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欠下了巨额债务的父亲

  金钱的失去可能同时意味着家庭的跌落甚至是亲密关系的瓦解。

  家庭财务的支配者,父亲,在某一天失去了大量财产甚至欠下了巨额债务后,其子女可能会看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世界。

  故事并非只关于“金钱”与“亲情”之间的连接,而是关于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一个家庭的内部如何被影响。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揭示了人的一种普遍困境:一个人无法真正“摆脱”掉其家庭。

  如果回过头,必定存在一个转折点,作为家庭财产支配者父亲们,在子女眼里变得不一样了。在一些家庭中,金钱凸现了它格外强大的力量,它摆布人,让人心碎,令人不安。

  “爸爸不会害你。”人们喜欢金钱,知晓人性,也明白二者相联会产生什么。但在那些明晰或者模糊的时刻里,作为家庭的一员,子女们困惑了,“我不可能抛下我爸不管吧。”“我只为他还最后一笔钱。”尽管经历了心碎和绝望,他们还是试图让情况好转。

  采访、撰文 | 胖粒

  发生了什么?

  200多万,葛小雨也说不清楚父亲具体欠了多少,当债务大到一定程度后,它就变成了抽象的数字。“没有什么概念,当时他打电话时还在在哭,我只想先安慰他。”她的父亲通过小额贷款加刷信用卡欠下了这些债务,在乌鲁木齐。 四室一厅,葛小雨一家四口住了快十年房子也因此处在抵押状态。

  汪昕通过母亲的电话得知了父亲的债务。一些短信暴露了父亲瞒了很久的“高利贷”。叶伟涛在微信里被父亲告知无法为自己缴清下一年学费。陆珺奇认为家庭的境况是在不知觉不觉中变化的,并没有一个特别的时刻。似乎是一条下坡路,每年过年的年货都在逐年变得更差。“已经好几年不买烟花炮竹了。”

  事发之前,汪昕的妈妈一直睡不好觉。“她很敏感,总是想太多。”

  汪昕把母亲的此种表现归结为“孤独”与“更年期”。好在这种日子总算快要熬到头了,再过两年,她就可以退休。她开始想象那些美好的退休生活,除了给孩子存上一笔“嫁妆”,剩下的钱可以四处旅游。她从来没有去过国外,那些地方太远了,要花很多钱,“退休后去。”她总是这么想。

  有时候人们会在事后把某些巧合视作一种征兆。

  汪昕的妈妈手机坏了,想要打个电话给亲戚,男人把手机递了过来,挂了电话,一条短信突然显示在屏幕上。“是催款的。”不动声色,她打开了短信箱,发现里面一长列都是催款信息。

  母亲找到了汪昕,表示现在还在怀疑阶段,并不能确认确有其事。但就算这样汪昕也只能先放下手上的活,买好车票赶回家,还好,只需两个小时,她与她的妈妈就坐在了那套老房子的客厅里。

  以往,汪昕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家庭谈不上多富,但从来没有为金钱发愁过。今年年初汪昕在长沙刚找到了一份艺考培训老师的职位,此前,她考研几次未果。这使得她与家里的关系微妙。父母希望她尽早工作,结婚,然后“稳定下来”。汪昕不想这样,渴望稳定是父辈的愿望,对她而言,一种有价值的人生才是值得追求的。但什么是有价值呢?关于这一点,她也不太清楚。

  一切还未知,这是最可怕的。母女俩进行了各种猜想。贷了多少钱?用来做什么?妈妈做了最坏的预想,咬定他一定是在外面有女人了,极有可能还生了一个孩子。难怪他之前整夜不回家。

  汪昕上网搜寻此类事件,她试图通过别人的经验来弄清事实。P2P网上全是各种P2P暴雷的报道,损失百万千万的大有人在。她想起了交完首付还没装修的新房子。那时在新的市中心的房子,万达的,16楼,原本计划明年装修。她还念叨起了去年父亲新买的车,那是家里的第一辆车,黑色别克,全款交付,她开过几次,坐在里面有一种踏实的幸福。

  会不会它们都没了?

