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爷努尔哈赤崛起的历史背景

  努尔哈赤成功的一个前提是苦难生活的磨砺:继母的寡恩,使他养成自立的性格;马市的交易,使他大开眼界;父、祖蒙难,刺激他毅然摆脱常人的平庸生活,踏上王者之路。

  努尔哈赤后来统一女真各部的外在因素,是明嘉靖朝统治的衰落与腐朽。因为建州女真毕竟是明朝全国政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它的左右进退,要受明朝总政治形势的制约和影响。当明王朝强固之时,少数民族首领起而称雄统一,是不可能的。董山被杀即是例证,明王朝是不愿意看到女真统一和强大,会给与干涉。当明王朝衰落之时,少数民族首领起兵统一称雄,则是可能的。到努尔哈赤降生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像一座柱斜梁倾的大厦,岌岌乎将要倒塌。明嘉靖朝的败落腐朽,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四个焦点——外部的“南倭”与“北虏”和内部的“廷衰”与“边弛”,明王朝已经到了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局面。

  “南倭”与“北虏”拖得明朝兵民疲弊,府藏匮竭。“南倭”之患,明初以来,日甚一日。到嘉靖年间,千里滨海,同时告警。倭寇闯入,烧杀抢掠,许多城乡受到兵火的焚劫。明朝长期进行御倭战争,岁无宁日,重耗库藏。

  “北虏”之患,正统之后,尤为剧烈。正统己巳之变与嘉靖庚戌之变,皇帝被俘,京师被困,声威大减,元气大伤。其时,“宣、大、山西有俺答诸部,陕西三边有吉能诸部,蓟、辽有土蛮及黄台吉支党”(《明神宗实录》第9卷),内中俺答成为嘉靖朝肘腋之患。

  仅在努尔哈赤出生的前后十余年间,蒙古兵屡犯京畿,京师五次戒严。宣大总督方逢时疏言:“俺答益称雄桀,攻克诸部,虎踞朔庭,东连察罕,西胁番回,五十余年以攻我,中土之民,困于征输,边鄙之民,死于锋镝……致我三军战斗,暴骨满野,万姓流离,横尸载道,城廓丘墟,刍粮耗竭,外罹惨祸,内虞他梗,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之旰食。”(《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5卷)明廷为抵御俺答汗骑兵南犯,“增兵增饷,选卫修垣,万姓疲劳,海内虚耗”(《明神宗实录》第67卷)。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后,仅嘉靖三十年至三十六年,所发京边用银共三千一百七十一万余两;其时“浙直以被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不惟诸军兴征发停格,即岁入二百万之额且亏其三之一”(《明世宗实录》第456卷)。即每年实际岁入不过一百三十余万两,而支出却达四百五十余万两。尽管后来俺答纳款贡市,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天下财赋岁入还过四百万,北虏款贡侵淫至今岁费三百六十万,罄天下之财,仅足以当虏贡”(《明神宗实录》第262卷)。

  “南倭”与“北虏”之患连年不断,使得明朝兵马疲惫,帑藏(tǎngzàng,国库)匮竭,“百姓嗷嗷,海内骚动”(《明世宗实录》第351卷)。历史表明,“南倭”与“北虏”是嘉靖朝没落的重要外在因素;而“廷衰”与“边弛”则是嘉靖朝没落的重要内在因素。

  “廷衰”与“边驰”使得明朝官疲兵弊,内朽外虚。嘉靖帝一意修玄,大兴土木,生活糜烂,败坏吏制。他好鬼神事,日事斋醮。道士邵元节投其所好,预宴奉天殿,受紫衣玉带,“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明史·邵元节传》第307卷)。道士陶仲文,起自管库,以符水祷祀见幸,“帝有疾,既而瘳,喜仲文祈祷功,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久之,加少傅”,后加少师,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世,惟仲文而已”(《明史·陶仲文传》第307卷)。甚至罢官闲居十余年的原参议顾可学,自言能炼男女之尿为长生药,因得“超拜工部尚书,寻改礼部,再加至太子太保”(《明史·顾可学传》第307卷)。时人有“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之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第2卷)。

  嘉靖帝好大喜功,繁兴土木,天地分祀,修葺西苑,建三殿,缮二宫。如朝鲜进香使郑百朋在京所见云:

  方大兴土木之役,其于阙门之内,土木瓦石等物积如后丘山,千官由其罅(xià,缝隙)隙出入,而礼部尚书夏言董其役事。又于阙内,方造延禧、敬圣二宫,此为皇帝祈祷之所,皆穷极奢侈云。九庙之梁,别作于他处。而至于迎梁之日,阁老及千官,皇帝落点随卫,而皆插花于头,肩荷红袱。梁之数七,而皆以金为饰。担一梁之人,厥数百余……又闻赴役之人,一日三万余人,而皆偿民佣之。故匠人则日给银七分,军人则日给银三分,耗费极矣云。(《李朝中宗实录》第80卷)

  他生活糜烂,广采宫女,动辄千计。宫女受欺凌,遭笞楚,便演出一场“壬寅宫变”之剧。壬寅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谋缢杀嘉靖帝。据朝鲜使臣至京见闻,后奏其国王云:

  臣等九月二十二日到北京,见东西角头,将宫女十六人尸首。问之,则宫婢杨金英等十六人共谋,二十一日夜,乘皇帝醉卧,以黄绒绳用力缢项,事甚危急,宫人张芙蓉觇知其谋,往告方皇后。皇后奔救,则气息垂绝,良久复苏。命召六部尚书会议定罪。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李朝中宗实录》第99卷)

  时嘉靖帝鼻孔流血,气息已绝。经御医“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明史·吴杰传附许绅传》第299卷)。嘉靖帝自“壬寅宫变”后,更“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明史·陶仲文传》第307卷)。所以,史称“世宗自甲午以后,三十余年不视常朝”。

  其“廷衰”与“边驰”,相为表里。“边驰”之弊,嘉靖以来,日甚一日。那个“面瘦颐尖,颧高鼻长,眼尾上斜,殊无风采”的嘉靖帝,三十余年不视朝,“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谣云:‘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集》)。财用不足,信用才士,“点金”成钱,以充国帑。明朝中叶以后,辽东军备日驰。内臣贪黩,边将骄纵,牧地侵占,苑马倒失,屯制破坏,军伍逃亡。辽东明初实行军屯制,“军士守城十二,屯田十八”(毕恭:《辽东志》第7卷);但至嘉靖朝,军屯制逐渐破坏,“名虽在册,军已逃亡,屯田半废,行伍空虚”(《明穆宗实录》第十3卷)。辽东边备废弛,官兵掩败为胜,滥杀冒功。这种倒行逆施,既使辽东明军愈加兵衰势弱,也使辽东边民愈加离心背明。

  总之,“南倭”之祸,“北虏”之扰,内廷之衰,边备之弛,都表明嘉靖年间明朝已经由强盛走向衰落。如《明见·世宗本纪》论曰:

  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明史·世宗本纪二》第十8卷)

  “因以渐替”,即是说明朝至嘉靖已由盛转衰。明朝的衰落,这就为满族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至于由什么人利用这个客观条件,登上历史舞台,演出有声有色的活剧,还需要有其主观条件。努尔哈赤的前述家世及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是他个人诸方面条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