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在母亲“控制”之下,女儿会变成什么样

青年导演杨明明把故事主人公——一对母女,安置在一条胡同的狭小民居里。从餐桌到床,只有一步距离。洗碗池的水滴滴答答,里面堆着永远摆不整齐的碗、牙刷和杯子。邻居一炒菜,就能闻出「是不是换了油」。逼仄的房子箍紧了母女俩,矛盾似乎失去回旋、流转的余地,只能迎面撞上。

从早到晚,锅碗瓢盆间都填满母女之间的拉扯。晚上没关WiFi,母亲一脸愠色,怪罪女儿不体谅,明知网络磁场会干扰她的神经。一顿饭开始,母亲首先要纠正女儿的姿势,「人在饭桌上不能这么吃饭,端不住饭碗。」女儿拿起一颗葡萄刚要放进嘴里,母亲提醒必须把皮吃下,防癌。睡觉则不能超过8小时,「睡多了有害健康」。女儿有时怒瞪两眼,有时置之不理,被磨得无可奈何之时,也老老实实照做——她比母亲还高,已经快30岁了。

杨明明故意给电影安了一个温情脉脉的名字《柔情史》,实际讲的是一对母女之间有点残酷的关系史:因为一笔意外的稿费,做自由编剧的女儿小雾在胡同里租了套房子。丈夫过世、长期无业的母亲耐安因为没法与家中老人相处,搬来与其同住。两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日复一日地争吵、和解,继续争吵、再和解。在尿盆、碗筷之间,母女俩互相依赖,互相索取,又互相排斥。没有轰动的情节,只有在层层细节里对关系的抽丝剥茧。

文|龚菁琦

编辑|金焰

无人幸免

聊起母亲,杨明明说童年时的一个场景一直留在她的记忆里。她和一个小女孩坐飞椅,飞椅由慢到快,呼呼啦啦,两位母亲在一旁笑得灿烂。傍晚的北京很安静,橙黄的光柔化了母亲的脸,她尤其记得母亲的眼睛——充满爱意、温柔地看着她。

「为什么特别温柔的母亲,都是小时候见到的,长大后母亲们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采访时,32岁的杨明明把腿盘在沙发上,声音细细甜甜,又带着点北京女孩的戏谑劲儿。从中国戏曲学院影视导演系毕业后,她拍摄的两部影片——短片《女导演》和长片《柔情史》,都带有明显的女性标签。前者是一对毕业于导演系的闺蜜之间的故事,后者则是母女之间的庸常生活。《柔情史》是她第一部获得公映的电影。

拍这部电影的起因是,她发现身边很少人母女关系没有问题:成年后,有闺蜜把母亲拉黑,有人和母亲打电话靠嘶吼,也有人和母亲表面亲密实际疏远……「在中国,母女之间普遍不会爱,界线感也很差。」杨明明很好奇,母女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要捕捉到母女这层关系的核心并不容易。头绪千千万万,每人都有一个母亲,「你想去猎奇,或是图个新鲜,这都不太可能。」但灵感总能突然被激发。她发现,琐碎、扰人的市井生活,是提炼母女关系最好的土壤:有一次,母亲把菠萝皮搁到她床底下,也不告诉她,第二天屋子里臭不可闻,问起来才说是除甲醛,她听后觉得又气又好笑。也有来自闺蜜的故事,一次正照镜子,母亲说她屁股有点下垂,叮嘱坐下的时候一定要把肉往上提溜。这些都被修修改改搁进电影里。

杨明明坦言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南城姑娘。北城是皇宫所在地,贵族们分居在胡同里,而南城则是平头百姓住的地方。「很多人都问电影里是不是我和我妈的关系,其实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表现的这种关系逻辑,母女之间互相看不顺眼又离不开彼此,相爱相杀,想做到既不侵犯又不疏远,实在太难了。」

观察久了,杨明明发觉自己渐渐逼近了母女之间相处的原型——母亲永远控制、管束,目的是「为你好」,女儿反叛或逃避,特别是成年后,在自我发展和依顺长辈之间挣扎。这一点上,大部分人无法幸免,区别「只在于程度深浅」。

母亲的控制,在杨明明看来,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在找不到存在感和与世界的关联价值时,从自己体内而来的这个关联,成为母亲们重新掌控人生的抓手。

有太多的事会挑战到她们的安全感:失去丈夫的爱,极少的朋友,没有稳定的工作,逐渐老去的身体,没有奔头的未来。哪怕是坏天气,也让她们心颤。电影里,屋里漏雨打雷的一天,母亲发信息给女儿,快关机,小心手机会爆炸。

由此勾勒女儿眼中的母亲形象,似乎永远唠叨、情绪化、不懂如何去爱。但作为母亲,很难理解「女儿」的控诉。这或许是母女关系的症结所在——两人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彼此。

《柔情史》中母亲的扮演者耐安,现实中是一个正在上初中的女孩的母亲。作为妈妈,她忍不住为「母亲」的角色辩解。她不愿意用「控制」一词描绘母女关系,她说,「那是母性中的本能,要去保护一个弱小的生命,是一种纯粹的爱。」

电影里母女俩去逛街,女儿刚套上新衣服,母亲莫名升起怒火,一把把女儿脖子提溜住,「看你歪着头我不舒服,一个人歪着头去掉八分人才,是不自信的表现。」而在现实生活里,耐安也曾在看到自己已经1.7米高的女儿「像虾米一样」走路时,赶紧拍了视频给女儿看。她觉得应该让女儿知道为什么要挺拔,什么是美。「母亲的初衷大都是,希望女儿更完美,更优秀。虽然这让女儿感到压迫、束缚,但母亲们会把此视作,『我把你喂养大,以我跟你的关系,我可以使用这样的权威,这是天经地义的啊』。」