  再这么想下去没个底。汪昕父亲下班后回到家。晚上七点,三个人坐在客厅内。妈妈忍住愤怒和泪水。汪昕尽力保持冷静。而父亲,他看起来很无辜,对眼前的一切表示出惊讶。

  不承认。没有的事,我怎么可能去贷款呢?汪昕父亲在一种愤怒下表现出的行为大概是这样。

  解决眼前的困难

  能不能做这样一个判断,没到那一步——不得不说出真相之时——人们往往相信事态会有更好的发展,或者说,相信自己能解决一切困难。

  葛小雨的父亲就是这样想的。直到欠款达到了他无法兜住的那个关口。他在电话里哭了出来。父亲的哭声甚至让葛小雨来不及去想200多万意味着什么。为了安抚父亲,她在电话里表示,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还债。

  只是在那之后,人慢慢从现实中回过神来,才知道负债200万意味着什么。葛小雨的姐姐大她四岁,在乌鲁木齐做了几年销售后,来到了北京,希望换一个行业增加些收入尽早还完债务。姐妹二人同住一室没多久,妈妈就从家乡赶来了北京,她已经好些年没工作了,为了偿还这笔债务,她选择来到北京重新找一份工作。三人住在一套月租4500的一居室内。

  债务的一部分来自于信用卡,包括几张以葛小雨姐姐名义办的早已透支的信用卡。还有那套被抵押的房子。在葛小雨上初中时,全家从六十多平米的房子,搬到了这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每次去奶奶家,奶奶总感叹‘你们家’现在有钱了。爸爸的车也从那个小的东风雪铁龙,换成了一辆更舒服的凯旋。”

  就是这套房子,最后成了变成了抵押品,不过房子的实际产权早被转移到了姐姐名下,这就等于姐姐需要承担那些原本不需要她承担的债务。

  姐妹二人算了算,按照目前的债务,每个月至少需要还两万。还不起。只有一个办法,先去借钱。先借个十万,然后再换工资更高的工作,再赚点外快, 大家乐观地认为问题不大。葛小雨找到她的朋友,最后借来了十几万。矛盾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姐姐无法借来钱,甚至连房租都需要葛小雨独自承担。

  葛小雨的父亲想了一个办法 ,他买了一个POS机 ,让葛小雨去办一张大额的信用卡,然后把POS机寄给他,这样他就能获得一笔资金。葛小雨愣了一下,这不就是信用卡套现吗?这是父亲众多令他失望的时刻程度最深的一次。她假想如果自己有子女,会将这个风险转移到子女头上吗?不会的。

  感到委屈,但毕竟是家人,想到这里又无可奈何。一个晚上,姐妹俩与妈妈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商讨如何走出困局。

  桌子的两端坐着葛小雨和妈妈,一份合同摆在中间。“那是妈妈在2005年买的商业养老保险合同,十几万早就满额交够。还有一份保单贷款的文件,本金八万八,那是2015年爸爸需要用钱的时候办理的。”

  姐姐坐在一旁的沙发上。“我看不清她什么表情。我不想戴眼镜,看不清让我能更严肃更冷血地说出我需要说的话。”

  一切都是因为钱。如果不是因为欠债,妈妈用不了多久就能享受养老金了。但父亲留下的那个窟窿早就补不上了。葛小雨在日记里写:“先是他自己的信用卡,然后是让我姐姐办很多张信用卡,接着是各种过去养肥的保单用来贷款,再之后就是家里的房子、各种互联网贷款……砰!去年五月幻觉破碎,拆东墙补西墙终于补不上大大小小的洞,整个家庭一起落水。”

  张甯最恐惧电话铃响。极有可能是父亲打来的。他的来电不外乎两种情况,要么这个月没办法还上钱,要么希望能从她那里获得一些金钱上的支援。

  "最疯狂的时候,我手里有三张信用卡,三个小型借贷软件,还有两个朋友的借款,即便如此,父亲仍旧问我,能不能再办张信用卡,能不能再问朋友借点,能不能再找个机构贷款。"

  每到这个时刻,张甯都要让电话铃长久地响着,等对方挂断,然后找个没人地地方,一个人哭一会,没声音的那种。再深吸一口气,拨回去。

  张甯拒绝不了父亲的请求,她说不清是为什么,可能是自己软弱的性格,也可能是——那是我父亲啊,怎么可能丢下他不管呢?——不论如何,还在念大学时,张甯就在父亲的要求下申请了一笔网络贷款,到现在,张甯还需要每个月为父亲偿还4000多元。

