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为什么未收录《读书敏求记》

清代常熟藏书家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一部重要的解题目录,笔者曾撰《〈四库全书总目〉与〈读书敏求记〉》一文(《图书馆杂志》2012 年第 3 期),从图书收录与提要撰写两个方面分析了《总目》与《读书敏求记》的关系,指出《总目》的编纂充分利用、吸收了钱曾《读书敏求记》的成果。但当时有一个疑问未能解决,即为什么《读书敏求记》这样一部非常重要、且四库馆臣极为倚重的书目未能抄录进《四库全书》,而仅仅只是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存目”中呢?

近日在考察《四库全书》编纂与图书禁毁的关系时,忽然悟到,《四库全书》不收录《读书敏求记》,或因为《读书敏求记》中有关钱谦益的记载太多的缘故。

钱谦益为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家有绛云楼以藏书。后绛云楼毁于大火,所遗书籍,钱谦益尽数赠给族曾孙钱曾。因此《读书敏求记》中,所记绛云楼、钱谦益(书中尊称“牧翁”)之事甚多。今通过“中国基本古籍库”搜索《读书敏求记》(清雍正四年松雪斋刻本,本文所引该书文字均见此本)中“牧翁”一词,竟有47条记录。搜索“绛云(楼)”一词,也有12条记录。还可以搜到“钱受之”(钱谦益字受之)等记录。

如卷二《唐会要》提要记道:“明初人钞。绛云藏本勘过。”卷二《洛阳伽蓝记》提要记道:“予尝论牧翁绛云楼,读书者之藏书也。”又云:“绛云一烬之后,凡清常(引者注:清常即赵琦美,亦为常熟著名藏书家)手校秘钞书都未为六丁取去,牧翁悉作蔡邕之赠。”卷四《松陵集》提要记道:“此从宋刻影录,前二卷犹是绛云烬余北宋椠本。”

再如卷一《方言》提要云:“旧藏宋刻本《方言》,牧翁为予题跋,纸墨绝佳。”卷三《邵子皇极经世观物篇解》提要云:“忆己丑春杪,侍牧翁于燕誉堂,适见检阅此册。余从旁窃视,动目骇心,叹为奇绝。绛云一烬后,牧翁所存书悉举以相赠,此本亦随之来。”卷四《白氏文集》提要云:“戊子、己丑,予日从牧翁游,奇书共欣赏,骇心悦目,不数蓬山。”

此外,《读书敏求记》还常用“公”来指称钱谦益,如卷三《天元玉历森罗记》十二卷提要云:“此是牧翁早年手录,凡疑误字标题于上。暮年则笔力老苍,字法俱橅东坡,与此截然两手。公悉以前后诗文稿付余,故余认之最真。”

钱谦益像。绛云楼烬余藏书多予钱曾

《读书敏求记》中不仅有大量有关钱谦益藏书、抄手、校书、读书等事 的记载,还记有一些轶事,如卷二《重编义勇武安王集》提要记道:“辛丑孟冬初旬,吾邑西乡迎关神赛会。先期,王示梦里人云:‘红豆庄有警,廿八至初二须往护持,过此方许出会。’是日牧翁赴李石台使君之约,入城止宿山庄。其夜盗至,而公无虞,王之灵实庇焉。公斋心著是书者,盖所以答神佑也。”

这类记载,在《读书敏求记》中极为常见。

然乾隆帝极为厌恶、鄙薄钱谦益。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谕旨道:“前因汇辑《四库全书》,谕各省督抚遍为采访。嗣据陆续送到各种遗书,令总裁等悉心校勘,分别应刊、应钞及存目三项,以广流传。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节经各督抚呈进,并饬馆臣详细检阅。朕复于进到时亲加披览,觉有不可不为区别甄核者。”乾隆帝特别以钱谦益为例:“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腼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一《圣谕》)乾隆帝明令要求禁止在《四库全书》中录用钱谦益著作。

钱谦益入清后常生东京梦华之叹,于题跋中多有流露。图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8月即将出版新辑重排《绛云楼题跋》

(左:牧斋初学集;右:牧斋有学集)

