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知识共同体已瓦解,娱乐生活变成了唯一连接

采访:潘文捷

编辑:朱洁树

“梁启超身处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渴望的时代。所以我把我这些渴望、挫败,都转移到书写这本书里面去了。”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首发式上,《十三邀》主持人许知远这样说。

许知远不仅怀念梁启超可以施展抱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也怀念逝去的20世纪80年代,在他看来,那时候大家关心哲学、关心中国的困境,而现在,“知识共同体已经瓦解了,娱乐生活变成了唯一的连接。”例如,在因“偏见”和“尬聊”而受到热议的节目《十三邀》中,许知远与13位“社会切片”人物进行对话,频频询问他们对时代的看法,但是受访者们似乎并没有像他那样的焦虑。对他反复提出的“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蔡澜回应了一句:“年轻人不要想太多。”他也问马东,对这个时代“一点抵触的情绪都没有吗?”马东则回答:没有,因为“我没那么自恋”。

许知远把自己和梁启超称为“两个70后”,在他看来,他们身处的时代既有类似,也有不同。类似的是,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新科技的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而且在他看来,梁启超那一代人塑造现代公民的任务至今也还没有完成;但不同的是,梁启超那代知识分子可以成为中国的时代中心,其言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但是,“到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已经处于很边缘化的地位,很难再对时代变革作出某种直接的改变了。”《青年变革者》中,许知远把梁启超称为“亚洲最伟大的启蒙者之一”,并认为,写梁启超是对此刻困境的一种回应。

在活动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指出,许知远的人物传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写作者自身的情感投射”。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

许知远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5

许知远:梁启超是“亚洲最伟大的启蒙者之一”,却长期被低估

许知远认为,梁启超肩跨19世纪的帝国文人传统和20世纪的民国知识分子新传统,堪称“亚洲最伟大的启蒙者之一”。他指出,梁启超在1898年25岁时,就因为维新变法而卷入到权力中心。在流亡日本的时候,他依然是重要的思想领袖,他创造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直接影响了胡适、陈独秀、毛泽东等人。胡适就曾经说:“梁启超在他办《时务报》的时代已是一个很有力的政论家;后来他办《新民丛报》,影响更大,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除此之外,1912年,他又重新卷入到政治生活中,两次“再造共和”,到了晚年,他又致力于创造清华的国学院……

另一方面,许知远也试图挖掘梁启超在世界舞台上的故事,“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许知远认为,梁启超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见过J.P.摩根、罗斯福,和世界性的政要打交道,“很少有人可以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这么广泛地旅行,见到这么多世界、这么多的人物。他的宽阔性和丰富性对我是非常大的吸引。”许知远说。

梁启超是从四书五经开始进入新学的,因此对新学存在不少误读。茅海建曾经指出,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湘报》等报刊上大声宣传西学,富于激情地歌颂“民政”“民权”,然而在其思想深处,却始终不太知道什么是西学、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和议会。例如,23岁时,梁启超就在《时务报》上发表《古议院考》,认为汉代的谏大夫、博士、议郎等扮演了西方议会制度中议员的角色。梁启超因为这些误读而曾被严复写信进行过严厉批评。类似的,西学进入中国之后和中国传统知识的碰撞,也让许知远感到棘手,他坦言:“《时务报》的文章都很难读。”不过,在他看来,梁启超的种种误读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所有对新知识的理解都是用自己的旧习惯去进行的。每代人的理解都是错乱的,清晰的都是日后才知道的。”

“对于西学,梁启超可能没有严复理解得那么深刻,但他参与了那么多政治行动、学院的建立。”许知远反复强调的词是“广阔”,他认为,当时很多人在某个领域里非常杰出,但是横跨很多领域的却只有梁启超。在单读的采访中,许知远承认,一些人会认为梁启超轻浮、多变,甚至缺乏定力,缺乏更深刻的思想,但许知远却始终着迷于梁启超的“丰富性和宽阔性”。

梁启超

在本书的宣传过程当中,许知远把梁启超称作“亚洲最伟大的启蒙者之一”“中国最伟大的启蒙者”,并且认为迄今为止,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舞台上,梁启超都被低估了。但是,面对活动现场“梁启超究竟是否被低估”的提问,另一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并没有直接作答,他指出,梁启超还有很多谜没有被揭开,究竟怎么解读,不能一概而论,“历史本来就是主观性很强的。”在马勇看来,梁启超虽然是近代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但至今谈不上是“显学”,尚未能够进入近代史排名前十的位置。不过,现在写梁启超的传记不超过10本,所以“可做的空间还有很多”。

马勇:许知远的人物传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写作者的情感投射”

在许知远的作品《青年变革者》之前,马勇曾经对比阅读过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传记。他感到近年来的作者越来越能够以同情理解的姿态,力图恢复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些努力是有意义的,因为”梁启超在过去很多年都被归为改良主义者,长时间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

许知远对梁启超不仅抱着同情理解的姿态,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指出,他的写作也是梁启超式的“笔端常带感情”的写法。

