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在互联网边陲之地云南,为什么能把新媒体研究得飞起?

整理 | 诗雨 李茜

在我们之前的调研中,高校老师普遍反映在科研、论文方面“鸭梨山大”,有的人发愁选题,有的人不知道如何在学术研究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相比之下,孙老师的焦虑感小很多,她不仅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过多篇影响力甚广的论文,而且似乎总是不愁论文选题,总能找到新鲜、有趣的方向。

孙老师认为,现在高校不少老师找不到选题,缺乏研究的动力,而新媒体和互联网的趋势,在这个方向上去展开研究是有超大空间的,选题甚至都不用很大,从一个个具体的小项目或是具体切口进入,都可以做出很多成果来。

孙老师身在彩云之南,在地理位置上与新媒体行业发达的地区存在一定距离,她是怎么跟上新媒体的发展趋势的?新媒体领域新,变化快,需要保持足够的敏锐度才能跟上得形式,这对她来说会吃力吗?另外,我们的问题是:

她的方法论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秘而不宣”的独家“窍门”?

她是怎么拿到跟腾讯的项目合作机会的?

我们邀请孙老师做客首期REMIX聊天室,“掏心掏肺”地聊了一下老师们最关心的“科研”话题。

孙信茹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传播与社会研究基地负责人,

博士生导师。

Q1

remix计划:您是从什么时候,通过什么契机开始研究新媒体的?

因为自己专业的原因,一直都关注传媒研究。过去做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研究,2010年开始我在云南怒江州兰坪县一个普米族村寨做研究,就开始逐渐关注到村民对互联网和手机的使用。这个村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相对滞后,但是却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普米族文化,这给我研究传统村落民众与媒介之间的互构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在调查中,我发现一些村民开始学着使用QQ、微博,当时就想弄清楚他们如何使用。但是在当年,这些观察并不多。两年后,我再次重返这个村落,发现用手机的年轻村民开始增多了。他们的手机使用很有特色,当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年轻人(尤其是男性)会把手机当做“礼物”交换和流动,这和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不一样。

我试图去弄清楚乡土的社会逻辑对他们使用新媒体的影响。而这也成为后面我做研究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而到了2015年,我被这个村落的年轻人邀请进了一个微信群。我在微信群里看他们聊天、谈论村里大小事、发红包,甚至产生争执。我又去看每个人的朋友圈,发现了更多有趣的话题。

于是,我就想,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关于他们微信群的研究呢?我就这样重新“入场”了,后来完成了

《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

(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0期)。文章对这群年轻人在微信里的自我表达和互动表现进行了民族志考察,我发现微信既是一种完全自我参与式的文化“书写”和实践过程,又通过西尔弗斯通所说的“双重勾连”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构成。

这篇文章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和好评,获了一些奖,也成为现在微信研究里引用率比较高的文献。做完这个研究之后,我意犹未尽,觉得很多研究议题与方法还可以再继续,于是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讨论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同时也展开其他的研究实践。

Q2

remix计划:现在许多高校老师经常为找不到研究选题而发愁,但您正好相反,您的选题不仅新颖而且很聚焦,比如碧色寨旅游景区游客拍照行为,比如迷你四驱车爱好者QQ群,都是很聚焦又令人眼前一亮的选题。不知道您平时都是如何寻找选题的?

其实这个话题和之前讨论研究契机有相关性。在普米族青年微信群的研究结束后,我又带着两个博士生回到阔别几年的村寨,结果发现村民手机使用的情形和过去大不相同。

使用手机的人群范围在扩大,不仅男女老少都在用手机,而且手机的运用方式也极为丰富。除了微信成为绝大多数村民最为平常的运用之外,一些人热衷全民K歌、看各类小视频。这就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从研究方法上看,我的取向和进路是人类学的田野观察和民族志的研究,这需要带着人类学整体主义的视角进入乡村。研究这些人群对新媒体的使用,更要探析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文化和情境,只有对使用者的“语境”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去真正体会和理解媒介对他们的生活意义是什么。

