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教授王冀青省图受热捧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1908年

斯坦因车队在安西县(今甘肃瓜州县)

1908年的莫高窟外景

燕都融媒体记者 杨佳薇 文/图

千年敦煌,从西北大漠款款而来,前段时间,河北博物院的“敦煌不再遥远——走进河北”展览让参观者感受敦煌石窟的壮丽恢宏,品味千年佛国世界与平凡众生的生活故事。开展三个多月,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前来一睹古老敦煌的风姿。余味尚在,6月15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王冀青在冀图讲堂带来了以《敦煌文献的发现、流散与保护》为题的专题讲座,吸引了大批观众前往,讲座刚一结束,王冀青就被一群观众围住,要求合影并加微信。

王冀青简介

王冀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1985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85年留校任教。1989—1992年先后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大英博物院档案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东洋文库研究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任访问学者、研究员,主要研究丝绸之路探险史与海外藏敦煌文物。1995年任英国科学院王宽诚基金研究员,在牛津大学整理、研究斯坦因丝绸之路考古档案。2000年后十余次赴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梵蒂冈、荷兰等国考察丝绸之路。已发表各类中、英文论著180篇(部)。

现场

讲座后观众迟迟不愿离去“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敦煌文书的那一段故事。”6月15日,河北省图书馆多功能厅,现场幻灯片开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王冀青身着浅蓝色衬衣,开场立马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讲座现场,从90后、00后到80多岁的老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100多年前,1907年6月的一个傍晚,满载24箱经卷和5箱佛画的一支驼马队悄然离开敦煌,带队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志得意满,区区数十块银两的代价,就令他一夜之间名噪英伦三岛。100多年后,在河北省图书馆,王冀青再说起这段历史,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讲座现场,王冀青从王道士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敦煌文献在国内的早期流散;斯坦因莫高窟考古与英藏敦煌文献;伯希和莫高窟考古与法藏敦煌文献;其他敦煌文献收藏品;敦煌文献保护与刊布过程中的国际合作(以英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为中心)等六个方面详细阐述敦煌文献的发现、流散与保护。

“这个讲座其实是和前段时间河北博物院的“敦煌不再遥远——走进河北”展览是相连接的。”王冀青说,敦煌文献和敦煌壁画是一体的,敦煌文化文物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壁画、藏经洞的文书和美术品、彩塑和石窟寺等等,它是一个整体,互相之间都有关联。

“其实,我和河北是有一定渊源的,我的名字中有个冀字,我母亲是河北易县人。”王冀青向记者感慨,这是第一次到石家庄,第一次到河北省图书馆,觉得非常好,“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到河北更多的地方给大家说说敦煌文物的那些事。”

追溯

那一段带着叹息声的历史

王冀青的讲座现场,观众席里不时发出叹息声,“敦煌文物刚好在1900年发现,确实不幸。”王冀青说。

1900年6月22日,在中国西北之一角的敦煌,王道士偶然间打破壁画,惊讶地发现有一个洞口,里头有“白包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而此时,清王朝摇摇欲坠。东边,八国联军的枪炮打破了天津的大沽炮台,正在赶往北京的路上,眼看清王朝都城不保。

敦煌文书的发现,并没有率先在中国学者中引发反响。1907年,野心勃勃的斯坦因来了,时任阿克苏道尹的潘震对其礼遇有加,大开方便之门,他将一万多件古代资料搬到遥远的西方。

在斯坦因离开敦煌几个月后的1908年2月25日,“识货的”法国人伯希和出现在莫高窟前,一头扎进藏经洞,“惊得呆若木鸡”的伯希和自称“每小时阅百卷,浏览典籍之速,堪与行驶中的汽车相比拟。”精通中国历史的伯希和斩获颇丰。此后日本的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闻风而至,接着满载而归。

“敦煌文书的流失,是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代表和缩影。”王冀青说,近代中国历史上,从中国流出许多文物,其途径很复杂,但主要有四大类,即西方的探险家、外国驻华外交领事官、侨民、外国传教士。

聚焦

敦煌文书带你回归千年之前“敦煌文书的价值是全世界公认的,敦煌文书的再现与安阳殷墟甲骨、居延汉晋简策、明清大库档案并列四大考古发现。敦煌文书形式多样、数量庞大、跨越时间长、使用语言多、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具有极高的文物珍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王冀青说,敦煌文书中有大量手抄本,手抄本中又有多种装帧形式,如卷子装、册页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等,对中国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古籍有多珍贵?王冀青举例说,如今,一页宋代书就已经弥足珍贵,但敦煌文献比宋代更早,上至六朝,下迄宋初,历时达700年之久,这个期间的古籍很难看到,数量更是达到五万多件,价值更不可估量,“古籍版本越早,价值越高,手抄本存世少,大量的手写本价值也很高。”

“古籍能保留到今天的其实不到百分之十,这五万多册敦煌文献可以说揭开的是一段段我们不知道的历史。”王冀青说,敦煌文书除了有大量的宗教文书,还有一些社会文书,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学、艺术、科技等众多领域,从各个方面反映我国中古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化风貌,弥补了现存史料不足给研究者带来的缺憾,纠正了以往史书中一些不确切的记述,解决了许多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某些篇章。“可以说,敦煌文书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曾经只在古籍目录上看到的一些书,不深入研究敦煌文书,就无法全面准确深刻地了解中华文明史。”

据悉,除了手抄本,敦煌文书中还有不足百件的刻本。这些刻本为有关印刷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特别是现藏英国伦敦的唐威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充分展示了我国雕版印刷的精湛技艺,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木刻本书籍。

上大学时,王冀青曾经借了一本斯坦因的游记,这本书一直在他手里,“41年了,我研究敦煌,研究斯坦因,研究那段历史,41年如一日。”

1989年,王冀青赴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和大英博物院从事合作研究,整理研究中国西北考古史档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非常珍贵的斯坦因档案,包括斯坦因前后四次来中国西北考古的日记和其它帐目、书信等手稿,日记中凌乱地记录了斯坦因在中国西北等地怎样与别人打交道,怎样处理矛盾,以及一些心理盘算。“这些足以证明敦煌文物的所有权应属中国。”王冀青说,那段时间的海外工作是艰辛的,必须对外文资料进行逐字逐词的琢磨、考证,但最终的收获让他觉得很值得。

“文物保护,首先最好的地方应是出土之地,因为它已经适应了该地的气候。”王冀青说,文物需要母体,文物离开母体后,历史的真相往往也会随之消失。对承载灿烂文明的文物来说,回到它们的诞生之地是最好的归宿,也是守住文化之根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