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

【作者简介】张强禄,研究员,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问题早在1925年安特生先生在《甘肃考古记》提出“甘肃远古文化六期说”时就涉及到了,但他将早期序列颠倒了。后来夏鼐先生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首次提出“马家窑文化”的命名,对马家窑文化渊源问题的研究也就由此展开。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以往多着眼于文化内涵的异同,包括典型陶器型式,彩陶花纹图案的演变,房屋窑穴、经济类型的类比上等,论证精辟,且多达成共识,本文不再赘述,而是想从“石岭下类型”的命名、文化内涵及其与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的关系上人手,并结合甘青地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分布的地理环境、所处的时代特点及分化的社会人文背景等,对该问题进行论述,谈几点看法。

一、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马家窑类型

仰韶文化因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青海东部,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大致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半坡期,年代距今约7000年—6000年;中期为庙底沟期,距今约6000年—5500年;晚期为半坡类型晚期,距今约5500年—4900年。有学者经分析提出了“大仰韶文化”的概念,并分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仰韶晚期文化”三个阶段,且把相当于早期阶段的豫北冀南区的“后岗类型”独立出来,称为“后岗一期文化”,与“半坡文化”、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文化并存,而把相当于晚期阶段的豫中“秦王寨类型”、豫北冀南“大司空类型”划分为从仰韶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亚文化”。笔者赞同“大仰韶文化”的提法,其概念层次应等同于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等。出于历史的考虑,并便于考古学的宏观把握,本文将“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都视为“大仰韶文化”下的亚文化或大的区域类型,其下又有小的区域文化和小的类型的划分。在此,申明这一点,有助于下文的讨论。

马家窑文化因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甘南高原和陇南山地,曾又名“甘肃仰韶文化”,概念层次等同于仰韶文化,属铜石并用时代。一般分为三个时期(或称类型):第一期为马家窑期,年代距今约5290年—4880年;第二期为半山期,距今约4655年—4330年;第三期为马厂期,距今约4330年—4055年。有些学者在马家窑类型前插入一个“石岭下类型”,或将以石岭下为代表的遗存作为马家窑类型的早期,还有在马家窑类型之后插入一个小坪子期,或把小坪子期归入马家窑类型的晚期。

本文将探讨的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即以甘青地区为界,讨论马家窑文化之马家窑类型与仰韶文化晚期之间类型的关系。按通常所说,我们把甘青地区分为两大区域,东部泾渭区(包括甘肃东部径、渭河上游流域,宁夏南部山地,西汉水流域和白龙江中下游流域)与中西部河湟区(包括黄河中上游、湟水流域,河西走廊,青海东部及甘南高原)。

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是自东向西逐渐发展的,前仰韶文化之一的老官台文化,或称“大地湾一期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和汉水中游流域,东起陕西华县,西至甘肃天水,年代大约距今7900年—7000年。

距今10000年—6700年左右,青海东部分布着以拉乙亥文化为代表的细石器遗存。贵南县拉乙亥、小柴旦湖滨及青海湖南岸马河岸等地发现有大型打制石器、精致的细石器和骨锥、骨针、石珠等,但不见磨光石、陶片。虽已跨入新石器时代,但文化水平滞后于中原地区。据研究,距今8500年—3000年为中国大暖期的起讫时间,其中距今7200年—6000年是大暖期中稳定的暖温阶段,各地气候均较暖温,季风降水几乎波及全国。植物生长空前繁茂,现代为草原的青海湖滨当时出现针叶阔叶混交林,从发现的紫果云杉残木可推知当时降水量达600毫米左右,温度高于现代3℃左右;森林与森林草原带的界线与今相比西移3—5个经度,至满洲里东北、布哈林旗、呼和浩特、贺兰山南、西宁一线;整个青藏高原地区是以高原草原和森林以及高原草原为主的植被面貌。所以这个时期青海东部发现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古人类聚居地是不足为奇的,应是当地的土著居民。

甘肃境内的早期仰韶文化分布于渭河、泾河上游流域,西汉水流域及白发龙江中游流域,经正式发掘含有该阶段遗存的遗址有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天水师赵村、西山坪、武都大李家坪等,此外正宁县宫家川遗址调查材料也比较丰富。这些遗存文化面貌同陕西境内的半坡类型基本相同,差别不大,可归为同一个类型,其中位于六盘山东侧的宫家川早期遗存与陕西境内的半坡类型最为相似,而六盘山以西的同类遗存则与后者大同之中存小异。