“(梁启超)他是很有趣的人,看他的轶事,一边打麻将一边写社论。作为著名流亡分子在夏威夷爱上了一个姑娘,又没办法说服他妻子接受这个姑娘,所以很可爱。”许知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断使用“很可爱”“最伟大”这些字眼来形容梁启超,这种感情也洋溢在《青年变革者》的文本当中。马勇看到,许知远的写作和纯粹的历史专业作者是不同的。“历史学家肯定不会一个形容词加一个形容词”,不会追求带有感情的文字。但是马勇也认为,许知远写梁启超,就应该写出一种感情,“因为他和梁启超有很强的相似之处,经历上、家国情怀上,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我是做媒体出身的,梁启超是最伟大的报人,我对他有天然的亲切感。”许知远称。他最早在《经济观察报》担任主笔,随后成为单向空间创始人、《东方历史评论》主编,近年来又因为成为谈话节目《十三邀》主持人而成为话题人物。马勇指出,许知远本人的经历给了他独特的角度。“在之前的梁启超传记写作当中,只有许知远和解玺璋有媒体从业经历,有没有这段经历对于理解传记来说是不同的。不能简单地说学历史的就写得一定好,没学历史的就写得一定差。”

马勇

在《十三邀》中,姜文就曾经对许知远说:“你不是在写梁启超,你是在写你自己。”许知远也承认,他确实带着很鲜明的当下的情绪来写历史。在书中他写道:“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着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在活动现场,他说梁启超身处的时代,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渴望的时代。”所以我把我这些渴望、挫败,都转移到书写这本书里面去了。”

许知远:希望“融入伟大传统之中,未来肯定会有人写我的传记”

在许知远看来,只有当我们理解另一种时代生活的可能性,才会知道此刻出了什么问题。他认为,梁启超那代知识分子可以成为中国的时代中心,其言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但是“到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已经处于很边缘化的地位,很难再对时代变革作出某种直接的改变了”。他说,假设梁启超生活在今天,他的政治抱负也会难以实现。

他哀叹知识精英主导的公共领域迅速衰落,平民娱乐文化占据了大众文化生活的主要领域。许知远不仅怀念梁启超可以施展抱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也怀念逝去的1980年代,在他看来,那时候大家关心哲学,关心中国的困境,而现在,“知识共同体已经瓦解了,娱乐生活变成了唯一的连接。”许知远认为,年轻一代面临着“去历史化”“去人文知识化”的困境,人们现在说着一套综艺娱乐语言,这让他感到悲哀:“如果你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过,你看到大学里、媒体上如何进行辩论,你会知道我们已经没有那个东西了。”

这并不是他的新观察。早在2010年,许知远就曾经写下《庸众的胜利》,揭示出当下“日趋悤烈的反智倾向”,提出“人们在乎的是姿态,而不是内容。”在2018年《南方人物周刊》的

一次采访

中,他说,自己的同行五年前还在谈着“铁肩担道义”,现在则整天在微信上买东西,但“我没有那种变化”。在《十三邀》中,他与13位“社会切片”人物进行对话。但是,被采访者们似乎没有成为他的同盟。对他反复提出的“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蔡澜回应了一句:“年轻人不要想太多。”他也问马东,对这个时代“一点抵触的情绪都没有吗?”马东回答:没有,因为“我没那么自恋”。这些尴尬的对话一度成为了争议话题。在《十三邀》的嘉宾当中,似乎只有陈嘉映回应了许知远的焦虑,陈嘉映告诉他:除非历史发生重大变化,否则我们的精神生活难以重建,因为,“时代变了,和你鼓吹什么不鼓吹什么几乎没有关系。”

许知远《十三邀》剧照

从《庸众的胜利》到今天,近十年过去了,许知远依然在哀叹娱乐至死的环境和知识分子的失语,在他看来,这并不是自己思想的停滞,而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他认为,现在的社会是反智的,即使是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本身也存在问题,在他眼中,很多人骂的知识分子可能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没有自我反省,没有那么多知识,对世界也没有那么多好的判断,就瞎闹。”

面对公众对他是否有精英主义之嫌的质疑,许知远告诉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是由精英领导的。“否则你何必要上哈佛、剑桥呢?精英不是要藐视别人,而是要承担对应的责任,作对应的判断。”许知远也曾表示,自己本来就很“精英化”,“精英化有什么不对吗?我又不想成为易中天,我只要对我认可的、他也认可我的人讲话就好了。别人怎么评价,是他的自由,跟我没关系。”

另一方面,许知远也意识到自己依然有不足之处,他看到,自己虽然一直在探讨知识分子和时代命运的关系,但是读过以赛亚·柏林的《俄国思想家》,就觉得自己“非常浅薄”。而写作梁启超的传记,就是试图把一个4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放在“更长序列之中”,算是“对浅薄的纠正”,他还打算在梁启超三卷本之后,再写写李鸿章,以及在他看来被低估的“世界主义者”林语堂。

“这是我后半生的计划。”许知远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称自己希望“融入伟大传统之中”,写出一些作品,对世界进行一些改变,在活动现场他称,就像现在有人写梁启超的传记一样,“未来肯定会有人写我的传记。”

……………………

| ?)??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