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尊崇到质疑:20世纪20年代留学生形象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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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能力的大小,决不是留学与未留学所能分别的。

当社会赋予留学生厚望、留学生自身也强调责任意识的同时,来自社会以及留学生内部对留学生产生了各种质疑的声音。

就整体而言,留学生在政界的表现不令人满意。1917年2月17日陆徵祥在欧美同学会演讲时告诫留学生:“北京场合如一火炉,最易销耗意志,回国留学生一入其中,鲜不为所镕化……敦勉各学员振刷精神,力袪习染,以‘安身立命’四字为立脚根本。”北京青年会对留学生从政现象的评论:“留学生中固不乏抱爱国爱民之心,负改良政治社会之志者,无奈一入政界,则心志改变,道德学问,日行退步。为自己地位计,为自己利禄计,则不暇顾及国家社会之安危矣。盖北京政界,一洪炉也,其消磨志气堕落道德之能力,实不可思议。”

陆徵祥

将政界比喻成洪炉,留学生身处其中,身不由已被政治裹挟,在民初纷乱的政局中沉沉浮浮。蔡元培期待留学生能兼采各国所长:“凡有一种社会均有镕化能力皆可作火炉观,如英国社会专重阶级,故留英学生多趋政界;德国社会专重军人,故留德学生喜谈战略;法国社会专重民权,故留法学生侈言革命;美国社会专重商务,故留美学生注意贸易;比国社会专重工业,故留比学生竞言制造。中国如能将各种火炉镕合为一方为善学外人。”顾维钧分析了留学生归国后自视过高、不屑小就、忽略小节、不能耐劳、立志不坚等因素导致的“留学生办事失败而受国民攻击之原因”,希望留学生“先国而后家,先社会而后个人”……告诫之声不绝于耳,反映了留学生声誉出现危机。

同时,政界留学生根据国别的不同畛域分明,尤其是留学东洋和西洋学生的矛盾在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经显现:“吾见留学生之入政界者,有英派美派德派法派之分,而尤以东洋派与西洋派为大别。派别既分,猜忌斯起,甚且互相轻鄙、互相倾轧,而祸遂隐中于国家。其实留学者,学其国之学也,归而出其所学以谋国,同为祖国尽力也,焉有所谓国界之分。”岂能“因留学之各异其国,而预存一畛域之心乎?”“回国就事之留学生,有东洋派、西洋派之分,不以学问相号召,而以留学地点分党派,此最离奇之事。”

中央政府中留日学生占三分之二的份额,留日学生众多且彼此援引,引《字林西报》通信社1919年电文中有“留美回国之学生刻被淘汰,不容其置身政界,而留日学生则受优待”之语,“中国政界位置尽为日本留学生占尽,吾侪(指留美生)归国后第一根据地,厥惟敎育界”。虽然语气夸张,但反映了留日生在政界人数众多并排挤其他留学生加入的事实。

不仅在政界,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留学生声望也在下跌:“比年以来,留学生之声望渐跌,社会艳羡留学生之心理渐淡,推其所以,则留学者日众,物之非罕者弗贵,于人亦然。且其学成而返者,未必能得意名场如昔,一也。留学生之学问,往往实不副其名,未必驾本国各学校之学生而上之,伎俩易穷,二也。西方文化,留学生载之而归,多非吾国多易步武,加以良莠不齐,兼有沾染恶俗、怪癖不情,或傲睨其祖国,不可一世,国人则畏而远之,三也。”这是1917年对留学生声望下跌的反思。其时,留学生仍旧是整个社会的宠儿。

20世纪20年代起,社会对留学生的评价发生了转变,质疑、批评的声音与日俱增。“回国留学生成千具万,无所事事,急待安插,此为今日教育上一大问题。”留学生留学以图谋好出身、发展新事业和开拓新见识为目的,由于预备不成熟而徒具虚名、志行不坚定而任意择业、绝乏团体的精神与组织、不考察国内社会的事情而使留学生归国后面临负评。