  怎么能说是为父亲偿还呢?还不是为了整个家!要是这样说,似乎无人能反驳,张甯最初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为父亲筹了一笔笔钱,只要是为了这个家庭,谁借都是一样,哪怕从本质上来,这是违法的。

  叶伟涛的父亲在万般无奈下请求了自己的孩子为其办一张信用卡,他已经透支了几张卡,再没有朋友能借给他钱了。叶伟涛办了一张信用卡,不过额度只有10000元。”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这是我唯一能给他做的事了吧。”

  汪昕的父亲打算找亲戚借钱来还上欠款。他原本打算再找银行贷款,其中可能有找亲戚借难为情的意思。汪昕与妈妈否定了这个提议,“为了面子值得吗?”舅舅骂了汪昕的爸爸一顿,这是汪昕头一次见到父亲被亲戚如此对待,父亲没有吭声,坐在那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由于父亲“踏实可靠”的形象,几十万元很快就从各处亲戚那里借了出来,但所有人都表示出了巨大的不解:这样一个人——踏实、有眼界、有地位——怎么会干出这种——借钱投资P2P——事儿呢?

  欠下债务之前

  这些家庭就是那种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家庭:父亲,在自己的视阈里有点小成就,家里日子不错,男人可以抽60元一包的烟,亲密关系也不赖,虽然偶尔吵吵,也只是闲暇时的一剂调味品。他们完全可以一直过这种日子,如果没有什么野心的话。

  但必须要承认,你无法苛责他们,看起来他们无非是做了普通人都渴望做的那些事,获得更多的钱。这没有错。

  只是在事后总结时,有人懊丧,为何要走那一步呢?如果不投入那么多就好了。他们像一个失败的赌徒,所有的后果都只能怪罪于命运头上。

  那些巨额的欠债并不是突然就有的,在最初,它们可能只是一笔小小周转资金,需要钱就借,这再正常不过了。只是它怎么就像一个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了呢?

  叶伟涛的父亲在1996年去往温州,进入一家生产警报器的厂子做工人,在外闲逛时,发现倒卖警报器能赚取不少钱,于是他依靠倒卖赚钱了第一笔钱。之后他做过货车司机,帮人做过打手,后来做起了五金生意慢慢起了家,净收入最高时达到上百万。生意场上,亏损是常事,找资金来周转也是常事。只不过人们时长过于乐观地看待自身的处境。这位年近50的父亲回忆起最不该借的那笔钱,是找了一家民间借贷公司借了70万用以扩大工厂。在那之后,他的生意再也没好起来过,持续亏损,他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来填补那些借款窟窿。

  而当借款的来路过多时,特别是那些高昂的利息,会让人们甚至会忘记了借款的具体数字,一旦到了这个局面,欠款很难通过“拆东墙补西墙”来还完,事实上,这正是很多民间借贷的技俩,不会让你一次性全部还完,要以利养利。

  也有借贷方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追款时竟然只要求偿还本金即可。张甯的父亲认为自己有能力支付利息,拒绝了对方的提议。”脑白金的创始人之前不也负债多少多少,最后还不是一下子翻身了。”

  张甯的父亲卖过衣服,炼过铁,还养过鸡,最后他在自己的村子里开了一家面粉厂。面粉厂给一家人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尊严。“也许从那时起,我父亲就觉得自己不再是村中每天围着土地转圈的农民中的一员了。”要赚更多的钱,很少有人会满足于“够用就好”。在一个喝了酒的晚上,父亲对张甯讲述他的赚钱方法。“买进仓库,然后用仓库抵押,扩大生产,垄断市场。”刚开始的借贷金额小,很快就能还上。打破平衡的是那台能烘干粮食增加粮食储存量的“烘干机”的出现。父亲满怀信心踏上了购买烘干机的征途,却遭遇了无良厂家,被要挟追加十万才发货。支付了钱,拿到了机器,却发现其根本派不上多大用场。“而这个不受宠的铁疙瘩,却给本就将近倒闭的加工厂加上了近七十万的贷款。”

  程卫诗的父亲偷偷借了高利贷,用那笔钱与一个远方亲戚开了一家煤气灶店。赚了一些钱后,他并未急于还上那笔高利贷,而是再次进了一大批壁挂炉。“父亲满怀信心地等待这批货卖出去大赚一笔,然而事与愿违,这批货被压住了。新款的壁挂炉不便宜,能痛快地买下来装修新房的人也并不多。”