不相信爱,也得不到爱

长期在母亲的「控制」之下,女儿会变成什么样,《柔情史》试图给出一种答案。从女儿如何对待其他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

男人,一直母女之间的重要话题。在电影里,母女对话有着成年女性的直白。得知女儿要去和男友同居,母亲一本正经地建议,「以你的年龄不能浪费时间,逮住一个是一个。」她常常叮嘱女儿,「不能让男人看不起自己的母亲,得永远说自己家庭很幸福。」当知道女儿与男友感情无疾而终,她愤懑、失望,不安全感再次袭来,一次吵架里她脱口而出,「我是男的肯定不要你,你只关心你感兴趣的。」「你就是和男人睡觉睡出一身病。」

母亲的控制、焦虑,像一个发动机,把生活里的问题搅动起来。杨明明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母亲很少有机会得到真正的爱,却要教女儿如何去爱——「这位妈,自己还没活明白呢。」电影里,丈夫过早离世,恶邻居对母亲指指点点,把尿盆放到她家门口。没有稳定的收入,硬着头皮与公公挤一屋,他们甚至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后来偶遇老情人,准备重温旧情,才发现他只为推销磁石枕头。

母亲并不是天生如此,焦虑与控制是受伤之后的畸形投射。杨明明感叹,电影里的妈妈从没得到过尊重,生活中遭受的刻薄,不自觉地倾倒在女儿身上。长期互耗之下,女儿会磨掉自信,不相信爱,也得不到爱。

心情不好时,女儿小雾从来不听有旋律的音乐,因为「受不了太优美的东西,不够真实」。她心底从不认为自己能胜任编剧的工作,新机会来时,她习惯性往后缩,「不会写好的,可害怕了。」

习惯了和亲密的人在相互伤害中过日子,她的安全感来自于测试他人的底线, 对待男人的态度是,不断透支他的好——因为她的母亲就是这样对待她。杨明明感叹,如果母女之间都没有建立信任,很难让女儿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

在女儿小雾的逻辑里,日子应该坏着过。电影里,小雾多次逃避男友的求婚,理由是「他太好了,像假的。」即便这是她改变命运为数不多的机会,也不敢争取。「干嘛给我这么美好的东西,我习惯痛着活着,你突然给我这么美好的东西,扎着我了。」

《柔情史》剧照

互为安慰,互为诅咒

电影拍完,杨明明并没有立马邀请自己母亲去看。

现实生活中,母亲对她的期待是,做一个淑女,最好去当一个主持人,像《新闻联播》里那般「端庄」。即便内心并不认同,杨明明也没有说不,认真去参加了考试。「幸亏没考上。」她笑道。平时,妈妈说什么她都应承。她对《人物》模仿起母女两个的对话:「你把这个吃了。好的。这个也吃了。好的。我都会说好的好的。」

她解释,因为是单亲家庭,她很体谅母亲的处境,两人的相处方式是互不添麻烦,所有的伤心都自己默默消化。「单亲家庭的小孩,觉得感情太不容易,很害怕离别,害怕失去。」

也正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杨明明对关系极其敏感,擅长捕捉不安的情绪。童年时的她性格内向,如今记得的关于小时候的细节,都是自己众目睽睽之下被嘲笑的往事。比如跑步时把鞋子跑飞,在操场前领广播体操时,把第二套跳成第一套。

她形容自己敏感、脆弱,同时对关系有着极度渴望。初中时,因为一个男生的追求,杨明明感到自己被全班女生孤立,连最好的闺蜜也背叛了她。自此,对女性之间的关系一直介怀,她渴望得到女性的关爱,又深知其间的脆弱,创作的动因也皆来自于此。而就是这样的境遇,她也从没有告诉母亲,因为「感觉羞耻」,也怕她伤心。

母女两人从来没有触碰过核心矛盾,那些冲突、博弈,她大部分自动隐忍下来。「我的叛逆都在我的电影当中。」她形容自己在母亲眼里的形象,像洋娃娃一样温柔。

电影释放了她心中的小野兽。电影的预告片刚出来那天,母亲看到后给她发来一句话,「你的台词有点可怕呀。」杨明明马上皱起眉毛,「哎呀,真怕电影吓到妈妈。」

在杨明明的大学老师、《长江图》导演杨超看来,杨明明描绘的母女关系给人一种冒犯之感。母亲也不是传统敦厚、富于牺牲的形象。「它不是一部胡同里橙黄色灯光下的家庭温情片,电影的主题也不在于宣扬家庭价值,而是把中国式母女关系浓缩在两个人身上,像一个病理解剖,把她们的不安全感、受的伤害都集中表达出来。」

不论是隐忍还是博弈,杨明明用电影展示了母女间逃脱不了的一种宿命。

故事的末尾,洗碗台前,小雾刚要刷碗,母亲马上站到一边指挥,「先刷锅,再刷碗。」小雾没有停下,立即顶嘴回去,「你让我洗碗的第一秒,就确定我做不好,你没有耐心等别人,你害怕别人能做好。」遇到母亲质疑她时,她也常常反唇相讥:「你为什么让人做别人不喜欢的表情?」「你的口红只涂中间一点,看起来不是时髦是涂坏了。」

刻薄、损人、不让人舒服,这对母女看不上彼此,但又成为彼此,她们互为安慰,互为诅咒。「女儿的命运——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母亲)。」杨明明说。

杨明明讲起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两人去挑衣服,本想选两米织锦缎,嫌太贵,服务员调子马上高起来,还没等对方说完话,两人头也不回地走了。母女俩在马路边偷着乐,「钱没花出去,又让别人生气,特别开心。」这是两人最像彼此的时刻。

杨明明尹夕远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