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往丨朱元璋帮清朝皇帝“背了锅”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伸长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这首题为《野卧》的诗据说出自朱元璋之手,当时他还是名小和尚,游食四方,常露宿山野,笔下却气象不凡。

  朱元璋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最底层,靠个人才能与努力取得成功,被认为是“得位最正”的皇帝。登基后,他重视制度建设,所控疆域之广,“远迈汉唐”;文治武功,被康熙赞为“治隆唐宋”。然而,朱元璋杀伐过苛,通过严刑峻法,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

  经过“美颜”处理后的朱元璋像。

  朱元璋究竟是平民英雄,还是暴君,历来评价不一。

  著名学者吴晗先生曾四写《朱元璋传》,他认为“元璋生性泼辣阴狠,从小贪玩撒野,爱出主意,好支使人”“又最会作坏事”。后虽承认朱元璋登基后,较重视农民吃饭、穿衣问题,却将其归为“让步政策”(即认为元末农民起义教训了新统治者朱元璋,迫使他对农民作出一些让步)。种种来自“影射史学”的认知,构成了读者对朱元璋的刻板印象。

  吴晗先生,他是胡适先生的弟子,曾四写《朱元璋传》,可惜受限于“影射史学”。

  自吴晗先生之后,研究朱元璋最深入的学者当推陈梧桐先生。陈先生积三十年之功,完成了《朱元璋大传》(面向学术读者)、《朱元璋传》(面向普通读者)。他所写的朱元璋传记,被著名学者王春瑜先生赞为:“无论是在对朱元璋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尤其是史料的掌握上,都超越了吴晗,是时下出版的几本朱元璋传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一本。陈著与吴著,在朱元璋的研究史上,堪称‘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陈梧桐先生的书房在阳台上,平时在这里写作。

  翻开陈梧桐先生的著作,其中创见颇多,如:

  元末群雄并起,朱元璋能最后取胜,因他始终坚持反元旗号;

  杀胡惟庸、蓝玉等,因淮西旧臣严重腐败;

  朱元璋虽大搞统治专制,却未推行文字狱;

  朱元璋亦有温情一面;

  朱元璋一改对待少数民族的“恩威并施”政策,更侧重于“以德服之”;

  通过自学,朱元璋中年时已能诗善赋,并非只是一介武夫……

  《朱元璋大传》引书500余种,许多是前人未曾征引的史料,呈现出一个复杂、多面、生动的朱元璋。为深入解读《朱元璋大传》,特专访了著名历史学者、84岁的陈梧桐先生。

  搞明史,因材料较为丰富而空白点多

  问:您早年从事世界史方面的工作,为何转到明史研究领域?

  陈梧桐:非常偶然。

  1958年,我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分配到高等教育出版社文史组,参与大学文科教材的编辑工作。后来这个组撤销了,因为出版社发现,我们出版的教材,刚出第一册、第二册,如果反响不错,第三册、第四册就立刻被别的出版社拿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成立晚,名气没别的社那么大。社长决定:以后只出理工科教材,不出文科教材了。

  我编不了理工科的教材,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时,文史哲经的稿都要看,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大社,历史编辑室分工较细,我只负责编世界古代史的稿。

  1969年,教育部及其所辖单位的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锻炼,那是朱元璋老家。我们的驻地离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朱元璋父母的坟不远,此外,朱元璋曾想将凤阳建成中都,整个皇城都建好了,只剩三大殿没建,也在附近。

  凤阳明皇陵神道两侧的石翁仲。

  因为是朱元璋老家,当地老乡常给我们讲起朱元璋的故事。我此前一直编世界史教材,所以听听就过去了,也没想过研究朱元璋。

  “干校”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广西大学。广西大学是1958年才成立的,当时还是一所理工科大学,因全国正在搞“大批判”,自治区领导感到广西缺“笔杆子”,便筹办中文系,我参与了这项工作。中文系办起来后,文学之类的课我教不了,我是学历史的,只好教公共课——世界近代史。

  我夫人在北京工作,我们两地分居,广西方面想调我夫人去广西,可她的单位不放人,我只好想办法调回北京。当时教育部及人教社还没恢复,我找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问要不要人。当时高考还没恢复,各大学已停课多年,中国人民大学连校园都交给别人了。但中央民族大学还在,虽然不上课了,可研究工作还在做,要人。

  就这样,我调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第二年,“四人帮”就被粉碎了,中央民族大学恢复了正常教学。当时世界史教研室要我,但我回绝了,因为做世界史,国内看不到一手资料。系书记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要教中国史,而且要教后半段中国史,便选择了明史。

  选择明史,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二长的王朝,资料相对丰富,空白点较多,有搞头,所以我选择明史作为主攻的方向。

  大传就是一个不断发现新材料、不断改写的过程

  问:与朱元璋相关的史料太多,该如何去研究呢?

  陈梧桐:我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两点:

  首先,要做好材料收集的工作,尽可能全面掌握相关史料,做到竭泽而渔。朱元璋的史料除了《明实录》《明史》外,还零散地出现在各种文集中,数量非常多,要不断收集。资料收集不可能一次完成,特别是撰写大传,是一个不断发现新材料、不断修改的过程。

  比如写蓝玉案,看没看过到蓝玉党案中案犯的口供《逆臣录》,写法就不一样。

  明代开国功臣、朱元璋的义子蓝玉像。

  再比如俞本撰的《纪事录》,其中内容被多书引用,但原书已失传。上世纪末,美籍华裔学者陈学霖教授在台湾找到明代书商刊刻的《明兴野记》,通过与引书一一比对,发现它就是《纪事录》,有了这一新材料,《朱元璋传》中的一些内容就会有改动。

  其次,要做好研究的基本工作,就是将朱元璋人生每个阶段的几个重大问题研究透彻,这样才能得心应手。我先后写了四五十篇关于朱元璋的论文,对他一生中各个阶段的所有关键问题都进行过专题研究。有了这个积累,写出的东西就能经得起推敲。在遇到两个问题互相交叉之处,就能通盘地加以考虑,不至于出现前后说法不一,互相“打架”的问题。

  周有光先生说错了

  问:在网上,许多网友说朱元璋是回民,这是真的吗?