“今之留学生,志大而价高。入政界则欲一跃而为长官,入商工界则欲一跃而为经理、工程师,此无论国中之长官、经理、工程师为数有限,不能供留学生之求,即果一跃而为长官、经理、工程师,亦止能作傀儡。且无论留学生所学未必高深,即所学高深亦偏于理论而未尝从事于实验。”留学生中“抱一出国则声价十倍之卑劣观念者,实居多数……甚者有高小及中学毕业学生,亦皆海风一帆,遄赴欧美,此等人,于国情既未有深刻之观察;于学问,复鲜具相当之基础。返国以后,其思想辄悖乎国情,其行事更无俾于家邦”。“出洋回国的青年堕落尤甚”,“试看今日之回国学生,毫无团体组织,毫无主张,缺乏牺牲精神,甘居堕落者之多,言之令人伤心痛哭”。

特别是留学生从政的问题更是遭受民众质疑:“旧式的官僚渐渐淘汰完尽了,新添的官僚还是源源不绝。目今最出风头的官僚,大多数属于二十几岁至六十余岁的留学生。客气说一句:中国的官僚政治,就是‘留学生的政治’。”作者也声明:“讥讽留学生变成官僚,不是就是反对他们做官。学工程,学制造的,当然最好不入宦途;学法律,学财政的,政治上的实施不是他们的本分么?所以留学生本其所学,充国家的官吏,是无可辞责的,但是他们不应当官僚化!……留学生把学问当作打开官僚之门的敲门砖,这是最可伤心的。”

是什么原因让留学生在20年代以后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讥讽?这本不应该是本文探讨的问题,然而的确与留学生形象的转变密切相关。

留学问题讨论的起因看似偶然:1923年黎元洪的女儿到美国读书,几家报纸大载特载,其行秘书、会计,前呼后拥,引发邵力子批评,认为“这样的排场用在游学上面,是闹阔,还是出丑?”“但须知今后教育前途的隐忧即在被富人垄断,而教育家的大病也就在媚富嫌贫。”这篇文章被《教育杂志》认为是1923年批评教育问题最早、最痛快的文章。《教育杂志》社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觉得现在中国的留学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界重要问题之一,简直和社会的根本组织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打算把各报章杂志关于批评留学问题的文章择要转载,我们自己如有特别的感想或意见,也拟继续发表;务冀引起国人的注意,也从速矫正这种误谬的现象,而求得较有效能的方法。”《教育杂志》同期转载了邵力子和陈霆锐的两篇评留学问题的文章。在此之后,留学问题成为各大教育杂志非常关注的议题,《东方杂志》《教育与人生》《中华教育界》《新教育评论》等刊物都投入到这场讨论。

黎元洪

《中华教育界》1924年4月刊登了怡怡的文章,直接戳中留学生的要害——留学应该以“学术独立与学术提高”为目的,而留学生往往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从而产生留学生问题:“现在国内的大学校,那(哪)一校不是留学生主政,再调查著名大学教授的履历,留学生最少总在百分之八九十。然而他们最大多数,除了把在留学国教师所教的教科书在讲堂转教学生以外,有几人实际研究,将其心得著成几部不必藏之名山而只可以为大学乃至于作中学的教科书的书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留学生中英文不通、以学问为敲门砖、纯粹的外国化,从而“在社会上留下了许多不良的印象”。在进一步的批评中,怡怡集中论述了留学生对物质生活和学术的负面影响,这导致了社会上多数平民对于新教育之恶感。

