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国际难民:中东地区是国际难民的最早产生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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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繁荣能够让难民接收国更好地包容作为“外来者”“陌生人”的难民,而经济衰退和经济紧缩则具有相反的效果。

  旷日持久的中东地区国际难民危机

  中东地区是国际难民的最早产生地之一,其难民数量巨大,成为20 世纪国际难民问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勒斯坦问题一直困扰着国际社会。由于巴勒斯坦版图的变动,阿以冲突加剧,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更具争议性的同时,也影响着整个中东地区的社会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英国对巴勒斯坦进行了委任统治。但由于宗教、经济以及各种外部势力的干扰,英国统治无法继续,随后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至联合国。1947 年11 月29 日,联合国最终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

  巴以冲突废墟上的难民雕像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以色列国建立, 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不断流向国际社会,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此产生。仅第一次中东战争就造成了70 多万巴勒斯坦难民,大多数难民逃往周边的约旦、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在巴以冲突的整个过程中,巴勒斯坦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巴勒斯坦难民流落到周边阿拉伯国家后,大部分人得不到妥善安置。很多难民依靠近东救济工程处发放的食品生存。近东救济工程处是联合国设立的特别机构,主要解决巴勒斯坦难民的需求。但仍有大量巴勒斯坦人无法申请到难民资格, 只得自谋生路。有近20 万巴勒斯坦难民进入总面积只有300 多平方公里、原住居民不到10 万人的加沙地带。由于生存空间狭小,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巴勒斯坦难民只能依赖联合国难民署和近东救济工程处生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仍有500 万难民等待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救援。

  Nakba,在阿拉伯语中义为“灾难”“浩劫”,特指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所经历的这场灾难。Nakba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不仅意味着国土沦丧,还意味着梦想的破灭,对突然降临灾难的恐惧,这个词代表的是一种创伤记忆。在这场灾难之前,巴勒斯坦人一直将巴勒斯坦视为乐园、希望之地。但如今家园已丧,故国难回。巴勒斯坦人将每年的5 月15 日定为“Nakba”纪念日(巴勒斯坦灾难日),以此来维持一种对家园故国的集体记忆。目前,中东地区冲突不断升级,恐怖势力不断扩张,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巴勒斯坦民众以游行的方式

  纪念“巴勒斯坦灾难日”

  除巴勒斯坦外,伊拉克也是中东国际难民的输出国之一。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伊拉克境内的战争与冲突不断,动荡的社会环境产生了大批难民。贯穿20 世纪80 年代的两伊战争、90 年代初的海湾战争、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造成了上百万的伊拉克难民。据联合国估计,已有470 万伊拉克人流离失所,约占伊拉克居民的1/6,其中有200 万伊拉克人逃往他国。许多人选择在邻国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定居,但这些国家没有难民保护法,同时,在叙利亚的伊拉克难民还面临着新的战争暴力,因此,一些人开始陆续返回伊拉克。时至今日,伊拉克地区战火不断, 在摩苏尔地区仍有数十万平民被困。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英美联军无法控制全局,最终在2005 年将权力移交给伊拉克政府。但由于国家机器遭到破坏,伊拉克的国内建设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这也使恐怖势力趁机壮大,伊拉克难民问题的解决更是显得遥遥无期。

  1991年4月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库尔德人逃往土耳其

  20 世纪90 年代的非洲国际难民危机

  中东地区的难民危机主要是宗教矛盾和战争造成的,而独立后的非洲地区的难民问题主要是由种族冲突引发的。曾被誉为“东非明珠”的乌干达,独立后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党派斗争、宗教纠纷、部族冲突不断。进入20 世纪70 年代后,矛盾不断升级。1971 年,陆军司令伊迪·阿敏发动政变,推翻奥博特政府,成为乌干达的军事统治者。伊迪·阿敏统治期间,政治混乱,经济凋敝不堪,再加上种族迫害,造成大批国民外逃。1972 年8 月,伊迪·阿敏指责居住在本国的亚洲人是“吸血鬼”,并责令其90 日内离开,由英国殖民者带入非洲的许多印度和巴基斯坦人聚集的社区遭摧毁,大约有9 万名亚洲人遭驱逐,其中约5 万人逃到了英国,一些印度人的穆斯林团体逃到了加拿大,只有小部分人逃回了印度。这些人掌握的财富占乌干达经济的很大份额,遭驱逐后,他们的财产被没收,银行账户被冻结, 珠宝被抢走。在乌尔干,有5000 至6000 个亚洲人的公司被政府机构和个人瓜分。直到1986 年,穆塞韦尼执政后,才结束了乌干达长期的混乱状态,并力促民族和解,协调政派纷争,化解宗教矛盾,政局才日趋稳定。

