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勤:科技创新和减贫对教育的影响

  4月20日-21日,聚力乡村教育振兴——2019年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这是近年来首个聚焦于乡村教育的大规模、高规格的综合性会议。本届年会吸引了来自三区三州等17个省份数十名乡村学校教师代表、学术机构、政府部门、企业界、社会组织的代表500余人共同参与。围绕“聚力乡村教育振兴”这一主题,与会者共同思考我国在精准扶贫、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前景,评估我国乡村教育的主要政策成效和实践领域的成就,识别并揭示乡村教育存在的真问题,借鉴相关国际经验,探索推动乡村教育未来发展与振兴的路径。

  在开幕式主旨论坛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李秉勤以《科技创新和减贫——对教育的影响》为主题进行分享。李秉勤分析科技创新与减贫的关系,并进一步介绍了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和减贫研究在教育领域的体现。以下为发言节选。

  科技创新与减贫的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科技创新和减贫的相关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技术和技术变迁一直就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变量。从历史上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创新对减贫的影响更大。在中国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低水平收入也可能出现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问题,比如经济有可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中保持低水平均衡,长时间难以有所突破。

  国家层面的脱贫需要相关的社会政策配套。比如增长型的社会政策,前一阶段中国社会政策领域有很多发展型的社会政策,强调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义务教育体系则大量为制造业提供基本的劳动力。在现阶段国内产业升级的压力很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教育的社会投资作用:教育体系需要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来支撑科技发展。

  科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科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两个重要领域:一个是尖端技术研发,另一个是解决实际问题。徘徊在低收入水平,或者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了什么瓶颈?有研究提出,这些国家本身保留了很多农业社会的特征,不太重视基础性科学研究。虽然企业在研究过程中也搞研发,但是他们所关注的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大学也有一些研发活动,但和企业活动完全脱节,即使有一定的科研成果也没有转移到大多数的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

  从区域发展层面有很多国家也面临地理位置、资源、人才,还有制度方面的发展瓶颈。从理论上看,每一个方面都有可能有相应的科学技术手段来克服发展的障碍。

  在个人层面也有很多因素,或者没有工作机会,或者没有技术,或者工作了却不足以支付家庭需要,有些人索性不参与工作,还有一大批人缺少工作能力。科技创新本身有可能减贫,同时也有可能增加贫困。世界银行经过很多年实践提出如果想改变贫困的状况或者让穷人脱贫,需要搞劳动密集型或者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保持弱势群体不被推进更深层次的贫困。

  数字经济背景下减贫情况

  人工智能的发展取代一定的劳动力,但科学技术的创新也可能增加就业机会。另外,工作组织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平台经济把原来由一家企业做的工作,外包给很多自谋职业者。甚至传统的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机构,包括大学,比如我们新南威尔士大学,在组织研究过程中也更多地采用项目制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打破了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通过项目申请不同学科领域的人集合在一起共同研究一个话题。每一个项目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组合,整个大学是多个纵横交叉的学术团队组合在一起。再有就是互联网改变了市场的概念。非洲国家其实所谓的用手机转钱,很多年前用简单手机,通过手机来汇款,对非洲妇女就业脱贫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东南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过去20年得到最大的就业增长空间是通过跨国服务,其中有很大一个领域和语言有关,例如翻译,文章评审阅读等。另外也创造了多样的新兴的就业机会。

  科技手段对教育需求的影响。澳大利亚有一个关于教育需求的国家调查发现,很多在读大学生可能毕业时所学的专业已经没有可以就业的岗位了,或者还有的岗位在学生毕业以后过不了几年也会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何能够适应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变迁,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互联网运用于各种行业中的时代,提高学生对数字技术的熟练程度就成了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任务。已经有人提出,将来每个人都要学会编程。很多国家最近开始提出面对数字技术的挑战,要有相关的政策来应对。主要有两种主要的赠策方向,一个是授能,还有一个是保护。教育可以起到授能的作用,也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如何将技术和数字有机结合且不至于在保护的同时又打击人的积极性?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科技促进教育方式的转变。一个已经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想提高科技应用能力,怎么办?可以去社区大学学习,一起学习的同学可能都是有工作经验的人。大家一起通过自主学习的空间来学习,不一定要老师教,不一定是为了获取学位,但学习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这就要求无论是政府还是社区,可以提供一些空间或者一个平台,就有可能引导学习者提高自己的技能。

  思考与讨论

  科技手段改善教育,不是一次性投资。我在国内见到有些地区引用科技手段,但是往往是引进很先进的技术设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技术是不断更新换代的。联合国大学的学者在南亚对一些政策试验作出评估,比如把微软等软件公司淘汰的技术拿到贫困地区用改善教育。贫穷地区/国家想要自己的学生在技术上获得和别的国家一样的技术起点,可是投资跟不上,学习的软件在一开始就已经是大大落后了。这是一很大的问题。

  科技手段改善教育不光对技术设备,每一项科技手段要有相配套的技术支持人才。如果要利用高科技推广教育,如何配套相关的服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科技手段也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只要科技人员主导发明,本身也是科学的集权思维。我们在大学工作感受都很明显。学校引用的技术和软件越来越多。本以为它们是扶助教学,把老师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可是,老师工作量反而越来越大。不仅要学习的软件多,而且每个软件之间不兼容。还需要老师不断地去输入新的信息,重复劳动浪费巨大。不止在学校,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也有这种抱怨。是什么原因?科技应用的设计者自己搞出来的问题解决方式,没有通过跨领域,跨功能的协调和协作。有不少技术人员自身就缺少对社会深层次的认识和协调配套的能力。如果他们能和用户或者相关领域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人员联合起来,就有可能更好地针对用户需求。在社会治理领域,对居民诉求的理解和科技手段相结合结合也有可能改善治理能力。

  最后我还要提出科学创新和学术自身的民主化问题。这是什么概念?无论在教学还是研究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在讲,学生或者观众在听。做课题也是如此,学者们觉得我们做了访谈,比如:身心障碍者,我们就知道他们要什么了,然后回来按照我们的设计改变他们的状况。而现在,在新南威尔士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课题中,我们更多地强调受众与学者在同一个课题组。每一项课题都有用户和利益相关者来参加,每一项研究都邀请他们一起讨论。这个过程中学者也能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无论在减贫还是帮助弱势群体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为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者,如何能够在这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帮助教育机器人或者新科技的发明者,不至于导致人被动地跟着科技的发展走。如何通过教育使得人能够保持自己的自主地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关于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

  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由谈松华教授等二十位左右来自教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以及来自政府管理部门、实务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人士和业界领袖机构于2015年发起成立。论坛的创始成员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必须就我国教育创新的新动力、新主体和新模式展开跨界别、跨学科的广泛探讨,寻求体现教育规律、根植于我国教育现实的涵盖技术、制度、文化等多层面教育创新的可行路径。目前,“20+”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创客总部担任秘书处单位。

  本届年会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牵头发起并担任秘书处的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主办,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北京市中关村第三小学、全球教育共同体承办,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及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五家长期在乡村教育进行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体制内外机构共同合作组织,30余家国内主流媒体跟进并对会议进行了关注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