庙底沟期是仰韶文化迅速发展的阶段,除渭河上游、西汉水、白龙江中游流域外,甘肃中部黄河沿岸、洮河流域及青海东北部的民和、循化等地都发现有该阶段遗存,经发掘或试掘含该阶段遗存的遗址有大地湾、师赵村、西山坪、大李家坪、礼县高寺头、民和阳洼坡等,其中以大地湾遗址内涵最为丰富,文化面貌与陕西的泉护类型相似,但个别器形和花纹自有特征。有学者认为其应为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在甘、青、宁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但若把它放在整个庙底沟期仰韶文化的大背景中,就能看出大地湾三期遗存同关中地区的联系还是占主导地位,同属一个类型,但有其地方特色。西汉水流域和白龙江中游流域也属这类情况,河湟区庙底沟期遗存目前所见材料较为详细的有民和阳洼坡、循化红土坡嘴子遗址,均含有庙底沟类型晚期和“石岭下类型”两个阶段的遗存,如阳洼坡A类遗存(以原报告图四,8、18、21;图五,1—4等为代表)、红土坡嘴子以重唇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彩陶盆、红陶钵(原报告图三,6、7、4、10、12)等为代表的遗存,都属于这一阶段。由于此二者属试掘和调查材料,不够详尽,精确的类比尚难做到,但不难发现大地湾三期遗存中富有特征的轨状口沿(或称凹凸唇口沿)夹砂罐在该地区似不多见,彩陶花纹也有特色,与甘肃东部同类遗存不完全相同。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是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前段在甘青地区属仰韶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期,发现的遗址数量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几乎涵盖了甘肃全省、宁夏南部山区、青海东部的所有区域,最西可达河西走廊的武威。及青海东部的西宁、贵南一带,川西北长江上游流域也发现有该阶段遗存。经正式发掘含该阶段遗存的遗址很多,除前述的大地湾、师赵村、大李家坪、高寺头、阳洼坡等,尚有甘谷毛家坪、武山傅家门,宁夏隆德页河子、海原菜园村西沟儿洼H1、H2的,甘肃东乡林家,兰州西坡、王保保城、永登蒋家坪,宁夏海原曹洼,青海乐都脑庄的、民和核桃庄、西宁宗日等。就文化内涵来看,基本上可分为泾渭区(包括宁夏东南端、陇南山地)仰韶晚期文化和河湟区(包括宁夏南部清水河流域、甘南高原)马家窑期马家窑文化两个大文化区(图一)。

甘肃东部仰韶文化晚期以大地湾四期遗存为代表,距今约5500年—4900年,初步划分为早晚两段,分别以大地湾遗址九区下层和上层为代表。由于目前仅出有发掘简报,早晚文化面貌的具体差异不很明确,仅知泥质灰陶和素面陶的比例呈增加的趋势,彩陶衰落,其中以圆点、弧三角构图的花瓣纹多见于下层,而橙黄陶上浓黑的平行线、波形纹多见于上层,白色彩绘在上层增多小口尖底瓶均以平唇口为主,但下层伴有少量的重唇口尖底瓶,上层则出现了喇叭口尖底瓶,侈口深腹夹砂罐内折沿也变得明显,曲腹彩陶盆显著减少(图二、图三)大地湾四期遗存整体文化面貌同六盘山以东的半坡晚期类型相似,但又具有较为强烈的地方特征,发掘者建议有必要把分布于甘肃东部的该类遗存单独命名为“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暂称)。从目前材料来看,甘肃东部陇山以西的渭河、葫芦河流域是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分布的中心地带,包括秦安、天水、甘谷、庄浪、静宁、武山等地。宁夏东南端葫芦河流域的页河子遗址也属此类遗存(图四)。西汉水流域该阶段遗存文化面貌同大地湾仰韶晚期差别亦不大,而白龙江中游秦岭谷地同类遗存则表现出较强的地方特色,既受到西边马家窑类型的影响,又有一些自身本地发展起来的特点,文化内涵与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有大同,更有小异(图五)。由此甘肃东部仰韶晚期文化大体可划分为大地湾仰韶晚期和大李家坪仰韶晚期(以大李家坪二、三期遗存为代表)两个小的地方类型,前者分布区域较广,占主导地区。