  各种各样的理由都出现了。“被骗了。”“命运不好。”那些时刻,寻求一种命理解释至少能让人好受一些。

  张甯前几天跟母亲不经意谈到父亲,母亲说,“”他可能就像村里人的评价一样,是掐了脑袋的苍蝇,只能乱撞乱碰,到处乱飞。”母亲还说起,“你父亲年前承包了一百亩地,种了黄芪,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年后一直没下雨,黄芪长不出来,然后又改种了玉米,可刚等玉米种完,就下了一场久违的雨。”

  汪昕的爸爸,在一开始只是想利用手头的闲钱进行投资,在取得一定收益后,享受到了甜头,便越投越多,最后发现那些都是P2P,在去年的夏天,它们一个个都成为了“死雷”。

  前25年,汪昕是顺风顺水的人生典型。一家人生活在湖南的一个城市,虽不是出生在多富裕的家庭,父母的公务员身份足以保证其衣食无忧。在中部小城里,她能拥有最好的一切,念最好的小学、初中与高中。而大学“考砸了”——去了一个普通二本——是她人生中最大的挫折。她的父亲出生在山沟,通过求学获得了城市生活。

  而程卫诗的父亲从复旦大学毕业了,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在那个年代,他也只有被分配的命运。公务员是家人认为的最佳职业,1994年春,父亲听从家里的意见,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他家乡——山东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城,在当地广播局做了一名普通的摄像记者外加办公室科员。

  “广播电视台的工作很累,每天扛着摄像机跟着领导跑乡镇。镜头对准的是领导,拍完县长拍乡长,乡长拍完拍摄镇长。有时候村长也努努劲往镜头前凑热闹争取上次镜。”

  奋斗多年,程卫诗的父亲从一个普通职员逐渐成为一个副局长。与汪昕的父亲相似,虽然没有太多的钱,但他们,是那种看起来不太可能通过贷款承担高额负债的那种人。

  汪昕的父亲不喜欢讲多话,炒得几个好菜,在厨房忙了一个小时后,他把菜端到桌上,自己却不吃几口。家人没有太多的话。这是很多家庭的常态,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欠债后的家庭

  这事不能因为借到了钱就这么过去了。汪昕的妈妈只要一坐下来就想到巨额的负债,自己那点工资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还得完。

  撑不住的时候,她对汪昕说:“要不我去死吧。”

  “妈妈,你死了,我怎么办呢?”

  爸爸,那个家庭的“罪人”,没有好过到哪里去。他对着汪昕解释了自己的做法:“我只是想赚点钱,给你当嫁妆。然后我就走,一个人,离开这里。”

  春节,由于妈妈在北京做保姆无法回家,张甯独自一人回到了老家。不知道是空气不好还是天气的原因,一到村子就让人感到压抑。张甯看到了父亲,他萎顿了许多,具体体现在白发与身体的消瘦上。父亲的眼镜还是那样血红,“像兔子的眼睛一样。”这是父亲常年喝酒的特征。屋里像“单身汉”的家,房子没怎么打扫,衣服也随意堆着。张甯有些心疼父亲。

  她原本以为许久未见,父亲会展现出一些温情,但父亲一上来就对她进行了质问,“你在家这边可以一个月挣两千,为什么你去了北京,挣多了钱,每个月还说还不请?”父亲认为是张甯私自花掉了那些钱,张甯觉得就算是我花掉了,那也是自己的钱,况且当初去北京,为了省钱,招了一个熟人住在地下室来维持生活,怎么现在就好像她是罪人一样?

  从回到家的中午十二点开始争吵,这场架持续到晚上。父亲坦言,家里每天都有要债的,每天都是在硬撑,“明天有人要来拿钱,没钱就杀掉我。”父亲撂下了这么一句话。不得已,张甯只好从两个好友处分别借来五千多。一共一万二,像久干逢雨,它们被父亲拿去填补了那些窟窿,瞬间就消失了。

  负债累累意味着什么?你也许能体会到在花呗上欠500块钱是什么感觉。可如果是欠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呢?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这只能转变成一个抽象的天文数字。

  没有人会否认金钱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在金钱从动力转变为一种压力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感知到自己生活发生的变化。

