗人致敬,他高尚的声音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先贤祠前的人流一直持续到傍晚6点半。当时,维克多·雨果的遗体被安放到地下墓穴之中。

至高荣耀

维克多·雨果并非只在文学方面不朽,同样不朽的是他赋予作品的政治意义和为争取自由的不懈斗争。自从他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转而赞成共和制之后,他就为他的信条——自由、平等、博爱——而不断斗争。他自愿被放逐达19年之久,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拒绝接受专制主义。他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在《惩罚集》《小拿破仑》和《一桩谋杀案》等作品中谴责专制、政变和篡位。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少数人的前卫战,因为底层民众支持拿破仑三世。这场战斗又逐渐被几代新人接替,他们在大学寝室里把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当作秘密的圣经。当法国在色当战败后,他回到法国,并受到先知般的欢迎。在法国同普鲁士签订令人沮丧的停战协定之后,他在国民议会中当选,抗议并反对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作为共和派和爱国者,他从这个君主派占多数和屈辱割让东部省份的议会辞职,因为多数派嘲笑由于从事有利于法国的活动而当选的加里波第的方式激怒了他。捍卫自由、祖国和共和国的战斗并没有结束,他于1876年被选为参议员,作品也受到作家的赞誉。他成了一位有如人们所说的教会教父那样的共和国之父。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他站在极左派的行列。他在5月16日事件发生后拒绝投解散议会的赞成票,尽管他未能阻止议会的解散,但却被看作使共和派的多数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前哨。他参与了直到取得最终胜利为止的各个阶段的斗争:1879年1月30日麦克马洪被迫在有利于共和派儒勒·格雷维的情况下辞职,共和国通过参议院在1879年的改选以及众议院在1881年的选举得到确认。

直至那时为止,他一直致力于所有自由的事业,首先是巴黎公社成员的大赦。他同样维护妇女的权利。在他去世前不到一年,他有幸在维克多·舍尔歇主持的宴会上,庆祝奴隶制在巴西的某个省份被废除:“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奴隶制将在地球上消亡。”他一直到死为止都在反对死刑,认为死刑既没有效果又野蛮。

大赦、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市长选举的逐步恢复,建立行业协会的自由、确立世俗和免费的义务教育、离婚的恢复……在雨果去世时,在欧洲有哪个国家可在自由方面与法国媲美?在几年的时间里,曾蒙受耻辱、令人失望、受人中伤的第三共和国被置于受到《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以及一个世纪动荡历史激励的自由民族的基础之上。

在这一过程中,作家、文人和新闻记者的声音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些声音并非全然一致,它们也受到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学方面的分歧的影响。但是,从夏多布里昂到雨果,他们中最出名的人成了自由的捍卫者。而另一些人,即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到儒勒·巴尔贝·道尔维利之流,则表达了对旧社会,甚至是旧制度的怀念:反革命从不缺少灵感。此外,正是这些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人,为这个世纪的文学提供了它的伟大之处:自由的倡导者必须同想回到过去的诗人和哲学家做斗争。还有另外一些人,即从福楼拜到于斯曼之类的人物,则蔑视他们所处的世纪,觉得这个世纪过于屈从于商业、工业、平庸、民主制和实利主义的摆布:他们诋毁自己的同代人,倾注衰颓的气息。但是,他们有时也会从令人蔑视的保守中走出来,1870年、1877年5月16日时的福楼拜就是如此。

维克多·雨果并非社会主义者。他作为那些被判有罪和被流放的公社社员永不疲惫的维护者,也并非巴黎公社成员。但是,他永不停息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原则。我们还记得夏多布里昂在《墓畔回忆录》写过这样的话:“法国人本能地受到权力的影响,他们根本不喜欢自由,平等只是他们的崇拜对象而已。然而,平等和专制之间存在神秘的联系。”相反,对于雨果来说,自由和平等并不是不相容,其条件是人们不能忘记共和国三原则中的第三个原则:博爱。他始终要求的博爱具有一定宗教色彩,而且并非没有夸夸其谈的成分,但是,它的确被当作了超越自由和平等之间对立的唯一手段。

《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

米歇尔·维诺克 著 吕一民 沈衡 顾杭 译

文汇出版社 2019年5月

共和国在雨果行将去世时取得胜利,但这并非一个终结,而是一个开端。它的许多原则,若要具有生命力和产生作用,就必须得到习俗的支持,指望公民的觉悟和公民的自愿认同。但这是幻想!那些诽谤共和国的人如是说道,并声称,若要如此,除非人生来就具有善良的本性,除非那些糟糕的制度得到改变。但是,相反地,由于不断想起始终受到谴责的人类本性的有限性,悲观主义的哲学家们扼杀了一种社会的可完善性的希望。对不平等的承认,挖出了一条将人与人分开的社会鸿沟。与之相反,承认在本质上高于他人的人并不存在,则会缩小这种距离。贵族社会便建立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即认为某一群人、某种等级或某种种姓天生具有统治的特权。

民主社会永久消除了这种特权,但并没有因此使社会身份方面的极不公正现象被废除。共和国的优点在于已经相信,要首先通过为孩子们提供普遍教育来缓解这种极不公正的现象。事实上,19世纪末的法国社会毫无疑问是欧洲最平等的社会——至少在心态上如此。如同来自维也纳、莫斯科或柏林的旅行者都可以证实的那样,主仆之间古老的等级关系已被打破。维克多·雨果通过他的作品,努力沿着这种民主共和国的方向前进,尽管这个共和国在其制度和政治生活方面是如此脆弱,但它在理想方面却如此稳定可靠。

我们如今更喜欢嘲笑崇高,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有时甚至喜欢挖苦19世纪的文学和政治,认为那些浮夸的言辞同当今的审美观和相对主义理论格格不入。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和进步主义之类的词汇,只是为了嘲笑它们的天真,有时是为了嘲笑它们的宗教感情而被汇集在一起。然而,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继承者尤其要感激它们留下的遗产——我们还需要自由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我们。

本文摘自米歇尔·维诺克《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