因为这样的研究取向,也决定了我们的研究首先来自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就像著名学者杨国斌先生所说的,“互联网的研究,不能没有人的故事”。互联网对于我们的改变,正是由那些遍布各处的,处于生活世界中的每个个体构成的。

而我,对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和故事感兴趣。所以,我们的研究是先从生活中来,再尝试用概念和理论体系去解释人的故事和行为。

碧色寨拍照的研究也很偶然,是因为假期带着学生去做城市文化和空间的调查,当我重返这个如今已经是著名的旅游打卡地之时,看到的和我儿时的记忆完全不同。

更重要的是,因为电影的推动,这里吸引了无数的人聚集拍照,人们的拍照方式和想象在这个空间中完全被激发而出。这种反差当时对我触动非常大,所以就想着要去讨论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在特定空间中拍照的行为。

迷你四驱车的研究也很巧。是因为我的博士生王东林本身就是一个迷你四驱车迷。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做和这个群体有关的研究,我说,当然可以啊。但问题就是你先要进入这个群体做深入的观察、记录,并且找到研究问题。后来他真的这样做了,而且也带着我进入这个群体去了解他们,最后我们完成了一个关于网络趣缘群体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其实生活里蕴藏着太多的选题供研究者去发现。我们的学问不仅仅是在书斋里,当你有强烈的欲望想要去理解不同群体,甚至每个个体的生活意义时,总能够有新的发现。当然,我想,对于研究来说,最难的是如何将这些生活的“日常”与“琐碎”赋予意义,并做概念化和理论化的阐释。在我看来,这似乎没有什么捷径,只有带着现象和问题,回到书堆里,和所看到的理论对话,从而建立起自己研究的脉络和起点。

Q3

remix计划:新媒体研究跟民族志研究的结合,在云南有着天然的优势,研究中哪些发现让你最惊喜?

说新媒体研究和民族志的结合,在云南有天然的优势,我理解这和人们对民族志的认识有关系。民族志作为人类学中最核心的研究方法、取向,最初较多的和“异文化”、少数民族相关。云南多民族的文化背景,的确为展开民族志的研究提供了天然的优势。

我的研究也不例外,最早也是从关注少数民族社区和文化开始的,例如这几年我研究了傣族、哈尼族、普米族、白族等不同的少数民族。在研究中,他们对于新媒体的使用,从一般层面讲,其实和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因此,我其实并不太认同一种观点,认为研究少数民族,就和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有着极大的差异。但事实上,新媒体对于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和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差别。

我觉得,新媒体的使用是人们植入他们的生活情境和文化中的运用,因此,深入到少数民族社区,最有趣的研究点就在于他们如何在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中编织起对新媒体的使用,而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每个民族、社群都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中往往深入村庄,花费较长的时间扎根下去,从而去了解他们文化意义的原因。

但是,今天我们讲民族志,并不仅仅限于少数民族社区,在都市、网络中,新的文化群体和现象在不断涌现,我后来的一些研究也开始转向都市人群和网络社区,如果要了解不同群体的网络生活和独特的文化实践,民族志的方法也具有较强的优势。

Q4

remix计划:云南虽然民族多元,但云南大学位于西南,在地理位置上与新媒体行业发达的地区存在一定距离,您是怎么跟上新媒体的发展趋势的?您研究的内容多为新媒体领域的内容,这个领域比较新而且变化速度快,需要与行业保持紧密联系,时刻关注行业变化,这对您来说会吃力吗?您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层面比较复杂,要回答它也并不容易。

的确,无论从地缘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学科研究的条件来看,云南甚或西南地区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无法和一流学校的科研相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全然没有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边缘也可以突破。

我以前读人类学,我的老师告诉我一句话,人类学就是站在边缘向中心发问。这句话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做新媒体,我们当然要关注和了解最新的行业趋势和热点,相比之下,这方面的确不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新媒体的变化和发展,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来说,他们也极具创造性,他们对于新媒体的使用和创新是基于自己的生活展开的。我喜欢关注这样的议题,它让我看到新媒体的力量在于给今天每个普通人创造新生活和展开文化实践的无数可能。

当然,关注行业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这是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必须要面对的。这就需要向学科领域中一流的院校、学者取经、学习。同时,新媒体业界的最新变化和发展也必须要关注,这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Q5

remix计划:有些老师觉得地域或者院校层次会限制自己的科研产出,您有这样的感觉吗?