  葛小雨把为父亲还债称为“烂摊子”。在此之前,她是没有过多的烦恼,如果有,不外乎是那种刚工作的年轻人所共有的:月光,花完工资就刷信用卡。买电脑,换新手机。每天都能喝上咖啡馆几十元一杯的咖啡。

  现在呢,她买了一台二手的咖啡机,一百块。豆子就用五十块一公斤的。偶尔也去便利店花十块买一杯。最近她找到了新的“薅羊毛”方式,她使用三个手机号得到了大量的咖啡优惠券,切换使用,这样一杯下来只需要6元钱。

  如果非要从这种状态寻找到某种正相的改变的话,也不是没有,只是它需要认真去辨别,“但至少,我诚实多了,不是吗?告诉你,我的朋友,诚实的感觉真好。”

  不过所有人似乎都对另外一些事,比如爱情,不再抱有什么期待。

  他们都说着类似的话,“家里这样的情况,不合适。”

  ”我现在很自卑,我不觉得还有人会喜欢我。”

  “这样的情况会拖累人吧。”

  “话说回来,爱情也不是人生的全部。”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我们三个人甚至畅想了一下,明年这个房子租期到了以后,要不要换一个城市生活。一个可以定居的城市,故乡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了,北京也从未让我心动。不如走吧,从北京走,从北方走,去南方,去以前从未想过的地方,过以前从未想过的生活。 ”

  ——葛小雨

  男人们还沉浸在巨大债务带来的悲伤中,妻子们已经开始了“救援”的行动。

  张甯的母亲偷偷跑到北京,等一切安顿好后,才告诉女儿自己找了一份保姆的工作。“你说我在家什么都做不了,还不如出来能挣多少算多少,总比干坐着等别人要债强。”葛小雨的妈妈,从乌鲁木齐去往北京,试图在那里寻找到一份工作,为还债出点力。

  负债让父亲们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而妻子的“远走”是他们的自尊心的再次跌落。丈夫们却将妻子的行为视作一种“背叛”。张甯的父亲气急败坏在电话里大吼:“就算她跑了,所有的贷款也都是厂子的,法人是她,最后看谁倒霉。”葛小雨的爸爸,也在一通电话中向葛小雨哭诉,认为被妻子抛弃了,自己一人在新疆太孤独。葛小雨感到愤怒,“大家都是在拼命赚钱补你造成的窟窿啊。”原本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变的呢?葛小雨与父亲关系非常好,还在念大学时,葛小雨坐火车回家乡,没到站,就接到父亲的电话:“大盘鸡的材料全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回来了。爸爸爱你哦。”

  出于对剩下的财产的保护,他们不得不采用迫不得已的手段,比如离婚来实现目的。那套新房子的户主变更为汪昕,而老房子的户主变更为的汪昕妈妈。没有人会对此表示异议。

  葛小雨的父母在去年年底离了婚,这同样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葛小雨给我看了她父母的结婚照,默默说道:“我父亲这个长相,想讨厌都讨厌不起来。”

  在叶伟涛为学费担忧几天后,他的妈妈,与他父亲离婚多年的商人,为他付清了学费。他拒绝了母亲为他支付生活费的提议,选择去烧烤店打工,一个月3000块,第一个月的工资下发后,他给父亲发了个200元的红包。

  尽管生活窘迫了许多,但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并未因经济状况变得紧张。有意无意,父亲比以往更关心叶伟涛了,他们隔几天就打一通语音电话。都喜欢篮球,每逢重大赛事时,二人还会为各自喜欢的球队口头对战。“猛龙拿了总冠军哦。”“嗯,那只是他们的运气好。”

  汪昕告诉我,自己一家人还是会想要好好过日子。工资卡已经返回给父亲,长达15年的生活里,他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工资卡。“这种自由会不会没有起初想象的那么好,我和妈妈都不知道。”父亲抽的烟从40、50一包,每天3、4包,变成了5到10元一包,每天1到2包。家里买了花,有绿箩,三角梅,“日子总得过去,难关也需要咬牙过,父亲节那天,我要发红包鼓励他,希望他一切都好。”汪昕说。

  母亲与葛小雨睡一张床。母亲醒得早,大概六点多,北京的天空也亮了,她走到厨房,为女儿准备早餐。住在十四楼,阳光很好,葛小雨开门走进客厅,看见母亲在给窗台边的植物浇水。

  “你心情怎么这么好哇?”

  “不是你说的吗?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开开心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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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粒

  山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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