《读书敏求记》不是钱谦益的著作,自然不在被禁之列。但问题在于,如上所述,书中记载钱谦益事迹甚多,《四库全书》自然无法直接照抄。但如简单删去与之有关的记载,则全书将支离破碎,乃至不可卒读。如将“牧翁”等词代之以其他人物或词语,则改不胜改,而且无法掩饰。而对于《四库全书》、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来说,《读书敏求记》确实又是非常重要的目录著作,我们从《总目》对该书的大量引用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例如仍是通过“中国基本古籍库”搜索,可以查到《总目》直接征引《读书敏求记》的有 80 处之多。而且《读书敏求记》的有些内容是其他图书无法替代的。这是四库馆臣面临的难题。

好在乾隆帝在上述谕旨中还说了这么一句:“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所作,自当削去,其余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众。”这就是说,只要删除钱谦益等忌讳字眼,收录钱谦益诗文、记载钱谦益事迹的著作,仍可保留。这是就诗文选本说的,但其他著作可以照此原则办理。

在这种情况下,四库馆臣最好的选择就是将《读书敏求记》排除在《四库全书》之外,但同时在《总目》中根据需要引用《读书敏求记》之文。

《总目》引用《读书敏求记》,如果不涉及钱谦益之人,则可根据需要照录。这一点无须解释。如所引之文涉及到钱谦益其人,则四库馆臣会着意避开。

如旧本题汉严遵撰《道德指归论》六卷,《总目》云:“钱曾《读书敏求记》云:‘曾得钱叔宝钞本,自七卷至十三卷,前有总序,后有“人之饥也”至“信言不实”四章。’”

我们如核对《读书敏求记》原文,发现原文是这样写的:“牧翁从钱功甫得其乃翁叔宝钞本,自七卷讫十三卷。前有总序,后有‘人之饥也’至‘信言不实’四章。”钱功甫即钱允治,字功甫。明吴县人,文学家、画家。钱叔宝即钱允治父亲钱穀,字叔宝。父子两人均好藏书。钱谦益《列朝诗集》记钱穀读书、藏书事迹云:“少孤贫,游文待诏门下,日取架上书读之。晚葺故庐,读书其中。闻有异书,虽病必强起,匍匐借观,手自抄写。几于充栋, 穷日夜校勘,至老不衰。”(丁集卷八小传)钱曾《读书敏求记》记钱功甫读书、藏书事迹云:“功甫名允治,老屋三间,藏书充栋。其嗜好之勤,虽白日检书,必秉烛缘梯上下。所藏多人间罕见之本。”(卷四刘勰《文心雕龙》提要)

将《总目》的这段引文与《读书敏求记》原文相比较,可知《总目》删去了《道德指归论》一书来源的说明。之所以删去,就是因为此书得自钱谦益。《道德指归论》收入了《四库全书》,其书前提要也已经删去钱谦益的名字。

再如《总目》卷八十九《通鉴博论》提要云:“钱曾《读书敏求记》曰:‘下卷图格中,于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书廖永忠沈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此非宁王之书法,而太祖之书法也。德庆一案,尽此二十一字,又何他词之说’云云。”

而钱曾《读书敏求记》原文为:“下卷图格中,独于至正二十六年丙午书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牧翁云:‘此盖宁王奉圣祖意,特标此一段,以垂示千万世。不然,安敢以开国大事自立断案乎?’予谓沉于瓜步,记其地也。大明恶永忠之不义,痛絶之也,后赐死。明当时未蔽厥辜,而后终以此正其罪也。此非宁王之书法,而圣祖之书法也。 德庆一案,尽此二十一字中,又何他辞之说欤。”两相比较,可知《总目》 略去的正是钱谦益所说的一番话。

如宋朱长文撰《琴史》六卷,《读书敏求记》云:“牧翁录其中董庭兰一则,以辨房管之受诬,最为有识。他如宋太祖谓五弦之琴,文武加之以成七,乃留睿思而究遗音,作为九弦之琴,五弦之阮,苟非伯原此书,不复知琴有九弦者矣。”

《总目》卷一百十三《琴史》提要云:“钱曾《读书敏求记》但录其载太宗九弦琴条,以为异闻,其实可资博识者不止是也。”《总目》略去了钱曾所引与钱谦益有关的董庭兰一则。

《总目》卷五十七《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提要云:“钱曾《读书敏求记》曰:‘此本始于有虞二妃,至赵悼后,号《古列女传》。周郊妇人至东汉梁嬺等,以时次之,别为一篇,号《续列女传》。颂义大序,列于目录前。小序七篇,散见目录中间。颂见各人传后。而传各有图,卷首标题“晋大司马参军顾恺之图画”。苏子容尝见江南人家旧本,其画为古佩服,各题其颂像侧者,与此恰相符合,定为古本无疑’云云。此本即曾家旧物,题识、印记并存。验其板式纸色,确为宋椠,诚希觏之珍笈。”