河湟区马家窑类型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段:早段以林家早期为代表,包括蒋家坪、临夏范家村、临洮马家窑、兰州西坡、曹家嘴等有关遗存;中段以林家中期为代表,与之相当的有雁儿湾、马家窑等有关遗存;晚段以林家晚期为代表,王保保城M1、永登杜家台M1、脑庄M1等属此阶段。无论从分布区域、文化遗物特征、房屋窑穴的形制结构、埋葬习俗,还是经济类型的构成上,大地湾仰韶晚期和马家窑类型都有很大的差别,其差别程度已足以将二者划分为两个文化区系,即大地湾仰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之马家窑类型。马家窑类型本身由于分布的地理环境,时代早晚的差异,不同区域也呈现出一些地方特征,构成一个小文化圈。

经分析,大体可分为五个小的文化区:1.以兰州盆地为中心的陇西平原,为典型马家窑类型所在地(图六);2.天水—武山渭河源头地区,为马家窑类型和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交错分布区,受到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的强烈影响,文化内涵极不单纯(图七);3.宁夏南部山区清水河流域,以沟儿洼H1、H2和曹洼遗存为代表(图八;)4.青海东部和武威地区,以宗日一期遗存为代表,舞蹈纹图案是该区富有特征的彩陶图案(图九);5.甘南高原(图一)。其文化面貌虽有时代早晚的差别,但地域差别是主要的。与典型马家窑类型差别最大的是处于两端的青海东部、武威地区和天水一武山一带,前者有学者认为应单独划分为“宗日文化”,后者则显示出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有很多联系。

二、石岭下类型与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

对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1.认为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故又名甘肃仰韶文化,其承袭甘青地区的庙底沟类型通过石岭下类型发展而来,文化内涵发生变异的原因,主要是仰韶先民的逐渐西进,在新的自然地理环境下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仰韶文化。2.马家窑文化之马家窑类型兴起年代在仰韶文化晚期的最后阶段(即大地湾四期晚段),它们是两支存在于不同空间、年代大体相当的考古学文化,渭河源头可能是马家窑类型和大地湾四期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区。 马家窑文化的形成当另有源头,青海东部的拉乙亥文化或能提供一些信息。这两种观点都提到了石岭下类型和大地湾仰韶晚期类型,部分学者还建议“石岭下类型”的命名可以由“大地湾仰韶晚期”替代,也都强调甘青地区土著文化的作用,只是着重点不同。无疑“石岭下类型”的命名和确切文化内涵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

一般认为“石岭下类型”年代距今约5800年—5400年,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及其支流葫芦河、耤河与西汉水上游地区,中心区域在天水一武山一带(图一一)。比较重要的遗址有师赵村、西山坪、天水罗家沟、大地湾、甘谷灰地儿姑、毛家坪等。基本文化特征是房子为方形、长方形和圆形的半地穴式,内有圆形灶或双联灶窑穴呈圆形和椭圆形。陶窑为横穴窑。 陶质以泥质红陶为主,多呈橙黄色或砖红色,部分陶器的外表饰有一层白陶衣,其次是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等。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划纹、锥刺纹和彩绘,彩绘有几何形纹与动物形纹两种。器形有敛口碗、卷沿盆、侈口细颈瓶、小口平底瓶、彩陶罐、瓶和陶屋模型等。

随着大地湾遗址的发掘和相关课题研究的展开,有学者意识到最初命名的石岭下遗址未见正式发掘资料,确切文化内涵模糊不清,因而提出不宜将大地湾四期以及同类遗存称为石岭下类型,应把甘肃东部的仰韶晚期遗存单独命名为大地湾仰韶晚期,或直接用“大地湾仰韶晚期”替代“石岭下类型”。对此笔者则持不同意见。通常所说的石岭下类型主要分布于天水一武山一带,其年代大致相当于甘肃东部大地湾四期早段,或者是中西部庙底沟类型至马家窑类型之间的过渡阶段,既然是同一类型文化,何以在甘肃东部发展为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常山下层文化,而在中西部发展为马家窑文化,而且几乎同时的大地湾四期晚段遗存和马家窑类型遗存文化面貌差别甚大?二者在天水一武山一带还交错分布?既便用大地湾仰韶晚期替代石岭下类型,问题也同样存在:如果认为石岭下类型等同于大地湾仰韶晚期,那么它就应该归入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常山下层文化序列,因为该发展序列目前在甘肃东部还是比较清楚的,也就不可能发展为马家窑类型,这中间是有矛盾的。因此,有必要对“石岭下类型”重新认识。