评论者探讨了留学生遭致批评的原因:“虽近年来国中文化之灌输,实业之提倡,在在皆为留学生之功绩。然以全局言之,成效实属至微,得不偿失。且因留学所引起之隐忧,关系于‘国性’‘国是’者,正复不少。”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破坏教育之机,养成依赖根性;淘汰国民性,助长纠纷;妄分派别、互相倾轧;日益“洋化”。洋化“即以学校而言,大学固一概西文教授,即中学小学亦视西文之程度以占学校之优良。昔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则一变而为‘西学为体,西学为用’矣。”“如留学西洋者,与留学东洋者,固若视同水火。即留学一国者,亦因学校、地理、前后之不同,亦难合作。观乎留学生所举办之事业,凡可隐然划分为区。社会常视某区为留学某国之地盘。”其分析很有见地。

到1926年,《中华教育界》推出了“留学问题号”,讨论留学问题,介绍留学小史,并评论各国留学问题以供借鉴。留学成为一种“问题”而被关注和讨论,本身就反映了留学教育急需改进、对留学生深表质疑。当然,留学问题讨论更重要的背景在于20世纪20年代学术独立的思潮,在争取学术独立的讨论中,强调国内高等教育学术水平的提高,而留学的目的则要服务于学术独立。

《中华教育界》(1950年1月15日出版)书影

在此之后,舆论对留学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从总的情况来看,20年代以后社会评论留学问题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国家和社会的过失、留学政策的失策和留学生本身的问题。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惜乎政治不清明,社会混乱,不能容纳是项人材,使有志者抑郁无由自见,能者不能展其抱负,此实国家社会之有负于留学生,非留学生之过也。”从留学政策制订的角度,评论者认识到“今后我们国家的放任留学政策,如果不改变,那末将来亡中国的真病,恐怕就是国人之留学狂了!”而本文着重讨论对留学生本身的批评。

1925年孙百急撰文谈《留学生应该做的》,强调留学生“把祖国丢到脑后,请问能否脱得了‘洋奴化’的嫌疑?”1926年常道直批评留学生存在的六个问题:国文程度低劣;不解国情;无大团体精神;士气消沉;对于西洋文明缺乏鉴别力;目光短浅。留学生仅仅注重西文的学习,国文的程度不足以作通顺的书信;留学生不了解国情,从而爱护国家之观念淡薄;留学生除了举止语言外国化外,尤以思想感情外国化产生不良影响。对于留学生没有大团体精神,常道直主要批评了留美生,他专门撰写《留美学生与秘密结社问题》一文在《中华教育界》刊载,批评留美兄弟会,这对20年代社会学、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影响较大。

社会学研究者将兄弟会看作新秘密结社:“在美国的留学生中,他们因袭了中国秘密结社和美国大学中弟兄会的习惯,再加上些引援勾结的动机,就发生了许多的秘密结社,他们再把这些会社从美土移植中华,这在将来或许会成了留学生界的帮会吧!”舒新城在1927年留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近代中国留学史》中,也有“美国学生有秘密组织的兄弟会等,以为回国包揽事业的根据”的责难,这一批评在近代留学史上影响深远,后世在谈到留美学生时,往往引述这句话作为铁证,这是留学生饱受批评最主要的“罪状”,但是由于舒新城结论的武断,这一问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舒新成

面对社会对留学生的评论乃至批评,留学生有着自我认识:有留美生认为社会“属望于留学生者太奢,而责效于留学生者太亟。小试不效辄相诟病,而无始终信赖之诚心。”也有人认为留学生应客观看待:“吾国社会之于留学生,有赞扬崇拜者,有讥嘲鄙视者。吾留学生其毋以赞扬崇拜而自骄,亦不以讥嘲鄙视而自气馁。”

留学生应该树立留学之志:“有志留学者,须知今日之中国,正属需要留学生之时代,中国之种种学识,远不如人。欲图企及之,非留学生莫属也。故强中国,有藉乎种种学识之进步,而进步学识之责,在乎留学生。留学生者,强国之原素也。凡吾学生之爱国者,不可以不留学。”对于留学生遭到的批评,一位即将出国学医的学生谈到:“不管别人的心理是怎样,我应当走我自己的路,对于本身问题,非澈〔彻〕底的研究不可。一方面打算吸收他国的精华,一方面打算介绍母国的文化,就是将来回国,倘若为着生计,赚钱也要光明,方不失学者底人格。对于国家社会,情愿抱牺牲的精神去做。因为新社会应当由我们青年人改造的,这是我的志愿。”

