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这个春天,鲁迅、陈独秀、胡适们都在忙些什么?

波澜壮阔的1919 年春天,作为教育部官员的鲁迅忙碌着两件事情:第一是在已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大宅子;第二就是举家迁进京城。绍兴的祖宅已经出卖,必须在1920 年春节前交出老宅。因此,鲁迅整个上半年都在四处奔波,寻觅适合的房子。

就在鲁迅奔波找房之际,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了。鲁迅并没有留意这场学生运动,以他的身份和性格,对于如此群众运动,已习惯以一种旁观的姿态来对待。

当天的日记中,鲁迅轻描淡写:

“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

所谓“昙”,即乌云密布的意思,这一天,为搬家而心不在焉的鲁迅对学生运动只字未提。而据史料记载,当日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刘半农“坐守北大指挥部”,组织社会支持。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口,刘半农如何抽空到鲁迅家中“交与书籍”,是一个谜。“五四”当晚,鲁迅的学生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火烧赵家楼的情景。鲁迅听后没有激动的表示,一向不喜欢集体活动,不喜欢游行示威的鲁迅,最担心的是这些学生成为政客争夺利益的牺牲品。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此时也是北大教授,五四那天,周作人正陪妻小在日本探亲。如果在北京的话,周作人也许会参加。相比于鲁迅,儒雅的周作人有时候倒显得激情澎湃,在很多时候,似乎比鲁迅更热衷场面上的事。5 月18 日,周作人赶回北京,约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四人同去慰问、探视被捕学生,结果遭拒绝,只好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便返身回了家。

1919 年4 月30 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前不到一周,湖南青年毛泽东离开了北大图书馆职员的位置,返回了长沙。在此之前的1918 年8 月,毛泽东偕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扛着被褥书卷,来到新文化的中心北大。毛泽东应不知道数天之后会爆发那样声势浩大的运动,否则他肯定不会离开北京。

这个时候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陈独秀人已不在北大,因为陈独秀私生活引起的争议,蔡元培此前无奈以决定北大不再设文科学长的方式逼陈独秀离开。自尊心极强的陈独秀跟北京大学的关系从此破裂。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两人在路上相遇,汤尔和看到他“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选择离开后,陈独秀那段时间闭门不出,埋头于箭杆胡同的家中奋笔疾书。五四运动当天,陈独秀没有去学生运动现场,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二十期上发表了陈独秀文章——《两个和会都无用》:

“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看得出来,陈独秀依旧愤世嫉俗,恨不得立即将眼前的世界砸成齑粉。6 月8 日,陈独秀发表一篇随感: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 月9 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共同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亲自译成英文,印刷成中英文的传单,主要内容是对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取消对日外交密约,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等人官职,要求市民有集会、言论的绝对自由权。6 月11 日,陈独秀相约胡适、高一涵等人在北城城南新世界一个游乐场吃茶聊天,正说着话,陈独秀突然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传单向其他桌子散发。胡适吃了一惊。最终,陈独秀被军警拘捕。也许,陈独秀是想弥补他没有参加五四的遗憾吧,五四运动让陈独秀、李大钊们找到了传统价值的立足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是团结和动员民众的最有效武器,也是他们转向社会革命最充分的理由。

本文节选自《1916—1928年的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