我们选择被认为是“石岭下类型”的几个材料相对丰富的遗存进行分析,包括大地湾四期、毛家坪、师赵村四期及傅家门、阳洼坡、大李家坪的有关遗存等,对其文化内涵进行粗略地比较后,不难看出,上述遗存至少可以分为三类。1.大地湾四期早段、大李家坪二期(图一二)、毛家坪石岭下类型遗存及页河子仰韶晚期等遗存基本接近,多为半地穴式建筑,居住面抹有白灰或料壃石,出现地面式建筑。陶质陶色、彩陶花纹图案都相似,出重唇口(或退化重唇)和平沿尖底瓶,彩陶所占比例不大,以弧线三角纹、网格纹等为主,有少量的变体蛙纹,估计是甘青地区蛙纹的最早起源地。页河子和大李家坪二期遗存因地处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的边缘地带,文化面貌呈现出更多的相似性。2.师赵村四期和傅家门石岭下类型(图一三)等遗存可以归为一类,圆形和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尚未发现分间建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流行二次葬及墓坑内摆放大小不等的鹅卵石等习俗。彩陶占一定比例,傅家门遗址约为16%,除条纹、弧线三角纹、网格纹外,变体鸟纹和鲵鱼纹是其特色,有个别彩绘和捏塑结合在一起的人面图案。尖底瓶或平底瓶均以平沿喇叭口占绝对优势。以上两类遗存彩陶以黑彩为主,出现了白色彩绘,并见有内彩。3.阳洼坡石岭下类型遗存,包括红土坡嘴子(图一四)等遗存,具体文化内涵尚不清楚,但就目前所见与甘肃东部同时代遗存明显不同,彩陶不见白色彩绘,圆点、弧线三角纹、斜线纹、垂幛纹常见,尚未发现变体鸟纹、蛙纹、鲵鱼纹、人面纹等。尖底瓶极少,原报告所称的尖底瓶多属庙底沟晚期(原报告阳洼坡遗址图四,18、21;红土坡嘴子遗址图三,6、5、7),或者是小口平底瓶(原报告阳洼坡遗址图四,17、19、22红土坡嘴子遗址图三,8),该地区尖底瓶正逐渐消失。

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通常所说的“石岭下类型”与“大地湾四期文化”不完全相同,后者不能替代前者,作为马家窑类型前身的石岭下类型与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是两回事,已分化为两个序列。青海东部该阶段遗存当属石岭下类型,与天水—武山—带的同类遗存一样,作为马家窑类型来源或早期阶段它们都不具备典型代表性,也都不在马家窑类型分布的中心区域天水—武山—带,还是马家窑类型和大地湾四期晚段交错分布区,文化面貌受到大地湾仰韶晚期的强烈影响。被认为属马家窑类型的傅家门马家窑类型遗存和师赵村五期遗存文化面貌同河惶区典型马家窑类型遗存也有所不同,泥质灰陶呈上升趋势,彩陶衰落,傅家门遗址彩陶约占13%,有尖底瓶及少量的平底器和凹底器。或可推测,典型的“石岭下类型”遗存分布区域不在天水—武山—带,而在渭源及渭源以西的洮河流域。这个地区目前所见均为调查材料,但值得注意的是,被认为是石岭下类型的遗存中基本不出尖底瓶,临洮马家窑——瓦家坪遗址下层出的“尖底瓶”口沿(图一五;原报告图三,13)应为平底瓶,参照大地湾四期遗存,这种颈部带突棱的直颈瓶均为小口平底瓶。

所以,笔者是赞同马家窑文化源于仰韶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在甘青地区发展的一个地方变体这个观点。

三、仰韶文化分化的时代背景及分化机制

甘青地区仰韶文化呈自东向西的扩张趋势,并且随着逐渐西进,分化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离其发祥地越远,时代越晚,其文化面貌的差异性越大。到了半坡晚期类型,甘肃东部发展为以大地湾四期早晚段为代表的大地湾仰韶晚期——常山下层文化序列,而甘肃中西部则形成了以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为始的马家窑文化。这种分化与整个仰韶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分布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当地原本存在的土著文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甘青仰韶文化的前身是老官台文化,主要发现于天水——秦安一带,包括大地湾一期、西山坪一期和师赵村一期等遗存,此地兴盛的彩陶源头最早也可追溯到这里。大约这个阶段青海东部分布着拉乙亥文化,为本地土著文化。进入仰韶文化早期,以六盘山为界,其东的半坡类型遗存文化面貌与陕西境内同类遗存更为接近,其西文化面貌则稍显差异,但无论东西,均以共性为主,都归入半坡类型当无异义。