作为留美生,胡先骕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针对学者对留学生的批评做出回应,既有认同的地方,也对“责留学学生亦有一二过苛之处,此处亦稍稍为之辩护。”他认为“美国教育之佳处在注重实习与实验,故留美学生之学工商与科学者,确有相当之学术与经验。”不能全然将留学看作毫无成绩。

1910年代至1920年代,留学生起初被视为拯救社会的力量,而当社会面临种种问题之后,留学生也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之一。社会对留学生的评价忽高忽低,反差巨大,这既是寄予厚望后的失望,也是留学生形象日渐清晰后对其认识更深入的必然结果,并在国内学术独立思潮的背景下增加了对留学生的批评。

晚清民初留学生成立众多的留学生内部团体,从清末成立的寰球中国学生会,1913年成立的欧美同学会,1914年筹划设立的全国留学生联会,到1915年青年会组织留学部,上述团体都以联络留学生内部感情为其宗旨,留学生团体意识的增强反映了留学生对自身形象的重视。

欧美同学会成立之初成员合影

民国初年以后留学生遭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批评,这益发凸显了对留学、对留学生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早在1919年陶履恭就曾提到“假使有人把中国留学生变迁的经过情形详细的叙述一番,成一册极有用的留学史,可以给我们做参考。”

可惜当时还没有人去整理这些材料。在1925年前后各报刊杂志对留学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上,舒新城于1926年完成《近代中国留学史》的写作并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部留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尽管舒新城对留学生提出了批评,但是舒新城认为“无留学生,中国新教育与新文化绝不至有今日……现在教育上的学制课程,商业上之银行公司,工业上之机械制造,无一不是从欧美日本模仿而来,更无一不是假留学生以直接间接传来当然”。客观评价留学和留学生,这是舒新城写作《近代中国留学史》的基础,也标志着留学生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成为研究对象,对留学生理性的研究自此展开

留学问题经过1923年到1926年的讨论,社会对留学生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杜威(John Dewey)自1920年返回美国,1925年在纽约针对中国留美学生所作“中国学生习西学之价值(The Value of ForeignStudies to Chinese Students)”的演讲中,认为“学位仅有商业的价值”,此言“在已经归国或现正在外国以及行将来外国之学生闻之,或竟多数认为不满意”。而杜威的本意则认为留学生不要以追求学位为目的,而要注重个人对于社会之实在的贡献。这一观念经留美生转述回国内,促使国内扭转对于留洋文凭的盲目崇拜。

杜威

到1926年以后,“北伐时期及其后,在政治和社会上,留学生与非留学生的差别是将近泯除了。”1929年翁文灏在清华大学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提出“人才能力的大小,决不是留学与未留学所能分别的”,“拿了一张文凭便以为毕尽了天下的业,不再继续用功,终必至把外国文凭的信用也有一天要破坏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学者逐步从对留学生的迷信中摆脱出来,更加清醒地认识、看待留学生。

与此同时,“一般社会却还是(对留学生)盲从如故。”其盲从的现象,如“上海有许多营业式的学校,登广告招生总要说‘本校聘请欧美留学博士硕士担任教授……’这句话是一种撞骗行为的告白——实在无此类人为教师,只要稍知社会情形的就知道——但他却供给我们许多可研究的资料。这种学校的主持人所以要这样登广告的,其目的在于迎合一般学生的心理而求多收学生。此种广告之效力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人出此而常常出此者,必群众意识中有此崇拜留学生之观念……