  1994 年的卢旺达非洲大湖区也出现了难民危机。布隆迪、卢旺达和扎伊尔三国坐落在非洲中部的坦葛尼喀湖和基伍湖沿岸,被称为“大湖国家”。该地区由于跨界民族的存在,再加上历史积怨,种族冲突不断,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无论是殖民时期还是在独立后,民族矛盾一直非常尖锐。1994 年,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总统遭遇空难,引发了两国激烈的国内动荡,在卢旺达则直接导致了“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这场震惊世界的种族大屠杀造成50 万图西族人被杀,400 万人无家可归, 200 万人逃往邻国扎伊尔和坦桑尼亚。在扎伊尔东部的戈马地区,有着在世界范围内都算颇具规模的难民营, 在这里聚集着125 万之多的卢旺达难民。在布隆迪,种族冲突导致70 多万胡图族人沦为难民,其中有20 万人逃往扎伊尔。但由于扎伊尔地区长期战乱,再加上自然环境等因素,大量难民的涌入使得扎伊尔难民营的食物、饮用水等基本生活必需品非常匮乏。另外,该地区霍乱肆虐,已有近4 万难民失去生命。此外,难民营实行的军事化管理进一步激化了本地区的种族冲突。1997年,扎伊尔发生暴动,以卡比拉为首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夺取了政权,并将扎伊尔更名为“刚果(金)”。然而新政府掌权不久,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刚果(金)出现叛乱。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战火燃遍了整个大湖地区。直到20 世纪90 年代末,战火才逐渐停息。但由于种种原因, 大湖区难民的遣返工作一直难以进行,而且难民人数仍在不断增加。

  联合国难民署在南非的帐篷难民营

  进入21 世纪之后,非洲的难民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因为地区性冲突,难民人数进一步加大。2003 年年初,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两支黑人反政府武装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武装活动,这场战争导致了20 万人死亡,250 多万人背井离乡,25 万名难民生活在乍得难民营。

  “外来者”的未来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难民危机解决的经验来看,难民危机的解决,一方面要依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缩写为 UNRRA)、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委员会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缩写为UNHCR)等协调下的国际社会的合作,以提供实质性的国际援助。另一方面,难民危机“危”中有“机”,它对难民接收国来说,也不完全都是负担。从欧洲战后的成功经验来看,难民能够为接收国提供丰富劳动力,促进该国经济发展。如20 世纪50 年代的西德经济奇迹, 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到该国大量难民劳动力的支持。又如英国根据“欧洲自愿工人”(European Voluntary Worker)计划,接收了八万多名各国难民从事农业、矿业、钢铁冶炼和轻工业。北欧等国在战后几十年里,也接收了数百万外国工人或“客工”(guest worker)移民。直到1973 年石油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才停止了这一难民接收浪潮。所以,从世界历史上成功应对难民危机的经验来看,应对难民危机的最好办法,不是建筑围栏,不是驱赶,也不是不断加强欧洲边界巡逻, 而是经济发展,加强难民与当地居民的融合。

  欧洲一些国家民众举起欢迎难民的牌子

  但今天的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又有许多不同。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整个世界经济,欧盟各国都处在经济衰退、预算减少、就业率下降的阵痛之中,他们的制造业不再能够为难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欧盟委员会中各国的争吵,联合国难民署资金和能力的缺乏,让叙利亚和利比亚的难民危机造成全球性后果。

  世界历史已经证明,经济繁荣能够让难民接收国更好地包容作为“外来者”“陌生人”的难民,而经济衰退和经济紧缩则具有相反的效果。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文化包容,减少西方对世界事务的肆意武力干预, 调节各文化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妥善解决包括叙利亚难民在内的国际难民问题。

  原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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