庙底沟期是仰韶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期,分布面积增大,势力迅速扩张,而且各地区之间文化融合的进程显著加强,整个文化的共性或一体性表现得更为突出。不但整个中原地区庙底沟类型一统天下,其向西已发展到甘肃中部黄河中游、洮河流域及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南边的湖北房县盆地的羊鼻岭遗址是迄今所知分布在汉水流域最南的一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遗存,枣阳雕龙碑遗址也调查发现有少量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片,在大溪文化中心区的黄冈螺蛳山、枝江关庙山、宜都红花套、巫山大溪等遗址也都发现有庙底沟类型文化因素。对东边的大汶口文化影响也比较明显,而大汶口文化对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影响则很小。北边的山西中部、雁北,内蒙古河套东段和河北张家口一带,该阶段遗存也逐渐多起来,内涵亦较丰富。庙底沟期是仰韶文化势力扩张和时代凝聚力表现最强的时期,双唇口尖底瓶、彩陶曲腹盆、钵、弧线圆点勾叶三角所组成的彩陶图案等共性因素成为时代的主流。各地区不同的区域类型遗存虽均有其地方特色,但都不出仰韶文化的范畴,自成一脉(或体系)的当地文化尚未形成,包括仰韶文化边缘区的甘青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

仰韶晚期的时代特点与庙底沟期完全不同,统一局面被打破,分化趋势加强,地方特征突出。此时受周邻文化的影响强烈,原本的扩张势力逐渐衰退,而且边缘地带的文化已从仰韶文化当中分离出来,在随后的发展中自成体系,走上同中原地区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时在渭河流域是半坡晚期类型,晋南豫西为西王村类型,晋中为义井类型,豫中为秦王寨类型,豫北冀南为大司空村类型,而甘青中西部已分化为马家窑文化,内蒙古中南部则形成了“海生不浪文化”。分化的特征不仅表现在这几个类型的划分上,还表现在各类型内部小的区域文化的划分和不同类型或文化的内涵差异上,如甘青地区东部为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中西部则通过石岭下类型发展为马家窑类型,其内部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小的区域类型;东部彩陶衰落,灰陶比例上升,继续延用尖底瓶,中西部则相反,彩陶兴盛,尖底瓶消失。内蒙古中南部此时出现了以小口尖底瓶为主,加上小口双耳鼓腹罐和筒形罐为代表的三个系统文化共同组成的“海生不浪文化”,其下又可划分为“庙子沟类型”、“阿善类型”和“海生不浪类型”。而中原地区的秦王寨类型出有双腹杯和背水壶,很明显是受到大溪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其早期有彩陶饰白衣并饰红、黑两色花纹的作风,显然也是大波口文化影响的结果。大司空村类型陶器中最常见的是圆腹碗、敛口钵、折腹盆和侈口罐,但没有尖底瓶,半坡期这个地区分布的是后岗类型,多鼎,也有豆,到了这个阶段,它的两个近邻秦王寨类型和大汶口文化也多鼎和豆,但大司空村类型基本上没有这两类器物协,后二者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得有学者将其作为已基本从仰韶文化中分离出来的“亚文化”看待这种文化的异化现象,似乎暗示这是一个崇尚文化个性的时代,它不仅同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有关,还可能与时代背景、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或价值取向等有关。

在仰韶文化发展史上,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同处于仰韶文化分布边缘地带的内蒙古中南部和甘青中西部文化发展的道路呈现出几分相似性。首先,相对于中原地区,二者的地理气候环境较为接近,均属大陆性气候,降水量小,无霜期短,地貌由河流谷地、湖泊、高原、台地丘陵、平原及半荒漠地带构成,以农业经济为主,但畜牧业经济也较发达。其次,均没有发现前仰韶文化,但又都有无陶细石器,如青海东部的拉乙亥文化,呼和浩特大窑南山二道沟等细石器遗存,为当地土著文化,且其细石器工艺或多或少地被后来的新石器文化吸收融合,并成为形成地方风格和促成文化分流的一项重要因素。再者,二者史前文化的发展道路有近似之处。同甘肃中西地区一样,内蒙古中南部的早期原始农业文化也是外地传入的。也是在相当于半坡晚期类型阶段,该地区史前文化从仰韶文化中脱胎出来,构成了单独的自成体系一的考古学文化——海生不浪文化,随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老虎山文化。二者仰韶文化的发展和分化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大约都是在仰韶晚期,分别形成了海生不浪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只是前者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更为突出,但生态环境对二者史前文化发展演进的制约作用都表现得较为强烈。此外,与细石器工艺相联系的估计还有经济类型,甚至生活方式的差异,两地区原始农业经济均由仰韶文化传入,在后来的发展中都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畜牧业和狩猎采集业也占相当比重的经济格局,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不尽相同。直至仰韶时代晚期,半地穴式房子都占绝大多数,尚未发现大型地面建筑,但相邻的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和大司空村遗存的地面式建筑占绝对优势,出现大型房屋建筑,且多分间、成排。这种悬殊差别已很难用建筑水平的高低简单解释了,当与适应不同地理环境的居住方式及社会组织结构的差别等有关。