其次,有些学校以教师少留学生而起风潮,新校长入校即以聘得若干留学生——如某省某师范——以冀博得学生欢心而压平风潮。这也是推崇留学生的一种表现……此外在社会上稍有表现的人,一般人总以为是留学生……一般人推崇留学生,不仅推崇而已,并把留学生与学问混而为一,所谓留学生即学问之代名词,所以某某大学的教员,非留学生不聘,国文部教师找不着有头衔的留学生,校中人士视为憾事。”“无论政府机关或是学术团体,用人的时候总是对于外国留学生待遇较高,本国毕业生待遇较低;甚至常有人说,某事较为重要必须请一留学生来办,某事关系较轻不妨请国内毕业生去做;昌言不讳视为当然。”“外国毕业的人一来就做教授,本国毕业的人老是做助教,极不容易得到教授的资格。教授与助教之间,好像就是留学与未留学的分别截然相离,地位上相差甚多。”推崇留学生仍然是高等教育和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态度。

有人呼吁不要盲目的崇拜留学生:“我们向社会一般人士,恳切的请愿,你们不要盲目地崇拜偶像,以为顶着硕士博士头衔的留学生,都是专家学者;要知道学问不是等闲得来,在外国吃了几年牛油面包,就会饱学起来,天地间那〔哪〕有此事!你们这个盲从的心理不打紧,但是害了一班青年,以留学为升官发财的捷径”。然而,这种盲目崇拜的心理直至三十年代依然如故:“一直到近年,每逢暑假到了,从沪上各报纸,你总可以看到关于大批留学生出国的消息,烜赫一时:什么某团体某团体招待欢送嘛,什么某机关某机关联合公饯公䜩啰。什么某月日,第几批留学生,多少人,乘某船,由沪放洋啰,某月日,安抵某国啰。间时,又每每可以从报纸读到各年度留学生人数之乐观统计……根据以上记事,至少可以告诉我们说,一般国人对今日之留学,乃是信任的,乐观的,有机会是愿意鼓励与宣扬的;也正可以说是不少人认为留学生的人数是愈多愈好,愈多愈有利。”这一观念与二三十年代对留学生理性的认识并行不悖,反映了社会心理的变化要比学界认知的变化更为缓慢

清末民初诸多留学生文学中,留学生负面形象跃然纸上。虽说其文学形象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外文化冲突、融合的轨迹”,人们也承认文学形象有别于真实状况,却在不断引用这些材料时将文学形象与真实形象混为一谈,当误读扩大,误读就被当作事实,从而对留学史或留学生的认知有明显的否定倾向。因此,厘清其真实形象及其转变脉络,有助于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研究的深入。

留学生照片

晚清时期,留学生社会形象从模糊到清晰,社会逐步接纳了这一新群体。当留学生成为浩浩荡荡奔赴东西洋的大军,当一系列奖励游学毕业生出身和授予官职政策的实施之际,从官方到民间越来越重视这一群体的力量,留学生社会精英的形象成为20世纪初整个社会无可争辩的印记,留学逐渐成为近代社会的焦点之一,社会对留学生寄予厚望。民国初年,社会仍旧赋予留学生群体救治中国衰敝的重任,留学生在政学工商各界都如日中天;留学生也承载了社会及家庭对自身的巨大期许和压力,进一步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然而,民国初年政局的动荡,留学生从政者表现不尽如意,学术独立呼声日渐高涨,留学生自身问题的累积,都使得留学生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的期待,巨大的失望导致留学生遭到大量的批评和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研究者理性地讨论留学生的问题,社会对留学生的盲目崇拜逐渐破除,理性认知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留学生精英者的形象依旧,反观普通民众对留学生仍旧盲从。

在近代社会场域中,留学生形象的变迁反映了社会对留学生接纳、期望、失望、质疑又期待的过程。清末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演变过程中,留学生从社会的边缘走到了舞台的中心。当然,在留学生群体内部,因国别、性别的不同,群体形象也有差异,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本文转自公众号:史学月刊,原文载于《史学月刊》2019年第4期(原文为《晚晴民初留学生社会形象及其演变》,上文选摘了文章后半部分,前半部分请见本号昨日发布内容)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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