  陈梧桐:这是胡说八道,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即《朱元璋民族成分考辨》)批驳过。

  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呢?回族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1946年写成的《中国伊斯兰史刚要》的一条脚注中提到:“父老相传,明太祖原是回回。”但白先生对此说似存疑议,在其它专著中,从未将朱元璋列为回族人物。

  后来《中华读书报》发表《百岁老人周有光答客问》一文,著名文字改革专家周有光先生说:“现在新的考证说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这已经证明了。”

  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

  我问了很多研究明史的专业学者,都不知道周有光先生所说的“新的考证”依据的是什么。

  上世纪90年代,有个回族研究生给我看过一本繁体竖排小册子,是中国文化大学一位回民教授马明道写的(小册子上未署名),里面提出了一些“论据”,但没一条站得住脚。这个小册子不是正式的公开出版物,是自行印刷散发的。

  驳斥这一观点很简单,只需翻翻《大明会典》,日常供应皇家的肉食是什么,包括皇家祭祖用什么肉,就明白了。按回族习俗,人死后应当天下葬,最迟不超三天,且用白布裹尸、不用棺椁。但明朝皇帝的陵墓并没有采用这种。已发掘的明神宗陵墓,里面既有棺,又有椁。此外,朱元璋在吴元年(1367年)十月派兵北伐时,发布《谕中原檄》中,明确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如果朱元璋是回民,怎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呢?

  如果朱元璋是回民,则他儿子朱棣也是回民,他主持修建的故宫应该是伊斯兰式建筑,今天故宫仍在,主体是明代修建的,是完全的汉式建筑。

  朱元璋帮清朝皇帝“背了锅”

  问:不少读者厌恶朱元璋,觉得他过于狠戾,不值得为这种人写传,您怎么看?

  陈梧桐:关于朱元璋残忍,民间传说较多。他是从下层一步步上来的,与从小在宫廷中成长的人不一样。

  明朝高度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高于此前任何朝代,但不如清朝那么厉害,因为明朝中后期思想禁锢不那么严苛,人们什么都能说,而且可以开已故皇帝玩笑,在清朝就不行。

  民间关于朱元璋的各种肖像均强调他是“猪腰子脸”,但朱元璋后代并无此特征。

  朱元璋为抬高儒学地位,下令全国通祀孔子,科举必须从四书五经出题,还搞神道设教,强化了文化专制,但这和后来的文字狱不是一回事。从目前的史料看,明初并无文字狱,相关记载多不确凿。

  我们都知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只因出了个朱皇上,十年倒有九年荒”,但这个凤阳歌是清代才出现的,人民对清朝统治者不满,又不敢骂清朝,只好骂明朝。这就把明朝妖魔化了。

  在明朝,思想禁锢不那么严,人们对朱元璋并非毕恭毕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连朱元璋的画像都有很多种,有的给他画得很丑。

  明代与清代绝不是一回事

  问:不是都在说“清承明制”吗?

  陈梧桐:很多人说“清承明制”,但事实上,明代与清代绝不是一回事,只是清代几个皇帝在训示和清修《明史》,反复标榜“清承明制”,让很多人信以为真。其实清代没有继承多少明代的好东西,倒是把明代的坏东西全给继承了。

  明代后期,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是一次从里到外的大变革,但清朝入关,社会转型遂告中止。此后,清朝经济再逐渐发展,达到晚明水平,再继续往前发展,这在时间上就整整花了一百年。

  如今对清朝的统治大唱赞歌,各种电视剧赞美康熙、雍正、乾隆,却忽视了明朝的开放性要强于清朝。

  晚明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依然居于世界前列,西方人几次来骚扰,没一个能成功,清代却是屡战屡败。

  从文化建设上说,明代的《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乃至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都是领先世界的成果,清朝能拿出什么世界第一的科技成果来?

  明末已在大规模学习西方,而清代的相关交流直到乾隆时才恢复到明末的水平,等于坐等了一百年。这一百年是关键的一百年,世界发生了巨变,等清代发现落后了,再想追,已经晚了。

  历史研究不应碎片化

  问:在今天,研究者很少关注宏大话题,更愿意做细节研究,您怎样看?

  陈梧桐:过去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什么都往里面套,走向僵化,现在一些人又反其道而行之,处处回避,这也是一种极端,虽然避免教条主义了,但历史研究变得碎片化,大家都在做具体问题的考证,宏观趋势研究没人做,可我们总要追问:一个个历史案例的背后,究竟什么在起作用。

  历史是智慧的宝库,可以给人以启迪,学史读史,可以帮助人民更好地总结过去,改造现实,开创未来。但它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必须通过长期积累,才能看到效果。

  在今天,行政干部进修中,都设有历史课,当然,读历史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问题的,但学了总会有收获。

  文/唐山

  陈梧桐:明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顾问、朱元璋研究会顾问。从事朱元璋研究四十余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代表作有《洪武皇帝大传》《朱元璋传》《朱元璋研究》《明史十讲》(第一作者)《古代民族关系论稿》《万里入胸怀:黄河史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