此段见《读书敏求记》卷二,文字与《总目》无甚出入,但在“定为古本无疑”之下,尚有如下一段文字:“千载而下,睹此得存古人形容仪法,真奇书也。牧翁乱后入燕,得于南城废殿。卷末一条云:‘一本永乐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苏叔敬买到。’当时采访书籍,必贴进买人氏名,郑重不苟如此。内府珍藏,流落人间,展转得归于予,不胜百六颷回之感。”据此可知,《总目》所谓“曾家旧物”,实为钱谦益旧物。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一(清嘉庆抄本)著录“《宋板古列女传》,顾凯之图像”,应即此书。其《牧斋有学集》卷四十六有《跋列女传》,可见钱谦益对此书甚为看重。《总目》所引,略去了最后与钱谦益有关的几句,遂使此书流传情况不明。

虽然引文不必原文照录,可以根据需要有所删改。但如上述文字,相信如不出现钱谦益之名,四库馆臣未必会全部删去。《总目》在用各种方法以消除钱谦益的痕迹。

《总目》且有借批《读书敏求记》而暗批钱谦益的。如《读书敏求记》提要在批评此书“其中解题大略多论缮写刊刻之工拙,于考证不甚留意”这一缺点时举例说:“《臞仙史略》载元顺帝为瀛国公子,诬妄无据,而以为修元史者见不及此。”所谓“元顺帝为瀛国公子”,实为钱谦益之说。《读书敏求记》卷二《臞仙史略》提要云:“元顺帝为合尊之子,牧翁取余应诗与权衡《大事记》,疏通证明之,作《瀛国公事实》。”即指此。《总目》既不好明提钱谦益,也不好明批钱谦益,只好借《读书敏求记》说事。

最后看一下《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七《读书敏求记》提要对本书的评价。《总目》对此书有褒有贬。其褒奖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称赞其书目收录图书多为精善本,谓“此书皆载其最佳之本”;二是称其注重图书流传经过的阐述和版本的辨析,如称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见闻既博,辨别尤精”。前者主要是就其收录的图书说的,后者主要是就其提要说的。《总目》 对其也有不少批评之词,主要指出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分类不当,所谓“其分别门目多不甚可解”。二是图书归类混乱,所谓“编列失次者尤不一而足”。 三是考证不精,所谓“解题大略多论缮写刊刻之工拙,于考证不甚留意”, 即只注重于书籍的外在形式。

《四库全书》正总裁之一的于敏中曾对《总目》提要的撰写提出过原则性的意见。他在手札中写道:“愚见以为提要宜加核实。其拟刊者则有褒无贬,拟抄者则褒贬互见,存目者有贬无褒,方足以彰直笔而示传信。”(《于文襄手札》)。“拟刊者”即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中的图书,“拟抄者”即抄写入《四库全书》中的图书,“存目者”即不抄入《四库全书》而仅在《总目》中保留其提要的图书。

按照于敏中的意见,收入“存目”中的图书,其提要应该是“有贬无褒”。 我们对照《四库全书总目》,虽说未必每一条提要都完全是如此,但基本与于敏中所提出的标准相符。例如同是钱曾所撰的《述古堂书目》,《总目》对其就全是批评。提要开头即写道:“此编乃其藏书总目,所列门类,琐碎冗杂,全不师古。其分隶诸书,尤舛谬颠倒,不可名状,较《读书敏求记》 更无条理。”以下举出具体例证。提要结束处又写道:“曾号多见古书,而荒谬至此,真不可解之事矣。”经查,《总目》引用钱曾此书目的仅有一处,即卷一百十子部术数类存目《乙巳占略例》提要所引:“钱曾《述古堂书目》始以《乙巳占》、《乙巳略例》二书并列,而又不言其所自来。”只是一种纯客观的征引,且对钱曾书目未注明来源很不满。这与《总目》对《读书敏求记》的征引完全无法相比。所以提要就无须顾虑,完全是“有贬无褒”了。而《总目》对《读书敏求记》有褒有贬,已经显示了该书与“存目”中的其他图书不一样的情形。这或许体现了四库馆臣对《读书敏求记》的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

(原载公众号“国学茶座”2017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