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举报自己吃回扣”:同事用异样眼光看我,但我不后悔

“我狠起来,连自己都举报。”

连日来,《海南特区报》一篇“医生自己举报自己吃回扣”的报道被网友调侃。这篇名为《万宁和乐中心卫生院一医生举报自己:我开药吃回扣》的文章里,涉及了敏感的医药问题,甚至直指医院内部管理层腐败、不作为。

海南省万宁市实名“举报自己”的医生华生(化名)反映,自己所在卫生院存在收受药商回扣的情况,而医院管理层却对此视而不见,甚至也参与其中

由于“举报自己”的医生是“每个月能拿到1000元回扣”的既得利益者,许多网友对此表示惊讶,一时间众说纷纭。

有人疑惑,这种“自杀式”举报对医生自己也没有好处;有人认为医生吃回扣是“公开的秘密”,举报是出于“分赃不均”;也有网友表示如果没有药品和器械的返利,医生的工资收入不足以匹配他们的辛劳……

5月22日,“自我举报”的海南医生华生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上了热搜后,想要采访华生的媒体向潮水一样涌来。一边应付记者,一边还要接受调查组领导的询问,华生午饭都没时间吃,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许多网友担心,得罪了全单位之后,华生可能工作不保。

但华生语气轻松:“领导都被停职了,我有什么好怕的。”他说的是自己写的“举报信”里提到的药房负责人和院长唐某。

5月21日晚,万宁市卫健委发布的消息称,将对华生的举报进行深入调查,同时决定对和乐中心卫生院院长唐某某、药房负责人李某某作出停职审查处理。

在舆论发酵之前,华生压根没想到自己一封短短的举报信能引起全国的关注。

2014年,华生来到现单位工作,从那时起,医院医生就存在吃回扣的现象。他看不惯,但由于自己初来乍到,“一边是同事,一边是领导,都不好得罪”,另一方面他又忌惮系统内“保护伞”的存在,所以选择随波逐流。

这两年,随着反腐败“拍虎苍蝇”工作深入人心,华生觉得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曾经觉得“举报了也没人搭理”的想法,逐渐转变成“感觉大家会支持我”。

华生认为,不管是举报自己还是举报单位,都是“顺应形势,顺应社会的整体氛围”。随着事件的进展,华生更坚信自己做出了正确选择,因为他发现舆论大体是支持他的。

华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举报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他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即便同事向他投来异样的眼光,他也不后悔自己做的事。

虽然“自己举报自己”少见,但医生因“吃回扣”而被举报的事情并不新鲜。去年7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高医生向媒体爆料,他所在单位部分科室存在集中索贿受贿,吃药商回扣的现象。医生为了多吃回扣,多开药,用不完的药每月或隔月科室组织集中销毁,造成大量药品浪费。

高医生表示,给医生的回扣都是发现金,受贿款有人统一管理,还有详细的明细表记录各项金额,并且有医生签名。

舆论发酵后,相关部门成立专项调查组进驻该院,开展调查。最终,该院麻醉科两位医生因涉嫌收受供应商回扣被停职。

除了药品回扣,医疗器械也一直是医疗回扣的重灾区。

医疗题材电视剧《外科风云》里有一个经典场景,医药代表向胸外科主任大力推销一种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的昂贵医疗器械,并企图将这种器械的使用常规化。出于利益驱使,那位外科主任答应了。

图片来源:《外科风云》剧照

这个场景近日出了“现实版”。不久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向军,被自己的博士生举报乱装支架并收回扣:“装一个回扣一万元”。

被自己的博士生举报后,医院已经停止其出诊。

一家中小型医疗器械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国内的医疗器材竞争激烈,如何让大医院甚至三甲医院选择自己家的产品,“公关”手握大权的主任医生很重要。

和医疗、医生相关的话题,时刻触动大众的敏感神经。

不管是“自我举报”还是“被举报”,对当事人而言都是职业生涯的污点,甚至触及法律。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童文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医生拿回扣的案件,也分不同情况。如果是在医院采购药品、医疗器械等过程中拿厂商回扣,属于受贿行为。大多数情况下,“自己举报自己”都可以认定为自首,可以酌情减轻处罚。

童律师指出,海南医生的举报还可能涉及单位犯罪,除了自首情节,或许还能认定为立功情节。

从法理出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海南那位“举报自己”的医生,应该得到公众的谅解。“自己不是毫无瑕疵还敢于捅破潜规则,做出这样的决定,必然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刘俊海表示,如果舆论和行业内对这个举报自己的医生过于苛待,带来的社会影响会更恶劣。“以后就更没有医生敢站出来对这个现象提出异议了。”

除此之外,刘俊海指出,对于医生吃回扣现象的治本之策,是需要通过医疗改革,调整当下不合适的医疗管理制度,全面提高医生的收入。

也有业内人士提出跟刘俊海同样的观点,认为个体的努力可以独善其身,但群体难以对抗普遍性的制度失败。医生要想拒绝回扣,只能离开这个体系,这是一种逆向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仅对医院和医生做道德评价并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