这当然也会有比较多的限制,这也是一个老话题。我想,身处任何位置的学者也都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影响,我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研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平台支撑,研究者产生好的研究成果会有比较多的保障。不过研究始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能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特定领域,并不断地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或许是一个解决办法吧。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但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研究者做好去面对的准备和勇气。这几年能够寻找到一些有意思的研究选题和对象,也是建立在自己多年一直持续关注的基础上。

从另一个角度讲,研究共同体的寻找和认同的达成也很重要。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形成或是突破不可能单靠某个人或是几个人完成的,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寻求学术共同体的支持和帮助,或许是减少焦虑感的一种途径。

Q6

和腾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展开的合作项目,最初也是因为微信的那篇学术论文。这篇文章受到微信公司的关注,他们当时找到我,说读完这篇文章觉得很过瘾,没想到还可以用学术化的讨论去呈现微信的使用者。之后就开始和他们有一些交流,最后他们提出合作研究的意象。

微信的研究和全民K歌的研究议题都是我提出来的,因为这两个议题都和我们团队近期在做的研究相关。在合作内容上,腾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他们觉得这两个议题的选择和中心的研究方向也较为吻合。

当然,这里面我们也有很多次的沟通和讨论,最后我确定在一个白族的乡村完成微信和乡村生活的研究。今年2月份,我带着10个学生去云南大理的白族石龙村展开田野调查,完成了20多万字的田野笔记,同时也有一些初步的研究文章产生。我们为此还专门做过两次论文工作坊,集中讨论微信如何成为一个传统少数民族村落的“基础架构”和基本设施。

全民K歌正在继续研究中,我们打算下半年形成一个研究报告。在和全民K歌的合作中,我们从业界提供给我们的数据中得知,云南的用户在全国居然位居第二位,这为我们展开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数据依据。而这些数据支撑,在和互联网公司的合作中会得到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完成这几个研究中,我们采用的方法还是民族志的观察,而基于新媒体的独特空间,更多运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网络民族志方法去完成。

Q7

remix计划:现在传统媒体在萎缩,新媒体发展又很快,很多老师有困惑,对于到底该研究什么无所适从,您有什么体会或建议吗?您觉得新媒体领域的研究空间广阔吗?研究新媒体的价值是什么?

对于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来说,新媒体给研究者展现的研究空间极其广阔。

这三年的时间,我们关注了少数民族群体、中老年女性群体、盲哑青少年群体、都市流动人口群体。在这些研究中,我们看到普通人面对新媒体所呈现出来的多种样貌和生活意义,这些研究提醒我,我们在观察“他者”,实际上也在理解自己,追问自我。新媒体给今天的人们带来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赋予了每个个体、每类群体新的生活世界和自我呈现、表达的可能。相比追逐媒体不断涌现的变化,我的兴趣点更多在于思考媒介对人本身的意义是什么?

更进一步说,研究者应该回归到媒体、传播与人们社会生活的互构关系之中。同时,研究者还应该深入到不同的研究群体和文化现象中,探析媒介技术如何形塑群体文化、构筑生活意义以及人们如何理解自身等问题。而新媒体,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Q8

remix计划:您对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新媒体研究有何期待,您觉得可以如何加强学界与业界的联动?您对互联网公司在学术研究的支持上有什么建议?

学者的研究是面向社会,是对社会的体察,是对自我的追问,因此,学术研究也可以做的有温度。

研究的过程和方式也是多面和丰富的,我们除了关起门写学术论文,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参与学术论坛、举办专门性议题的工作坊、读书会等方式,实现和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交流。

除了这些传统的方式之外,寻找各种机会与互联网公司合作,不仅努力去了解业界的新趋势和新发展,更要把我们的研究内容和成果向互联网公司阐释,让双方彼此能够对话、理解,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