我们认为马家窑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当中分化出来,还有一个论据是甘青地区除仰韶文化外,尚未发现能孕育出马家窑文化的其他考古学文化。马家窑类型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选料精,硬度高,打琢磨兼制,多通体磨光。发现有铜刀,对铜的冶炼已有一定的认识。有比较发达的制铜业,尤其彩陶的绘制,其本身不具备功能上的实用性,多为美观欣赏或表达思想意识、宗教信仰等,不但需要一定的制陶工艺,还必须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文明程度和审美情趣。马家窑类型发现的房址虽多为中小型半地穴式,但如前所述,不一定完全是建筑水平不高的缘故,同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结构也有关。可以说马家窑类型文化发展水平与大地湾仰韶晚期不会相差太远,那就意味着能孕育出该文化的源头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应过低。而且以前所知的拉乙亥文化,下限差不多到仰韶文化早期阶段,仍不见陶器和磨制石器,没有定居性农业,主要从事采集狩猎捕捞业,其发展水平较低,且文化内涵与马家窑文化也相差太大,不可能成为后者的直接源头。类似的情况在内蒙古中南部也同样存在。

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差别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彩陶的兴旺发达,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各自文化源渊不同。西北地区彩陶艺术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随着仰韶文化的发展和扩张,于马家窑文化发展到了顶峰,并且越往西延续时间越长,在河西地区彩陶延续到青铜时代,在新疆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中还发现大量彩陶器皿。这并不是说这些地区的彩陶文化都直接源于马家窑文化,而是想推断在这个以高原、草原、河流谷地、平原台地、戈壁半荒漠区等复杂地形地貌构成的地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植被相对稀疏,古文化经济类型中畜牧业采集经济或半游牧经济比重较大,这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下,人们可能更喜用绚丽的色彩来渲染生活,表达其审美情趣,或喻示其宗教信仰,因而促成了彩陶的源远流长。

源于同一文化,由于所处自然环境和时代不同,在分崩离析的社会大背景下各自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庙底沟二期文化表现得更为突出。半坡晚期类型时渭河上游分布着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从大地湾乙址F901的建筑水平和布局规模来看,已形成了一中心聚落,文化发达程度和社会集团实力似乎要高于东部关中地区。到了庙底沟二期阶段,关中地区发展为泉护二期类型,渭河上游流域则明显分化出常山下层文化,虽然二者都源于仰韶晚期半坡晚期类型,但文化面貌有较大差异,发展方向不同,生产力水平也有高低之别。常山遗址出土农具数量少,器类及型式简单,农业水平较低,不见网坠一类工具及田螺壳等食后残余物,可知无捕捞业,或很不发达;窑洞式的房子则显示了其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居住方式。泉护二期类型遗存农业水平较高,家畜饲养业发达,捕捞业也很活跃,反映出其整个文化发达程度略高于前者。这种差别胡谦盈先生认为与二者所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有关。虽然都是在仰韶文化晚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由于所处地理位置优劣不同,气候环境有别,农业生产条件也不一样,适应自然的生产方式、文化面貌也就有差异。尤其在个性突出、凝聚力减弱的社会背景下,气候突变、自然灾害或人为战争的冲击下,各文化适应自然环境和承受或抵御外部压力的实力与策略不同,文化的分流或异化就容易发生。实际上马家窑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走的也是这种道路。

四、结语

本文的探讨主要是基于现已掌握的材料,提出石岭下类型与大地湾仰韶晚期是两类遗存,不能相互替代。进而从仰韶文化各阶段发展的时代特点和社会背景上,结合内蒙古中南部史前文化的演变机制分析了马家窑文化产生的历史地理原因,阐述了马家窑文化源自仰韶文化这一观点。笔者始终认为甘肃中西部地区典型石岭下类型遗址的正式发掘,确切文化内涵及相关课题的研究,将是解决马家窑文化渊源问题的关键。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考古》2002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