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我们今天仍没有完全读懂阿城?

今年是《棋王》诞生35周年。6月11日,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理想国、网易声音图书馆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举办“世事如棋”阿城文学之夜。我们邀请了众多嘉宾一起朗诵阿城、分享感受。贾行家认为,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作家都没能达到阿城当年的文字质感。

在《棋王》出版的35周年之后的今天,阿城的作品对于当下读者的意义是什么?作家贾行家在《一世读阿城》一文里,呼吁我们“回到阿城”,我们为什么要“回到阿城”?从文化变迁的谱系来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阿城是如何在“废墟”上重写中国话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完全读懂阿城?

6月11日,新京报·文化客厅第三场活动,由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理想国共同举办,活动嘉宾有编剧史航、演员陈数、演员张颂文、主持人董浩、知名原创音乐人邵夷贝、青年作家贾行家、作家杨葵、青年作家东东枪、歌手张玮玮和浙江省特教学院学生李意豪。大家一起朗读阿城的作品,并分享自己对阿城作品的感受。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不合作”是一种在被俘获之前把握自己的态度

贾行家在《一世读阿城》一文中评价道,阿城的“三王”显露出阿城的一种“不合作之气”,“‘不合作’就是眼里没有,你的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眼里依旧可以没有你。对魏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思考的结果。‘不合作’要先想清楚自己。”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具体理解这种“不合作”与“想清楚自己”之间的联系呢?

在本报记者对他的采访中,贾行家解释道,这种“想清楚自己”的感觉,就像美剧《绝命毒师》中得了肺癌的男主角一样,他告诉自己,他现在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不被疾病控制住。我们并不是拒绝跟某个明确的对象合作,“不合作”指的是我们掌控自己的一种方式。

贾行家

这就像阿城的《棋王》和《孩子王》的主人公一样,他们都自己掌控着自己。在《棋王》里,王一生说,不用去找书记,他自己找人下棋。在《孩子王》里,主人公要按自己的教法来教学生,若不被允许他便回去。

此外,若我们和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东西进行对抗,我们会下意识地去学习它,进而变成它的一部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对抗也是一种合作。而“不合作”,是指在被不可避免的结局俘获之前,自己先把握住自己的一种态度,我们也可以把它叫作“逃避”。而在八十年代初,很少有人会有这种意识。所以,阿城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

阿城在“废墟”上重写了中国话

贾行家认为,阿城是一个文体家,他在“废墟”上重写了中国话。这种重写是一种回归。但是,其实这种回归不仅是指把旧的传统捡回来了,更是一种创新。因为在那时,中国人嘴里的那套话语体系都是规定好了的,而这样的说话方式又决定了人们的思考方式。而阿城让我们回归到了中国语言最本真的一面,也是最世俗的一面。他通过自己说自己的话,夺回了思考的方式的自主权利。这是在广义上来说,阿城在文体上做出的贡献,也是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的贡献。

阿城

对于写作者来说,阿城文字的质感和美感是我们很熟悉的,带有某种古意,但其实,阿城的文字又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阿城的文字由此变成了一种标志性的东西。贾行家十分敬畏阿城的文字。他认为,直到今天,许多中文写作者对中文的虔诚和用中文的能力,都没有达到阿城当年对文字的质感的把控水平。

和一群人说话时,也犹如和一个人说话

贾行家在评价《闲话闲说》的时候,说“这本书还开辟了一种路数,就是面对面的姿态。阿城和一群人说话时,也犹如和一个人说话。”贾行家解释道,这是因为这本书建立了一种对象感。就如博尔赫斯有一次在和读者开音乐会时说的那样,“我不是和你一起在聊天,我是和你们每一个人在聊天”。

当一个人对着一群人说话的时候,或者一群人对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阿城知道,这不是一种很好的交流的关系。阿城喜欢聊天,他在聊天中形成了特殊的文体。阿城自己说,他写《常识与通识》是为了致敬为大家普及常识的房龙,而他写作都是一对一的。因为只有“一对一”,我们才能回复到正常的关系中。阿城说,我一对一跟你们聊天,我可以跟你们交心,我跟一大片人一起聊天,我怎么可能跟你们交心?阿城始终在寻找我们个体之间谈话的方式。

贾行家提到,我们在和父母聊天的时候,父母不仅仅是父母,而是代表了一个家族,他们从他们这个家族出发,所以会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之类的问题。“大到两个国家,小到两个人,我们为什么不坐下来进行一对一的平等的交流呢?这种平等对话其实不是很常见的。”

阿城的小说是度量好小说的尺度

在聊到阿城对当下中国青年作家的意义时,贾行家认为,阿城的小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尺度。“好多读者不知道一本好小说到底好在哪?或者这本小说是不是好小说?这是需要尺度和标准的。阿城的小说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故弄玄虚。我们用阿城去度量其他小说的话会很合适。”

另外,阿城的书对人本身是一种重新的发掘。“我听喜欢哲学的朋友讲,虽然好多中国小说家提供了很多哲学研究的样本,但他们对于自己人物的思想的了解,按照哲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是错误的,只不过因为他们很天才。比方说,余华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他的《活着》展示的东西和他理解的东西的层面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有着很高的小说家的本领。”

“阿城有个不同之处,他对他的笔下人物的把握是全方位的,甚至,他看自己都是站在很远的出发点去看自己的。他对人的重新发掘,对每一个人生活本身的发现力度,我们是可以不借助其他方式,自己去读就读到的。这是很神奇的一面。”

贾行家还认为,阿城反复提醒我们的一个词是世俗,这是他对文化、常识的基本态度。他想通过自己的世俗小说来表达一些文化层面的意义。当时,阿城和韩少功一起被看作寻根文学的代表。但是,“阿城不像韩少功为小说寻找文化,阿城是为了文化而提供小说的样本。所以很快,阿城的小说就脱离了我们的视野。”因此,贾行家认为,我们今天仍没能在广义上在中国传统文化谱系当中充分理解阿城的作品,“大家还没有完全读懂阿城”,“我觉得在三十五年后再读他的作品,依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