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母子,是如何逆袭,最后成功执掌帝国权柄的?

中国古代对帝王向来都是不吝笔墨的。由于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神,所以每个人的出生似乎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奇特经历,这样似乎才能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来。我们先看看汉高祖的出生。

“高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迁)

蛟龙和刘母的一次偶遇,就产下了刘邦。这充分证明了刘邦的出生,他确实是龙子,所以他坐天下就是理所应当的。

那么汉文帝刘恒的出世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高帝曰:‘此贵征也,吾为汝遂成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其后薄姬希见高祖。”(《史记·外戚世家》)

刘恒也一样,和父亲刘邦一样,都是一次成型。不一样的是那次给高祖母亲播种的是蛟龙,这一次则是实实在在的人中龙,汉高祖刘邦。

刘邦是只管耕耘,不管收获的。这一次宠幸之后,薄姬母子俩,再也难见这位播种者了。

那么这个薄姬是何来历,为何在刘邦眼里,这么没有分量呢?

薄姬的父亲薄氏是吴郡人,在秦朝之时与前魏国的宗室之女魏媪私通,生下薄姬。这也就是说,薄姬是个地地道道的私生女,由她的母亲魏媪抚养长大。

当时正值秦朝末年,各地纷纷起兵反秦,魏国旧贵族后裔魏豹自立为魏王,魏媪就将自己的女儿薄姬送进魏王宫中,做了魏王的嫔妃。

公元前204年,汉王刘邦打败了魏豹,接管了他的一切。这一切当然包括魏王的后宫了。于是薄姬作为战利品被送进宫中织布的工房中当了织工。

一次刘邦欢宴,找来两个嫔妃,饮酒作乐。这两美人往昔和薄姬十分要好,形同姐妹,曾相约誓:先贵勿相忘。

而此时的二人已荣华富贵在手,哪里还记得那被遗忘的薄姬。在争宠中把当年的誓言当笑话讲给刘邦听,刘邦听后,感觉比较新鲜,就命人招来薄姬。这时他忽然流露出悲悯之心,当天就宠幸了薄姬。

事后薄姬说:“昨夜我梦见有苍龙盘踞在我肚子上。”

汉高祖哈哈大笑,随意的说道:“这是显贵的吉兆,我为你促成这件好事。”

这一次同房,薄姬就有了身孕,于公元前202年,生下儿子刘恒。

薄姬因子而贵,由一个奴隶而升为嫔妃,但终归因自己地位低下,同时宫中没有势力,而显得形单影只。只有幼小的儿子成了她的依靠和心灵的慰藉。

汉朝立国初期,很尊崇黄老学说,薄姬也逐渐爱好上了《道德经》,她每天都要和老子见几面,读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

刘恒母子就是这样身体力行,不显山不露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这时候的汉宫,已经开始闹翻了天,戚夫人后宫争宠,同时幻想着能恃宠将自己的儿子刘如意能推上太子之位。一阵阵的枕边风,吹得刘邦也动了更换太子的心思。

但一个是封建礼制“嫡长子继承制”的约束,吕后的极力反对,还有众大臣合理维护正统,刘邦的这个想法才算作罢。

虽然此事最后没有成功,但吕后对所有刘邦的爱妃产生嫉妒,尤其是对戚夫人,简直就是恨之入骨。

刘邦去世后,吕后专权,她开始秋后算总账了。刘邦的八个儿子,被吕后杀掉五个,只留下来三个。

刘长自幼丧母,一直由吕后抚养成人,被吕后视为己出;刘盈是亲生的。这俩人躲过一难是正常的。

只有刘恒这边保得一命,不得不承认是他们的幸运。这全靠他们母子二人低调为人,不争不抢,并且刘恒当年所封之地是遥远又贫瘠,毗邻匈奴的代地,在那里当代王,吕后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威胁,反倒忽视了他们的存在,因而得以幸免。

吕后死后,周勃和陈平联合起来消灭了诸吕的叛乱,朝臣们开始商量,刘邦眼下仅剩两个儿子,分别为刘恒和刘长,立哪一个为皇帝是最佳的选择呢?

立刘长吧,他是吕后从小抚养大的,虽然现在诸吕已灭,但难保以后不会借机清算这些铲除吕氏外戚的旧臣。

而刘恒呢?一个是他十分孝道,二十四孝中的“亲尝汤药”就是来自代王刘恒。再一个母亲薄氏出身低微,此时已经没有了家族势力,由他来做皇帝,一不会存在打击报复的风险,二不存在再一次外戚干政的危险。最后的结果,刘恒很轻松的胜出。

这边都准备好了,要迎接刘恒来当皇帝,于是派出使者去代地恭迎。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相反这使他起了疑心,他的属臣们也意见不同:郎中令张武等认为有诈,提议以有病不能前往进行推辞,以观察情况的变化;而中尉宋昌认为刘氏江山稳固,不必有所顾虑。

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一步步小心从事,生怕中了计,丧命黄泉。

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到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又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宋昌到达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平安地住进了未央宫,继承了皇位,是为汉文帝。

这的确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他一生励精图治,厚积薄发,为继任者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如果没有他的韬光养晦,汉景帝时期就不会出现“文景之治”,汉武帝时期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财力来支持长期的战争支出,也就无法“封狼居胥”,更别说后来喊出的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这样的豪言壮语了。

皇帝当到这个份上,也足以让后人叹服了。

参考资料:

《史记》汉·司马迁

《汉书》汉·班固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